壶
贺伊曼
阿来推门而进的时候，正好看见女人把拖鞋甩到男人身上，女人大叫着，离就离，方明鸿你跟我离婚绝对后悔一辈子！
阿来还没反应过来，她从学校骑车回来需要十分钟，十分钟前她刚从班主任办公室走出来。这回期中考试老师按成绩把学生分成一、二、三批，并且分别让各批家长分时段到校开家长会，阿来被分到二批，一路上她尽量骑得缓慢，让自己充分思考如何说服母亲来开这个令她羞愧的二批家长会。可最终还是不多不少用了十分钟到了家门口，阿来有些沮丧，她拖沓着步子走上楼，掏出钥匙开门，接着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男人和女人看到阿来进门后都停顿下来，女人走到沙发跟前气呼呼地坐下了，男人走进卧室锁上门。女人开口道，方晴，你评评理，你爸他多不是个东西，刚才吃饭吃得好好的，他非提起来他那个破茶壶，不就一个破壶，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他还总是提提提。我一说他就站起来拍桌子，还说要离婚。好啊，离就离，我看他离了我还能不能活？
阿来本名叫方晴，平时大家都喊她阿来，只有遇到正事儿的时候才叫她方晴。她想起母亲说的那个茶壶，就是原先放在餐厅架子上的一个样式挺普通的壶，是父亲的司机外出旅游带回来送他的。平时不见他说喜爱，上个月一个母亲的朋友偷偷问母亲讨走后，他突然恨恨地说那是自己最珍爱的收藏。母亲当时就跟他吵了一架，说他叶公好龙只是说说而已，平时根本没见他去摆弄过那些玩意儿。而父亲说母亲将那东西送人根本没和自己商量，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被老婆毫不关心地送走简直是个笑话。阿来觉得很可笑，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一个壶而已，不见得值几个钱，也不见得父亲是真喜爱。可父亲说，那不仅仅是一个壶的问题，它揪出了他和母亲二十年婚姻中的政治问题。
阿来自小对家庭中的纠纷见怪不怪，她无暇去数她见过的大大小小的吵架打架有多少次。小时候可能还会站在吵架的他们面前哭，后来就一直保持沉默。她算过，母亲是1957年生的，属鸡，父亲小母亲1岁，属狗，合起来就是鸡犬不宁。所以她也认命了。只是每次吵架都会牵连到她，这让她无比反感。而今天这场纠纷她没有从头开始看，也就是没有看到真实的起因和经过，所以她决定不妄加推断。她站起身拍拍女人的肩膀，去厨房弄自己的饭菜了。
吃完饭阿来去睡觉，她一直有午睡的习惯。其间听到有人开门出去了，随后女人敲门进来坐在床边说，阿来别睡了，听我说点话。
母亲杨立芬曾经是个老师，在中专学校教计算机。后来学校人员解散到各个单位，她申请离职在家，尽职做家庭主妇。她在当老师的时候是个严厉且蛮横的人，学生都惧怕她，不敢顶撞。包括阿来，自小挨打都是出自她手。如今她离职之后，闲散度日之间已然成为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天与楼下别的主妇们凑桌打麻将到很晚才回家做饭，买菜时讨价还价，连衣衫褴褛的老人都不放过。有几次阿来对她说算了吧算了吧，人家不赚你多少钱，然后她就开始数落着阿来不懂得节省，不知道生活的难处。有时候阿来习惯了这个市井十足的母亲，有时候又怀念那个穿职业装威风凛凛的母亲。她不太了解生活怎么可以把一个女人改变得如此之大，甚至于面目全非。大约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她的坏脾气，还有对阿来各科成绩的执着。
