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 从汶川地震看政府、媒介和受众：互动和平衡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汶川地震不仅是一次突发事件，更是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媒介、受众这三方形成共生体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媒介、受众在一个开放的平台内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和互动。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回顾这次地震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政府、媒介、受众的互动在推动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以及促使自身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熟，以及对今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更新都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汶川地震中的政府、媒介、受众
（一）汶川地震——一次危机传播
汶川地震是一次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危机事件指的是“自然或人为发生的，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引起思想波动的事件”，它以“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引起情绪化的反应”为标志。【1】危机传播有着传播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传播学的角度简单地说，“危机传播是指危机前后及其事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2】。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是指在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中，以新闻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为中介，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传递与沟通行为。【3】这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模式，政府、媒介、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是其主要的变量，它们共同参与，形成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
（二）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
当灾难出现，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出现大面积社会恐慌和民众恐惧，以及社会情绪的低落和紧张。此时，政府作为主体之一，责无旁贷，它最主要的任务是新闻发布和信息控制。
在一场危机中，政府反应的快慢往往能决定整个过程乃至结果。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得到消息的温家宝总理在2小时内即决定立刻搭乘专机奔赴灾区，在当晚7时许到达成都随后直接乘车前往震中地区，晚8时许到达都江堰。由于地震造成前往震中汶川的道路已经中断，温总理率领指挥部在都江堰就地搭建的帐篷里开展工作。14日下午，当第一批空降勇士成功着陆汶川的消息传来，温总理又在第一时间搭乘直升机直飞汶川。72小时之内，温总理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指引生命和希望的精神旗帜。与此同时，救援部队第一时间聚集灾区，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迅速公布了地震烈度、伤亡人数、救灾进度等重要信息，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有效地减少了谣言的散布和流传。这一次，谣言被甩在了后面。此外，国家领导温总理充当了特殊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通过权威人物、权威信息的公布，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灾难的情况，没有出现大面积恐慌和谣言，一方面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赢得了宝贵的救灾时机。
不仅在速度上，最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危机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程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改变。正如，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
“公开”与“开放”成为汶川地震中最亮眼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10多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这被媒体解读为“阳光政府”的又一重大举措。此条例的诞生起初源于2003年“非典”危机，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政府对危机信息的公开经历了从封锁闭塞到相对开放的过程，那么汶川地震中，危机信息的透明、公开、及时的发布，使政府从一开始就摆出了让事实说话和站在了信息发布最前端的明确态度。
另一个不能不说的转变在于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上。截至5月23日，共有500多名境外媒体记者、上千名境内记者在灾区采访，报道的地点和对象也基本没有限制。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4】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突发危机时政府总是严格禁止记者进入采访和报道，对报道方式和内容也严加限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完全没有限制和管制，只是在方式上已有太多的不同。不但是对国内媒体，对国外媒体也允许进入地震灾区报道。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积极开放的态度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广泛的赞誉，甚至历来对中国政府苛刻的西方主流媒体也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郑永年撰文说：此次中国政府的救灾表现，确实“感动了世界”，让西方媒体感觉中国政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政府。【5】《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14日报道甚至表示：中国政府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出的媒体应对能力比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部时美国政府的表现更出色。【6】
