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的寓意与梅兰竹菊的品格
一、以物寓意
花鸟画是以花草树木、禽鸟虫鱼等为描写对象的。除作为图案装饰的以外，大都有一定的含义。《诗经》已开始以花鸟寓人的先例，“写物以附意”。屈原遍咏香草，以比德君子。花鸟画，表面看画的是一只鸟、一丛竹或一枝花等，其实都有寓意。清盛大士说得好：“作诗须有寄托，作画亦然，旅雁孤飞，喻独客之飘零无定也；闲鸥戏水，喻隐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树不见根，喻君子之在野也；杂树峥嵘，寓小人之匿比也；江岸积雨而征帆不归，刺时人驰名逐利也；春雪甫霁而林花乍开，美贤人乘时兴奋也。”【33】北宋官修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早就说过：“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莺凤孔雀，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于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搏击，杨柳梧桐之扶疏风舞，乔柯松柏之岁寒磊落，展玩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以花鸟寓意，大体不外这样几种情况：宣传封建道德观念，以自然物的某些属性暗寓一种人格，孤芳自赏，指桑骂槐，发泄不满和牢骚。
宋徽宗赵佶的某些作品，就是宣传封建道德观念的，如《芙蓉锦鸡图》，画面题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诗的大意是说，深秋的芙蓉（又名拒霜）花开得真茂盛啊，长着高高冠子的野鸡，其羽毛真漂亮啊。已知它具备了五种美德——文武勇仁信，其安闲自在胜过野鸭子。自然形态的野鸡，与儒家的五德，风马牛不相及，赵佶硬把二者拉到一起，花鸟被当做体现某种政治概念的标签。又如，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五日，京城汴梁皇宫端门上空，有一缕白云在飘动，一会儿又有二十只丹顶鹤绕殿飞鸣，其中有两只对止于殿脊两端鸱吻上，很长时间才散去，引来很多围观者。赵佶认为这是国家祥瑞的征兆，特写诗作画以记其事。在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北宋末期，这些举动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以物寓人，也是花鸟画常用的手法。如以松寓人之刚正不阿，以竹寓人之节操持正，以梅寓人之坚贞不移，以兰寓人之孤芳自赏，以菊寓人之品德端正，以荷花寓人之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等等。下举数例。
汉文帝三年，令人于未央宫永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懈豸等五物为鉴戒。【34】屈轶草，又称指佞草，据说奸臣上朝，屈轶草便直指其人，恐不可信。进善旌指一种旗帜。所谓诽谤木，是指专门记载政治得失的桥梁边板柱头，传说尧为了听到不同的意见，以完善政治所采取的措施。敢谏鼓是支在朝堂外的鼓，大臣或百姓有建议或对皇帝有不满的地方，可以击鼓面谏。獬豸指独角羊，专抵奸臣。据说这些东西都是尧舜时代传下来的。画这些东西只是表明汉文帝近贤臣远佞人的决心而已。
唐陆龟蒙得到天台山一道士送来的《怪松图》，松根扎盘于岩穴之内，松上身大数围，高不过四五尺，有若龙盘虎踞壮士囚缚之状，形态怪异。陆龟蒙认为，这是因为生不逢时，长不宜地的结果，“苟肥膺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尽管处于恶劣环境，但松柏的正性不可辱，力与石斗，顽强地生长着。
清代画家郑板桥，以画兰竹著称于世，他常在画面题诗，表白自己的心境。《竹石》画上题诗曰：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又《柱石》一画上题诗曰：
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
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
这些画及诗，实际是郑板桥处世哲学的表露。
以花鸟画发泄牢骚者更不乏其人。明代徐渭是一位突出的代表，他饱尝了官场倾轧之苦，满腹牢骚，因此，他的画嬉笑怒骂无奇不有。如画一颗开了口的石榴果，题诗道：
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
