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调心图》画面鸟虫篆书印文考证
大约在元代传入日本的被认为石恪的《二祖调心图》，一直存在争议。其中该画面一方巨印，尚无人解读，而正确判断这方印，可能对判定该画作者及其真伪，会有些帮助。为此，笔者先对此印的相关情况，略作陈述。
1971年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出版的《原色日本美术》第29集，（石恪《二祖调心图》之上幅）右上部有一方徽宗御府超大型玉玺印文（局部款印一），文义多年未得破解。近来闲读《云麓漫钞》、《梁溪漫志》、《家世旧闻》等宋人笔记，经与之相关记载对照，玉玺文应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9】系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所受八宝中的“传国宝”，原为秦玺，李斯鸟虫篆书，蓝田玉。是否原物，值得怀疑。玉玺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故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10】，甚至不惜伪造，以混淆视听。该画面的印文，边线不够规范，鸟虫鱼篆线条不流畅，为模仿者技术欠佳所致。再看巨型印文下小型朱文印：政和、宣和、建业文房之印三方印文（参见彩图1局部款印一），也不够规范，甚至小印章边线都不直，绝非宫廷高手所为，疑为模仿之作。北宋宫廷专设有“铸印司。篆文官、副篆文官各一人，铸印司工匠三人，造作工匠三十三人”【11】。高手云集的“铸印司”不会造出如此差的官印来。尤其是“建业文房之印”原是南唐玺，安放在画面右下角，雕刻技法很差，也说明绝非原物。但据笔者所接触的古代绘画作品而言，钤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文的作品仅见于这一幅，所以特别值得珍视。徽宗宫廷八宝，在金兵攻陷汴梁后，不知去向。后来不知为何南宋赵彦卫能侥幸见到了元符（哲宗）玺及石刻诸玺文，恰恰就是徽宗八宝，赵将其描模下来，“以证谱家之谬，祛后来之惑，以贻博识者”【12】。
徽宗八宝，特别是源于秦玺的“传国宝”，流传有序。《史记·秦始皇本纪》最早谈到了秦玺，始皇假父长信侯嫪毐，权倾朝野，事无大小皆决于他，两人矛盾越来越大。始皇登基的第九年四月，嫪毐假传始皇御玺及太后玺发动兵变，将欲攻蕲年宫为乱。被始皇发觉，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一举歼灭之。【13】据后人记述，始皇御玺，是由丞相李斯用和氏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14】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15】。秦亡后，汉承秦制，也承受了传国玺。到西汉后期，王莽篡位，他也非常看中传国玺，令王舜逼太后取玺，太后怒，投玺于地，其角小缺。【16】王莽败后，玺被公宾就所得。东汉建武三年（27年）刘盆子将之献与光武帝刘秀。【17】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国玺再易其主，汉献帝迁许，半路为袁术所劫，术死军破，徐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献曹操，曹操虽时为丞相，但也只能交还献帝，自己接受魏王玺。其子曹丕篡汉称帝，才真的获得传国玺。【18】又据《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袁术之前，董卓专权，黄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袁术得知后，乃拘坚夫人而夺之。【19】三国确立后，吴、蜀得不到传国玺，只能自己造，“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20】西晋统一全国后，传国玺再回宫廷，但晋怀帝（307—313年在位）没于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属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遂乱，晋穆帝代，玺乃还天府。【21】经东晋南北朝，至隋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但开皇九年（589年）平江南后得到了真的传国玺，乃改前所得大者名神玺。说明东汉末传国玺失落后，已不知去向，真假混杂流传。隋末战乱，玺再次流传出宫廷，唐建国后，玺又回到宫廷，是否秦物，不得而知，因为“唐高祖李渊得隋禅，亦不言得玺。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始制八宝，各有不同用途。【22】五代战乱，唐所制八宝及流传的伪玺皆亡。后周广顺中（952年）始造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赵匡胤兵变建宋，传其二宝。此后，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真宗又改“皇帝受命”为“皇帝恭承天命之宝”。可见宋宫廷所有玉玺，均为本朝人所制。【23】
那么《二祖调心图》画面出现秦玺鸟虫鱼篆印文，该作何解释？我怀疑是哲宗、徽宗时代，蔡京父子及梁师成等人，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仿造的，为遮人耳目，善于编故事的他们，编造了动人的故事。可巧，元符元年（1098年）春正月甲寅（初五）永兴军咸阳县民段义掘地得古玉玺（是否背后有人指使，也未可知），哲宗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定验以闻。三月丙辰（七日）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称段义所献玉玺是段在五年前于内河南乡刘银村掘土得之。所献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面皆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检文与玺相合，大小不差毫发，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惟德允昌’者，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其虫书鸟迹之法，于今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能作，明矣。