阿来其实很困，昨天晚上为了做完那张该死的数学卷子熬到了半夜。她听到母亲说“阿来别睡了，听我说点话”的时候睁开眼睛，看到了母亲那张神似苦瓜的脸。女人开始絮絮叨叨，这也是阿来预料到的，但她没有再继续睡去，而是精精神神地听女人絮叨。她吃惊于那张除了面对自己失败的成绩单之外也会变得像苦瓜一样的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或许是阿来多年没见，忘记了。女人说起了她和男人恋爱时候的事情。当年在学校，女人曾经是众星捧着的那个月亮，追求者包上面皮可以下好几锅饺子。女人是能干的计算机老师，办事麻利而有魄力，面相端正身材姣好，因此眼光颇高，眼瞅着即将奔三也没挑到顺眼的对象。后来她遇到了这个离过一次婚的男人。男人相貌堂堂，对这位优秀的女同事早有耳闻，几次谈话下来产生好感，于是展开追求。女人也觉得男人不错，但离婚的旧史不可不计较，她害怕学校里的闲言闲语，女人一直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最终她把男人领回家让父母定夺，没想到的是父亲难得爽快地赞同，并催促她早日结婚。再后来她就和他走到一起，没有风花雪夜、花前月下，男人就是阿来的爸爸。
女人说，阿来，年轻的时候你爸苦苦追求我，如今他调动工作以后见到外面花里胡哨的女人太多，慢慢厌倦了我。我知道我老了，但是你看，你看他那个样子，我辛辛苦苦伺候他那么多年，他不领情不说，还非要和我离婚。阿来，你说……
母亲脸上满是不稳定的情绪，阿来看在眼中忽然心生同情。她昔日坚强的、严厉的、硬朗的、啰唆的、世俗的老妈突然变得异常软弱，包括现在出现在阿来面前的表情也是极力隐藏过的。阿来看得出来，她太了解她了。一瞬间阿来想过要把这次被划分到二批的事情告诉她，趁着此时的情绪母亲没准儿会慈悲地原谅她，说不定还愿意去开上一场丢人的家长会。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阿来就觉得自己可笑了——这个时候还在想自己的事。她调整思绪，声音特别冷静地说，妈，我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来判断我爸的对错，我知道你也是想让我了解一些你们当年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夹在你们中间，我不能轻易……
话没说完就被女人打断了。女人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指着阿来说，你的意思是你妈我编故事骗你？啊？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行了，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气呼呼地甩门出去了，结尾不忘加一句，不知道养你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
阿来重新蒙上被子，却睁着眼睛睡不着。她对母亲最后那句话并不耿耿于怀，母亲的说话方式她早已习惯，多少年来都是一样。中伤他人是母亲不自觉的毛病。如今令人头疼的是这种被拉扯的感觉，说得夸张了，有点儿像古代五马分的那具尸。阿来左右两难。阿来想着是不是自己那个“一面之词”的词语用错了，刺激了母亲的自尊。或许也不是。总之她又想到那个壶，顿时觉得恨之入骨。
真是晦气的壶。她骂道。
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女人不在，阿来估计她又打牌去了。她瞟了一眼，男人在里屋看电视，于是自己热饭、洗澡接着上网。女人在的话阿来不这样，她会去看书，只有趁着女人不在家她才敢上网，而男人不管这些。
阿来用余光看到男人朝她走过来，她料到了会这样，于是把聊天窗口关掉开始玩游戏。中午女人的愤怒让她认识到说话要谨慎，她做好了长谈的心理准备。忽然间她发现男人从卧室走到客厅，从客厅走进书房，整个过程像一个漫长的仪式。自己是待要受洗礼的人，而男人是手拿《圣经》的牧师。
男人走过来坐下，看着电脑屏幕问阿来，上网呢？嗯。
看什么呢？随便看看。
男人问了两句便沉默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出去拿了杯子喝水，喝完又回来坐下。
你倒是格外镇定啊。他突然说。阿来“嗯”了一声，眼睛直直盯着电脑屏幕，头也没回。说说你对我和你妈离婚的看法吧。阿来把头转过来看着男人，半晌说，离就离吧，我无所谓。是么？男人很惊讶，那我们离了婚以后你想跟谁？