（三）媒介事件中的媒介角色
对媒介来说，汶川地震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媒介事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杰伟在5月19日的文章《四川地震与媒介事件》中指出，“在媒介事件之中，媒介成为整合大众关系的平台，人数之多往往史无前例，而这种大整合的现象，真正罕有地让各方政治力量争取大众认同，媒介事件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重要性亦在于此。”【7】媒介通过新闻报道在政府和受众之间建立联系，是社会媒介的重要职责。一方面，媒介代表公众时刻关注和监视着地震发生和抗震救灾的进展，另一方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政府的声音，树立政府形象，起着传达上情、联系下情的枢纽作用。
面对突然发生的灾难事件，媒体的反应和表现能力最能反映其自身实力。在这场灾难中，中国媒体的表现尽管也有瑕疵，但更多的是令人惊喜的表现。第一时间及时报道，全天候、全覆盖连续报道，多种媒体联合作战是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特征。
传统媒介中，电视成为当之无愧的“媒介之王”。电视直播，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全天候的直播是全国乃至世界获取地震信息最主要的来源。
纸质媒介包括报纸和杂志，以其一贯深刻性和思考性建构着新闻的意义。除了大量地报道地震新闻外，许多报纸在地震发生后即调整版面表示哀悼。深度报道、综合报道和图片报道是报纸的主要手段和优势。
广播，这个几乎已被现代人遗忘的传统媒介在灾难中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地震发生后，当电力、通讯、道路等全部中断，灾区当地的人民既看不到电视和报纸，也上不了网络，在这种极端封闭的情况下，电波成为灾区传递信息最快捷、迅速、安全的手段。很多灾区民众还通过广播与家人朋友互通平安消息。中央电台中国之声在当晚7时推出《汶川紧急救援》节目。抗震救灾的实践再次证明，在国家应急体系中，广播确实不可或缺。领导指挥，电波传递，干扰小、成本低、通讯即时，正是当前抗震救灾的最大需要。
和传统媒介相比，网络媒介和新媒介的作用十分独特。在时效性方面，网络无疑是最快的媒介，以往的重大新闻总是最先出现在网络上。5月12日14点46分，在尚未确定震中和震级的情况下，国家通讯社新华网就发出第一则地震报道。此后各大网站都组建了全方位的报道团队24小时发出汶川地震的新闻和讯息，并且和电视、报纸和广播进行合作，扩大传播效果。在地震中，手机用户不仅通过语音、短信的方式彼此传递新闻和信息，大量网站也通过手机报的形式进行传播，充分显示了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的广泛性。
在灾难中，不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在同一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聚焦着同一个主题，再现和互动着这场危机中的方方面面，起到了稳定社会情绪，凝聚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作用。学者蔡志强分析在这次地震中媒介所发挥的几大功能时，就认为这其中包括：“有效沟通信息，提供事件真相”，“积极引导舆论，保障社会参与”，“维护基本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同时指出在这次地震中媒介还发挥了新的作用：“对人的价值的维护”，“培育社会在灾难面前的能力”以及“新时期治理框架提出媒介新的功能”。【8】
（四）突发灾难中的受众反应
危机传播中的受众是整个传播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直接参与着信息在社会中的循环。地震发生后，受众面对如此大的灾难，震惊过后第一反应就是通过媒体寻找和关注有关灾难的信息。有的是通过电视观看，或是通过搜索各大门户网站，甚至是通过个人手机短信。学者明安香曾提出过危机“酵母效应”的理论，指的是“在重大的危机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公众往往对危机事件的信息需求会突然地急剧增长，对危机事件的信息需求极为迫切，对危机信息的需求会极为渴求。迫切是指希望知道关于危机信息越早越好，渴求是指希望知道危及信息的越充分越好”。【9】受众在地震中形成的社会舆论，最终汇集成的社会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和影响着整个灾难势态的发展。这其中积极的因素是随之产生的强大的社会动员效果，消极的因素是谣言和批评。
在通过媒介看到地震灾区的惨景，看到中国政府迅速有效的救援行动之后，在民族危难的感召之下，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行动力。举国上下，大到企业，小到个人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更有许多民间组织自发奔赴灾区参与救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万众一心救灾重建的决心。
以往每当有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总有大量谣言伴随而来，扰乱民心和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而这次因为政府的迅速反应，采取透明公开的信息政策，使得在整个过程中并未出现造成恶果的大量谣言，或是一经出现即被媒介和政府联合辟谣。社会舆论被牢牢地控制住并朝着齐心抗震救灾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如此一致对外的情绪下，也出现了某些危险的因素。如“捐款门事件”，在网络上就企业、社会名人和明星的捐款数额进行排名比较，制造舆论压力，即所谓的“道德勒索”。争议最大、关注度最高的王石和万科集团，最终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表示道歉并追加捐款。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公民社会，民众的情绪并不等同于民意，更不等同于正义，媒体的独立报道权不应该受到政府的管制，同样也不应该受到民众情绪的管制。【10】