今陛下嗣守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者！晋汉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玺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诏礼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详定以闻。有司讨论故实来上，择日祗受，改元曰元符，大赦天下，百僚称贺。”【24】故意编造谎言，其目的不外乎是神化皇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据南宋历史学家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提供，对段义所献“玉玺”，时任御史台主簿的李公麟也参与了鉴定工作：“元符元年五月朔，御殿受传国宝。初，咸阳民段义郊居，因造屋锄地，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甚莹，色正绿。御史台主簿李公麟，以为玺文乃小篆，为鸟鱼状，盖李斯所篆。又云：‘《初学记》云，蓝田之玉如蓝，故谓之蓝田。此真秦宝也。’蔡京等欲以五月朔大朝会受传国玺，上许之。三省未知也，及诏如所许，章惇大骇，然不复敢言，闻者哂之。”【25】看来对文物颇有鉴赏力的李公麟也不得不违心地附会皇帝的意旨，不敢坚持原则。
徽宗登基后，在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大搞“铸九鼎”和“受八宝”的活动，进一步神话皇权，借“元符献玺”故事大做文章。北宋建国之初，诸宝多階石为之，至神宗元丰中诏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玺，而玉时未成。徽宗大观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曡（缪）篆而已，亦水平欠佳。元符献玺，虽经蔡京等考证，说是秦玺，且广为传播，但徽宗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原因不明，也可能是看出了破绽。因自刊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当时蔡京投其所好，令季子蔡脩仿李斯鱼虫篆，刻成小玉玺，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献给徽宗，名曰镇国宝。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二年元日受之。徽宗亲作《八宝记》，大事张扬。【26】其后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诏翻译译出表语，而后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玉者，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你尺寸底，便献上也。”当时传以为笑，久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得于阗玉后，徽宗又制一宝，命蔡京赋其文，“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凡十六字，又命梁师成找睿思殿文字外库人为鸟鱼虫篆，其制作之工，则与秦玺无异，号曰“定命宝”，冠八宝之上，合前八宝为九，下诏，以乾元用九之义。又于政和八年（1118年）元日受之。因两次受宝，故大赦天下。赦文由蔡京自草。【27】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梁，宫廷被劫掠一空，唯受命之宝与定命之宝独存。【28】
但据《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九《为受命宝制作之因诏》所云，镇国、受命二宝，宝而不用，藏置内府。【29】那么《二祖调心图》画面的“受命宝”印文，不可能是徽宗时期加盖的，因为时人见不到。最有可能是南宋宫廷传出，被后人仿造。仿制者手艺不济，所以水平较差。但不管怎样，模本能够流传下来，也足以令后人感到欣慰了。受命宝所用鸟虫鱼龙凤文篆，刻画线条比较柔弱，与流传下来的徽宗双龙玺相较，其水平低下，一看便知。孤立看，我们无法破解，幸好，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提供了线索。他对受命宝的源流详加考证，此处全文引述，以飨读者。
《左传》：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问玺，书而与之。此诸侯大夫称玺也。秦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此天子称玺也。注：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纽，惟其所好。云秦得卞和所献玉，命丞相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王子婴献之高祖，传至平帝。王莽篡位，从元帝王皇后求玺，莽逼取之，后怒投之地，鼻螭一角与足折，至今一角小缺。至东汉献帝出奔，玺则失之。后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故皆云得玺。孙坚以谓得之洛阳甄官井，袁术拘坚夫人吴氏取之不获。荆州刺史以谓得之袁氏，送之许昌，魏太祖于其侧又刻小篆曰：“魏所受汉传国玺。”晋受禅，不闻得玺。五胡乱华，往往窃造。魏太武始光七年夏四月，毁邺城五层浮图，云于泥像中得玉玺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则知此玺乃元魏时为之，比人不知考。曹操虽为汉丞相，至子丕方受汉禅，不应操于为丞相时，先取其宝，刻云“魏所受汉传国玺”，其理甚明。元魏但欲以为魏有国之符，而又玺上立一雀，形状不古，则知董卓之乱，焚烧宫室，帝出奔，此玺已亡。至唐高祖得隋禅，亦不言得玺。太宗贞观十六年，始刻受命玺，白玉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详其文即是依仿秦玺为之。长寿二年改玉玺为宝。神龙元年，复为玺。天宝十载，制八宝。五代之乱，清泰之亡，累朝宝玉，秉畀炎火，故耶律德光入汴求玺，少帝云：“先帝受命，旋令玉工制造。”则知后来所造伪玺，亦皆亡矣。崔谱又云：“秦玺两面皆有文。”不知何据，文如前。