不是说了我无所谓吗？你真啰唆。阿来不耐烦地说。她又一次用余光观察了他的父亲，她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仿佛能感受到那里有一簇孱弱的火苗正蓄势待发，使她更加不忍直视。
男人站起来走了，他明显有些生气，但过了不久还是又坐回了阿来身边。在那个下午，阿来用余光看见他的父亲来来回回在屋里走来走去，从她身旁站起又坐下，还断断续续说了很多话。很多话阿来已经记不清了，她那时心情忐忑，手上的游戏一直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大脑里飞速地思考着一些别的事情，至于父亲说的话，脑袋里已经塞不下那么多了。但她记得男人和女人提到过同一个故事，她清楚地记得男人说的版本和女人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男人说是女人先对他展开追求的。哦，天哪！阿来想，她怎么会如此幸运地遇上一对魅力无边的父母。但阿来明白，阿来不傻，事实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男人和女人可能只是最平淡无奇地相识，没有任何趣味的那种，甚至可能是经人介绍草草成的婚。
他们连离婚协议都签好了。阿来悲哀地想。她还从没听说过离婚协议可以像写请假条一样便捷，一张稿纸，四个字的台头，不需要正式的表格，当事人双方各自把离婚原因、财产划分写清楚就行。关键还是财产划分，男人和女人在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争执。阿来你想跟谁？他们都这么问。阿来当然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可惜不能一刀劈成两半平分，如果可以的话阿来倒是很乐意的。但是阿来有一些惶恐，表面上男人和女人都是执意想要她，她被抢来抢去像个物件，但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她猜不透，也并不敢细想，想得太清楚只会徒增恐慌。后来女人说她不要阿来了，阿来听了忽然浑身一震打了个寒战，尽管女人偷偷给阿来解释她不是不想要她，而是使了个手段让男人支付阿来的生活费，女人说她依然爱阿来，他们离婚以后阿来还是可以跟她一起过日子的。阿来没说话，她低头想起那个穿职业装威风凛凛的母亲，那个跟菜贩子砍价的母亲，还有那个露出苦瓜似的脸的母亲。
她觉得自己还是喜欢不那么精明的母亲。最后那张写着离婚协议的薄纸静静地躺在阿来的上衣口袋里。男人和女人都觉得由阿来保管比较好，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篡改协议内容。女人说阿来你把协议给收好了，不许让你爸碰，听见没？阿来说好。她把那薄薄一张纸收进抽屉的小纸盒里，纸盒里都是她一直以来收藏的发卡、手表和吊饰，阿来觉得那张纸放进去怎么看都有些滑稽。
后来阿来家里的一些亲戚都来劝男人和女人，他们都说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气忍一忍就过了，何必闹这么大动静要离婚呢？他们让阿来一定要在中间当和事佬，他们说孩子的话往往是最管用的，他们说阿来你怎么这么不孝都不劝劝你爸妈呀？
阿来发现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唯一能表现出来的只有无所畏惧般的冷漠。阿来在夜半无人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回想，短短两天内发生了许多事，许多事让她困惑不解又难以担当，阿来的身体在深夜里溢满了眼泪，一个辗转反侧就能轻易开启一道闸门。阿来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坚不可摧。