二、政府、媒介、受众：互动与平衡
大众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发挥着信息沟通、舆论引导、心理救助、危机记录等功能，完成其环境守望和沟通桥梁的作用。在社会危机中，称职的媒介必须在政府和受众之间构筑一个畅通的信息桥梁，作为政府和受众的中介，媒介需要促成自身与政府、受众的动态平衡，形成良性互动和发展。
（一）政府与媒介
在汶川地震这场危机事件中，媒介是传播主体，政府是信息源和管理者。政府对外界发布消息、公布灾情都要通过大众媒介来完成。两者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以往，我国政府遇到重大灾难事件的新闻发布主要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对灾难事件发布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其中大多由与灾难事件有关部门发布，再通过媒体报道出去。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宣传组专门负责收集各种信息，协调媒体采访等工作。四川等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也设立了宣传组。奔赴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众多媒体记者，随时可以在这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寻求各种采访帮助。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新闻办每天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每天都有大量权威的信息发布。【11】
在因受灾难而惊恐的大众眼中，主流媒体上所展现的“媒介环境”就代表了政府的一举一动。当中央电视台连续昼夜直播中屡屡出现温总理在灾区忧患的身影，解放军、武警战士在灾区大地上紧张救人的场景，人们由此而相信这确实是一个可以信赖和负责的政府。因为媒介与政府的紧密配合，充分而开放的报道，消除了谣言和恐慌，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和媒体因此而掌握住了话语权。因此建立完整的新闻发布制度，实现政府和媒介的良性互动，是危机传播中的重要一环。政府以这种开放透明的政策应对境内外媒体，保证媒体每天获取充足、权威的新闻信息，牢牢掌握话语权；中国政府在展现开放的危机传播姿态的同时，也让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12】
在公共危机中，谣言一般都会从网络发生和传播。并且因网络媒介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政府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在过去的“非典”危机、松花江水污染危机等事件中都带来恶劣影响。在这次地震中，媒介与政府携手遏制谣言，创造了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为清除网上虚假信息、谣言、臆测，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以实际行动保证抗震救灾工作顺利开展，由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网、阳光中国、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国台湾网、中青在线、中国广播网、中国经济网、中青网、千龙网、中国机构网、文新传媒、百度、搜狐、新浪网、腾讯网、网易、中华网、TOM、华声在线等23家网站共同倡议发起“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杜绝虚假信息，共建诚信网络’”诚信自律行动。活动上线第一天，响应网站就超过了200家，“我承诺不传谣、不信谣”网民签名活动和中国200家网站发起“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联合大行动，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危机传播，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支持。网络媒介和政府的通力合作真正做到了令谣言在这次地震中无处生根。
（二）政府与受众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实行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信息透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此次大地震虽然波及面甚广，损失极为惨重，但从地震初期开始民心就相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可见信息透明并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反而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谣言的传播。对政府来说，最好的方法绝不是“封堵”，而是“疏导”。这在此次地震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汶川地震这场危机中，无论政府和媒介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强烈的信息需求驱使受众从最初不知所措的心理恐慌转而参与到积极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来。这种参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于信息的主动获取和对于信息的传播，也就是说，在汶川地震这场危机传播中，受众既是危机信息的接收方，也是危机信息的传播方。
政府及时发布消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例如，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谣言即出，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的短信在市民手机中迅速传播，重庆网上传言晚上会有余震，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了辟谣；5月14日，救援部队有关负责人指出，“网上流传的空降汶川伞兵死亡4人、失踪10人纯属谣言！”等等。政府这些及时的辟谣信息使得谣言不攻自破，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13】