周广顺中始造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太祖受命，传其二宝。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环；玉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三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饰以金环，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帕，纳于小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钿石、珊瑚、玛瑙；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帕，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朝会陈于御座前，大礼则列于仗。真宗又改“皇帝受命”为“皇帝恭承天命之宝”。元符元年正月甲寅，永兴军咸阳县民段义掘地得古玉印，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定验以闻。三月丙辰，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奉敕讲议定验咸阳民段义所献玉玺，义称：绍圣三年十二月，内河南乡刘银村掘土得之。臣等按，所献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皆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检文，与玺相合，大小不差毫发，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魏书》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夏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邺城毁五级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30】“惟德允昌”者，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其虫书鸟迹之法，于今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能作，明矣。今陛下嗣守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乎？晋汉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嗣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实行。“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有司讨论故实来上，择日祗受，改元曰元符，大赦天下，百僚称贺。”《国史补》：“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階石为之。元丰中诏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玺，而玉时未成。大观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曡篆而已，亦不大良。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实秦玺，乃蓝田玉，李斯之鱼篆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独得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传，考验其详，传于世上。独取其文，而黜而不用，因自刊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时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者，上又以其文仿李斯鱼虫篆作宝，大将五寸，为螭纽。盖鲁公（蔡京）命季兄【31】脩以意敩之。《受宝记》言‘有以古篆进’者，谓是也。名为镇国宝，与受命宝为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二年元日受之，上自为之记焉。”鱼虫篆者，始于李斯，以古帝之瑞，若所谓黄帝之大螾，有虞氏之凤凰，周之赤乌白鱼，杂肖其形而为之篆尔。其后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学士院召译者出表语，而后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四方五百国；五百国絛、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玉者，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久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宝，亦螭纽，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和太和，万寿无疆。”凡十六字，实命鲁公赋其文，篆亦鱼虫，然韵颇不古，乃梁师成所主，命睿思殿文字外库人为之，不知为何人书也。至于制作之工，则几于秦玺矣。其宝大九寸，有检，亦九寸，古人所无，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九，下诏，以乾元用九焉。又于政和八年元日受之，凡两受宝，皆赦天下。上曰：“八宝者，国之神器也。”至于“定命宝”乃我受命所自制者也。居常赦文前后皆翰林学士主之，其间事目与行文，乃中书门下诸房排定进呈，独大观赦文乃鲁公（蔡京）多自草，故异于常赦。靖康之变，悉不存。隆祐太后遣孟忠厚以“大宋之宝”奉迎高宗。本朝故事，虽存前代之制，常所用曰“书昭之宝”，诏书则用之；“御书之宝”，宸翰则用之；“御前之宝”，宣命缄封则用之；奏钞则用“天下合同之宝”；祭祀则用“皇帝恭承天命之宝”，六。谨按《汉官仪》，天子不佩玺，侍中组负以从。秦以前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徐璆传》：“献帝迁许，璆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还许，上之。司徒赵温谓曰：‘君遭大难，犹存此邪？’璆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吴书》亦云：“方围四寸。”则知秦玺方寸耳。后之玺大若此，其为伪无疑，后世转相仿效，不胜其繁。善乎，昌黎子之言曰：“若传国玺，狂嬴贼斯，童心侈意而为之。”又曰：“卞玉之玺，何代而不传，何伪而不得？”旨哉！噫！圣人大宝曰位，苟能畏天修己，不以富贵无敌为乐，而以勤俭保邦为务，皇天眷作，神器永归，奚用泥于得秦玺哉！享国之久，莫过三代，初未闻凭借于无情之金也，偶得元符玺，又并石刻诸玺，文模于前，以证诸谱家之谬，祛后来之惑，以贻博识者云。【32】