再后来，有一天阿来突然发现藏在抽屉的纸盒里的那张离婚协议不见了。
女人跟着阿来去学校开了二批家长会，女人并没有想象中生气，她表现得很平静，还跟阿来说最重要的考试快来了，不要紧张，保持一颗平常心最重要。阿来就是那个晚上发现离婚协议不见了的，她从纸盒里掏出发卡、手表和吊饰，盒底除了几根绑头发的彩色橡皮筋之外空无一物。阿来什么也没说，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呢？她相信那天她把离婚协议放进纸盒里的时候父母都看见了，他们只是装作没看见。后来阿来发现男人和女人开始逐渐进行有关日常的对话，他们从某一天开始不再吵闹，不再提起那只送走的茶壶，他们相敬如宾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男人又会说女人做的菜好吃了。阿来将憋了很久的那句“你们到底还离不离了”塞回肚子里，她知道有些事情还是不说明白为好，等待一切表现正常，她的生活又将回到卷子和书本中去了。
一切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只有阿来心里清楚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一些东西，比如那张藏在抽屉的纸盒里的离婚协议，它曾经出现过，后来又消失了。
冬天里
任晓雯
那天有一场雪。上海的雪起势汹汹，但很快露了怯。黄昏时分，一地雪浆，掺混着烟蒂、纸屑、灰尘团，还有其他难以辨认的垃圾。
张大民抹一把窗上的雾气，说：“好像停了，下去走走吧。”钱秀娟说：“这么冷。”
他们碗里残留着馄饨汤，几缕紫菜悬浮不动。张大民用镶边瓷碗。钱秀娟的碗略小，素白。大碗和小碗，隔着一瓶辣糊酱，静默相对。
张大民说：“可你还要去斯美朵的活动。”“那是上周定的，不知道会下雪。”“那就走走吧，反正都出门了。”“再说吧……等我收完桌子。”
钱秀娟将残汤并入小碗，摞在大碗上。她翻出一截腈纶衫袖管，卡住睡衣袖口。睡裤的棉夹里在她腿间沙沙摩擦。
张大民听见水声、瓷碗碰撞声。他想了想圆圆。此刻，圆圆一定在吃肯德基。空调的热风灌着领口。她会将薯条撒在桌上，用沾满盐粒的指肚蹭沙发套。外婆会捡起她吃剩的鸡翅，将它们啃干净。
钱秀娟擦干手，打开彩妆包，将折叠镜对准窗户。当她低头画眉时，颈纹变深了，绳索似的勒住她。她换上毛料裤子和呢子大衣。张大民穿起羽绒夹克，替她拎好东西。他们默默对视一眼。兵营式老公房，被雪水渍成蛋清色。空调外挂机一只又一只，补丁似的裰在外墙面。各家窗前的晾衣杆，积雪点点撮撮。也有忘收衣服的，裤衩、胸罩和棉毛衫裤，直僵僵地轻晃着。
“我说的吧！”钱秀娟没头没脑了一句。张大民踢起一只铁皮罐，罐子滚停在花坛边。他们渐渐走开，各沿一侧道边。张大民记得，刚搬进公房那年，他们常在晚饭后散步。他和她坐在小花园石凳上，看圆圆玩滑梯。圆圆蹲在梯子顶部，神情严肃地抓挠蚊子块。身后小孩用膝盖推她，她尖叫而下，裙子擦翻起来，露出粉红内裤。他们还光脚走鹅卵石路。排着队，从这头到那头，又走回来。卵石将脚板硌得通红。一次，一条狗叼走张大民的鞋。他追进草丛，踩了一脚狗屎。圆圆笑趴在妈妈腿上。钱秀娟指着他，笑得眼泪汪汪，出不了声。那是五年前，或者六年前，某个少雨的夏天。圆圆在读幼儿园，钱秀娟的父亲尚未生癌，张大民的前列腺还没开始增生。
后来，钱秀娟爱上了跳舞。舞搭子在楼下喊：“秀娟——”她立即扒光米饭，鼓着腮冲出去。他们在街角空地跳舞。空地正中有块钢筋三角，两米高，生着锈，大概算是抽象雕塑。钱秀娟和女人跳，也和男人跳。和男人跳得更多。跳快三时，她的胸脯、腹部、小腿肚，同时抖动起来。她从钢筋三角的竖边穿过来，从斜边绕过去。她戴金戒指、珍珠项链，和一块用红绳穿起的玉。那是她的全部饰品。跳完舞，她冲掉它们沾染的汗水，晾干在五斗橱上。再后来，空地盖起新楼。钱秀娟不再跳舞，也不散步了。
“斯美朵几点的活动？”张大民问。钱秀娟又走几步，道：“时间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