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
用以发泄怀才不遇的怨气。
《荷蟹图》画一只螃蟹穿行芦塘中，上题诗道：
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
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颅。
意思是说，抬眼望去有一个粗野的家伙，但腹中没有什么好货色。天生养就一副别人不大认识的模样，有时倒能碰上好运气，当上大官，横行一时。更有甚者，他在画螃蟹时题诗：“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意思说，这些横行霸道的家伙的下场，应该像董卓一样，肚脐上插上纸捻点天灯。表明作者对横行不法之徒切齿痛恨。徐渭作品的画法大多豪放洒脱，笔墨淋漓，与画面内容相适应，题款多以狂草，如万丈飞瀑，直泻而下。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因国破家亡，昔日的王孙，一变而为落魄遗民。他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仇恨新朝，又不敢公开表露，只好借助绘画转弯抹角地发泄。题名时，故意把“八大山人”四字竖写叠起，又像哭字又像笑字，以示世道逼得他哭笑不得。他的画以险绝冷怪的特有风格，披露了他不甘寂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心情。他画鱼画鸟，都画成白眼向天的样子，似含怨怒之气。画面形象，或画怪石嶙峋，傲然挺立，上呆孤鸟一只，缩颈垂首；或画枯搓一株，鸥鸽蹲立其上，无精打采；或画芦苇叶三五片，随风摇摆，野鸭惊叫不安；或画残荷几团，蓓蕾一朵，孤独无偶？？他的画用笔奔放，形象单纯，气氛萧条冷落，流露出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气和悲凉的情绪。画面虽较少题诗书款，但人们透过画面形象便可体会出画家的心情。
二、梅兰竹菊的品格
中国古代的花鸟画，有相当多的作品是用以描写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元代开始，在画家中几乎没有人不画梅兰竹菊的，而且人各一态，形式手法多种多样。一件作品就是画家人格的表现，内涵丰富，可以给人诸多的启示。
梅兰竹菊题材的作品之所以在元代以后特别流行，既有社会原因，也有绘画本身的原因。社会原因，明代袁宏道有过精辟的分析：
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者所不到奔兢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己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者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唯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35】
除此而外，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自然物的自然属性足以诱发与文人相关的联想，借笔墨以抒情，充分表达其思想。而千百年来花鸟画的发展，为文人画家自由地表现梅兰竹菊准备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技巧。
画史记载，南北朝时已有人画梅花，北宋时画梅形成风气。最著名的是华光寺僧仲仁创墨梅，全不用颜色，只用水墨浅笼深染加以表现。此后扬无咎又以双钩法画梅花，野趣盎然。元明以来，画梅者更多。元王冕的水墨梅花，一变宋人稀疏冷绮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繁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明清画梅者举不胜举，最著名者如刘世儒、沈襄、石涛、金农、汪士慎、李复堂、李方膺、罗聘等。从风格看大体是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两种画风的延续。
兰花入画较梅竹为晚，大概始于唐代，已见于《全唐诗》。郑板桥说苏轼曾画过兰花，而且花中还夹杂荆棘，表示君子能容小人。元初，郑思肖画兰花最著名，寓意也最明确。他坐必向南，以怀念先朝，耻作北面贰臣；画兰不画根，如浮在空中，人问其故，答曰土为番人夺去，我岂肯着地。清人画兰以郑板桥为最著名，他画兰也多存寓意，《题兰竹石寄调一剪梅》云：“几枝修竹几枝兰，不畏春残，不怕秋寒。飘飘远在碧云端，云里湘山，梦里巫山。画工老兴未全删，笔也清闲，墨也斓斑。借君莫作图画看，文里机闲，字里机关。”明确告诉人们，他画兰花是有寓意的。