早在北宋初年，郑文宝（952—1012年）已指出，所谓秦玺已毁于南北朝战乱。其所作《玉玺记》曰：“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指西晋永嘉年间即308年八王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东晋穆帝永和元年即345年）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396年），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33】从郑文宝的阅历来看，他的记载是可信的。郑文宝，字仲贤，宁化（今福建宁化）人，一说襄城人。仕南唐至校书郎。入宋登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第，选大理评事、知梓州录事参军事。召试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颍州。授陕西转运副使，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十二次，晓达番情，习其语。其后屡任陕西、河东、京西转运使，官至兵部侍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卒。能为诗，善篆书。有《江表志》、《江南近事》、《南唐近世》等著作传世。《宋史》卷二七七有传。
现代著名学者容庚先生所著《鸟书考》一文，详述鸟书源流，其中第九节明言所谓秦玺为伪印：“伪秦玺一方。尚有一伪物足记者，乃秦玺也。薛尚功《彝器款识》所藏凡二，其一文云：‘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其二文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乃鸟虫书也，薛氏所录，一向巨源传本，二蔡仲平传本，方市尺三寸四分，二者笔画微异，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所录一博陵崔逢《传国玺谱》内所载玺二，二元符所得玺，三魏玺，四碑本二，惟元符玺为鸟书，然与薛氏本亦微异。考《宋史·哲宗本纪》（卷十八）：元符元年（1098年）三月乙丑，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辨验段义所献玉玺，定议以闻。五月戊申朔，御大庆殿受天授传国玺，癸丑，受宝恭谢景灵宫，庚申，诏献宝人段义为右班殿直，赐绢二百匹，《云麓漫钞》所记尤详（见前，此略）。”“此玺实伪制，故越氏复辨之曰：‘谨按《汉官仪》，天子不佩玺，侍中负组以从。秦以前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徐璆传》（见《后汉书》卷七八）：献帝迁许，璆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还许，上之。司徒越温谓曰：‘君遭大难，犹存此邪？’璆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吴书》亦云，方围四寸，则知秦玺方寸耳。后之玺大若此，其为伪无疑。”容先生谓：“宋代君臣，侈言祥瑞，真宗深以澶渊之盟之辱，尝怏怏不乐，王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稀世绝轮之事，乃可耳。’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宋史纪事本末·封禅书》蔡京之秦玺，等于王钦若之天书，皆人为之瑞也，赵氏从制度上之大小辨其伪，以‘证谱家之谬，袪后来之惑’，其言至确。明沈德符著《秦玺始末》，记载更详，其旨在辨传国玺之不足宝。然此可窥见宋人思想上之鸟书，故附录之。余于一九三四年作《鸟书考》，一九三五年作《鸟书考补正》，一九三八年作《鸟书三考》，均载于《燕京学报》，兹续有所见，合三篇而成此文。摹本多商承祚、曾畏两君见贻，敬申谢意。一九六四年一月。”【34】
因为传国玺事关国家政权，故历代统治者都想拿它来做文章。金灭北宋，大肆烧杀抢掠，汴京财宝席卷而北，其中皇宫的“玉宝”几乎全部抢走。《金史》卷三一《礼志四》有关“玉宝”条记述道：
获于宋者，玉宝十五，金宝七、印一，金涂银宝五。玉宝：受命宝一，咸阳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相传为秦玺，白玉盖，螭钮；传国宝一，螭钮；镇国宝一，二面并碧色，文曰“承天休，延万亿，永无极”；又受命宝一，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子之宝一；天子信宝一；天子行宝一；皇帝之宝一；皇帝信宝一；皇帝行宝一；皇帝恭应天命之宝一，皆四寸八分，螭钮。御书之宝二，一龙钮，一螭钮；宣和殿宝一，螭钮。金宝并印：天下同文之宝一，龙钮；御前之宝二；御书之宝一；宣和殿宝一；皇后之宝一；皇太子宝一，龟钮；皇太子妃印一，龟钮；金涂银宝：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一，天下合同之宝一，御前之宝一，御前錫赐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外有宋内府图书印三十八：“内府图书之印”一，“御书”一，“御笔”一，“御画”一，“御书玉宝”一，“天子万年”一，“天子万寿”一，“龟龙上珍”一，“河洛元瑙”二，“云汉之章”一，“奎璧之文”一，“华国之瑙”一，“大观中秘”一，“大观宝箓”一，“政和”二，“宣和”三，“宣和御览”一，“宣和中秘”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宝”一，“宣和书宝”二，“宣和画宝”一，“长乐未央”一，古文二，“封”四，共三十五面，并玉。“封”字一，“御画”一，二面并玛瑙。“政和御笔”一，系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35】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八日，世祖晏驾。当月三十日，成宗即将登基，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告知，太师国王木梨华之孙拾得家道败落，九岁的儿子病重急需用钱，便取出自己家中珍藏的玉印出售，因拾得不认识玉印上的文字，便命御史崔彧辨识，崔仔细辨识出八字印文中有寿字和命字，心益惊骇，急召监察御史杨桓一起辨识，后判定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印质地色青绿而玄，光彩夺目，应为传国玺。杨桓便以御史中承崔彧的名义给朝廷写了一道“进传国玺笺”，详述其流传始末，最后云徽宗朝所有玉玺包括传国御玺，均被金人掠走，“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明矣”（南宋人说传国玺独存于南宋）。看来是各说各话。【36】元朝当事人之一的崔彧《进传国玺牋》详述此事，但最后说：
今高四寸六分，四边龟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原其所由，未详厥始，以信斯言之当别是一玺，非今传国玺也，此又不可不辨。【37】
元代另一位见证人王恽（1227—1304年）《传国玉玺记》也详细记载了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辛巳”得传国玉玺的经过。此文特别值得的注意之处，是提到了与金朝的关系，“臣恽复考其近而明见者，按金《集礼》云：‘玉玺一十五面，俱得之于宋内，受天玺者，宋绍圣间得之咸阳段氏。’当时命礼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验，实系汉前传玺，遂以礼祗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进，其文章、制度、玉色，校《集礼》所载，即此玺也。”但王文未标明玺文是哪八个字。【38】明王左在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详细记载了传国玺的流传情况。明清两代皇帝对所谓传国玺不再感兴趣。明沈德符云：
本朝初无心秦物，而弘治十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奏：鄠县民毛志学得一玺，广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弘治皇帝将之下到礼部，让大臣们判断。当时的礼部尚书傅文穆瀚早已猜透皇帝的心思，说这是后人模仿秦玺所刻，断非真物。姑宜藏之内府，弘治帝恩准。朝廷仅赏毛志学银五两，抚臣等分文不给。实际等于警告群臣，不要做这种无谓之事。沈德符进一步解释说，秦玺只四寸，即雍州玺，若元杨桓所献亦止四寸，而毛所献者，大至一尺四寸，其伪不待辨。“圣主之明察，礼臣之持正，胜宋元符君臣万万矣。”【39】对元朝得传国玺事，沈亦提出质疑，详见野获编补遗卷四《秦玺始末》。
乾隆皇帝对所谓传国玺则更不屑一顾，《御制宝谱序》云：
国朝受天命，采石制为玺。掌以内阁，承收以宫殿监正。袭以重盝，承以髹几。设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其质有玉、有金、有旃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有盘龙，有蹲龙。其文，自太宗文皇帝以前专用国书，既乃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至谓“皇帝奉天之宝即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圣节宫中告天青词则用之”，此语尤诞谬。大祀遵古礼用助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或道箓祝釐时一行之，亦不过偶存其教耳，未尝命文臣为青词，亦未尝用宝。且此玺孰非世世传守，而专以一宝为传国玺，亦不经。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曾请旨取裁，只沿明时内监所书册档，承讹袭谬，遂至于此。甚矣记载之难也。且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法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独玉质莹洁如截肪，方得黍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问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濬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文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
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军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诚能勤修令德，系属人心，则言传号涣，万里奔走，珍非和璧，制不龙螭，篆非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为神明？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40】
乾隆说得很对，早在北宋初，郑文宝（953—1013年）《玉玺记》就指出：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亡之则久矣。【41】
补记
近日翻阅北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有云：“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家有澄心堂书目，才二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后有主者，皆牙校也。”【42】难道《二祖调心图》画面上的“建业文房之印”是赵彦若的私家收藏印？按，赵彦若系宋魏王德芳之后，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三祖下宗室数》载，魏王后人按名字中间一字顺序为：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排列。彦若《宋史》无传，故难知其详。按陈师道（1053—1102年）所记，赵彦若应该是一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