画竹起于唐，唐玄宗、萧悦、王维、吴道子等都是画竹名手。此后，五代南唐李煜、李颇、李夫人、徐熙，西蜀黄筌父子，宋赵昌、崔白、吴元瑜等，都善画竹。他们画竹，无论着色与否，大都是双勾的。北宋后期，文同、苏轼作墨竹，不用双勾着色，枝干叶均以水墨画，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枝干节叶结构清楚，近于写实。据说此法初创于五代李夫人，她有时夜坐床头，月光下见竹影婆娑，乃于窗纸上摹写之，因创墨竹法。元明清画竹名家辈出，手法上改变文、苏画竹以淡墨为叶背、深墨为叶面的“写实”传统，叶不分向背，取其整体气势而已。金王庭筠、金章宗，元文宗、赵孟夫妇、李衎、柯九思、顾安、吴镇、倪瓒，明王绂、夏昶、宋克、文徵明，清石涛、李复堂、李方膺、金农、罗聘、郑板桥等，都是画竹高手。
菊花入画始于五代，滕昌佑、徐熙、黄筌等都画过菊花。宋人画菊者极少。元代钱选、苏明远、柯九思都画过菊花。明清两代画菊者不多，黄慎偶尔画菊花。
梅兰竹菊入画，是绘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四君子”入画，丰富了美术题材，扩大了审美领域。作为花鸟画一部分的梅兰竹菊，最初属于工艺美术范畴，作为家具或室内装饰纹样。两宋以来，文人画勃兴，绘画的文学性增强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趋势日渐明显，至元代成为画家普遍采取的艺术形式，既便于文人借物寓意，又便于画家充分发挥笔墨趣味的梅兰竹菊，遂成为专门的画题，被画家们反复描写，至今不衰。画家们描写自然物象，从来不是机械地、自然主义地照抄对象，状物是为体情，借物是为寓意。元甘复说得好：“君子意有合焉，故常取以自喻。”【36】画家因自己的处境不同，心情悲欢各异，而取梅兰竹菊不同的自然特点，来抒发个人的情怀。或借梅之早花洁白、傲霜斗雪的风姿，赞美人不畏艰难、洁身自好的品格。或咏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特性，赞誉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的高贵品质。或赞竹之虚其心、实其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的品格，以观君子之德。或因菊之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晔然秀发、傲霜风露的自然特性，隐喻幽人韵士的节操持正等。
画家因阅历不同，审美理想各异，对同一物象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人标物异，物借人灵”【37】。以元代画竹名家来说，高克恭画竹，叶叶小，要比悬崖之竹曲而矫；柯九思画竹，叶叶长，要比姜叶之竹肥而老；李仲宾画竹，叶叶繁，要比桃枝之竹秀而好；倪瓒画竹，叶叶尖，似麻似芦难分晓。“乃知竹本非一类，作者随机夺天巧”【38】。
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作画时的心情不同，追求的意境不同，所画的形象也有许多变化，真可谓是“意懒山无色，心忙水不清”了。如画梅花，忧愁而得之者，则枝疏而槁，花惨而寒；感慨而得之者，枝曲而劲，花逸而迈；愤怒而得之者，枝古而怪，花狂而大。【39】
正因为有上述种种差别变化，所以尽管千百年来历代都有许多画家画梅兰竹菊（其他亦然），但并无雷同之感，而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非常丰富。描写“四君子”之风至今不衰。梅兰竹菊何以会引起画家们的普遍兴趣呢？因为他们本身就富有形式美感，其某些自然特性可以令人联想起人的品格。其次，梅兰竹菊便于发挥笔墨性能，画家的主观感情可以自由抒发，形似障碍小，社会禁忌少。以笔墨之灵，开拓胸次，随所欲而发之，悠然会心，俱成天趣，不必惮精毕至以求形似，规规乎游方之内。欲大欲小，欲长欲短，欲俯欲仰，可以任性处置，不必有所顾忌，从而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使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达到高度的融汇和谐。如元张之翰所云：“人道竹似贤，我道贤似竹；竹非贤不清，贤非竹亦俗。唯有两相值，然后清意足。”“有时要披玩，胸中罗列千琅玕？有时要题咏，笔头风雨秋风寒，不然竹与君兮何相干。”【40】
原载《美术观察》1996年第8期，收入《东方之韵——2003中国水墨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