让我们来看看地震中的政府与受众充分交流的实际效果。5月14日，四川女孩张琪在百度地震吧和QQ群里发表帖子提供合适的空降地点，帖子经过近2000次的转载后被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所采纳。网友由此呼吁灾难时刻让帖子、QQ成为继前线后抗震救灾的又一条爱心通道。5月16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建议设立“国家哀悼日”的文章，其内容包涵为大地震死难者降半旗、鸣笛，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并在文中请求国家有关机构发布公告予以宣布。一时间网友支持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许多网友发帖表示：“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个倡议！这是对死难者的尊重与哀悼，是对5·12灾难的永恒记忆！”而这一呼吁最终被国务院采纳。这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充分关注。
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树立了整个政府乃至国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大大加强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和受众的沟通互动，结果是政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整个社会都参与到这场抗震救灾中来。在灾难中，政府最大的优势是有能力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这种舆论的支持最终转换成为实际的行动力。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其意义还在于，培育了受众在灾难中的自我管理和民主参与，为推动社会民主和公民社会而打造“有限政府”和“公民本位”的意识。
从汶川地震中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与受众之间理想的交流模式应该是双向对称的，政府尊重受众的信息需求，受众理解政府，政府与受众交流并从反馈信息中获取当下的舆论方向，也能寻找切中要害的传播手段。
（三）媒介与受众
由于媒介的全方位介入和积极合理的引导，导致在这场地震中的受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克制和对他人的关爱。受众对大众媒介有依赖性。这种依赖并不是指媒介传递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而是受众在接受信息方面被媒介的议程设置所左右。
地震发生后，媒介第一时间告诉受众发生了什么。媒介建构着人们所处的环境，影响人们对危机和信息的判断。因危机的高度破坏性，天然地会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激起公众的兴奋情绪。媒介通过议程设置传达给受众政府信息和灾难新闻，以达到稳定社会情绪的目的，同时导向正确的社会舆论，稳定民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激发公众情绪达到在危机传播中的基调统一，便于政府调控和指挥。
在媒介报道的影响下，5月13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全国捐赠总额即高达12亿元；10万救援人员投入四川灾区，无数志愿者快速集合，随着媒介对灾区报道的逐步深入，全国掀起了抗震救灾的捐赠高潮，到5月20日，捐赠总额迅速达到了139.25亿元；5月26日，全国捐赠总额达到308.76亿元；截至6月6日，全国捐赠总额高达438.06亿元，各级政府共投入救灾资金232.15亿元。【14】
然而，由于职业素养不足等原因，地震中媒介在灾难报道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以职业伦理问题最为突出。例如，不少记者为达到新闻效果而反复追问受灾者的感受，更有为了抢得第一手的新闻而不顾现场情况的危险阻碍了救援人员的工作。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还在于，媒体报道多的，能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包括救援物资、志愿者队伍，也包括更多记者，就能前后赶来。相反，没有媒体报道的灾区，它很可能就会在轰轰烈烈的救灾活动中，被“冷落”甚至“遗忘”。【15】
（四）制衡中的动态平衡
灾难危机中政府、媒介和受众其各自的表现，是一个信息交流乃至互相博弈的过程。在这场重大灾难中，政府对危机的治理效果，与公共利益、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都直接相关。政府要想挽救危机，落脚点必定是将公共利益损失减少到最低，社会舆论才能平衡，社会才将和谐。媒介既作为政府的“喉舌”，配合帮助政府完成危机传播，也作为“雷达”为社会监测环境，对社会公众负责；政府既是媒介的领导者，对媒介进行管制，也要依靠媒介发布危机信息，完成社会动员；受众既被动接收来自媒介和政府的信息，同时也主动发出“声音”，以不同的方式传递信息，形成社会舆论和社会情绪，给媒介以反馈，给政府以压力。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媒介、受众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信息在政府、媒介、受众之间流动，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同时也传递压力和相互影响，从而使三者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政府、媒介、受众三方互动的结果是社会舆论的形成。对政府来说，受众是其服务对象，对媒介来说，受众是其宣传报道的接收者。在现在这个时代，受众早已不是传统的线性模式等中的单向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反馈者。传播技术的发达和可能性使得受众与政府和媒介的交流机制愈发完善。
政府要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让事实说话，及时地收集信息并采取行动，尤其要关注民意的动向，有效引导舆论。媒介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专业功能，在政府与受众之间搭好桥梁，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努力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
信息公开是一柄双刃剑，媒体在有了充分自主权的同时，更应该负起对受众、对社会的责任，采取一种更具理性的态度去报道真相，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同时，科学地引导舆论，稳定大局，避免引起社会恐慌。【16】作为信息接收者，受众必须得到公开、透明和畅通的信息，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公民应当享有的知情权。在当代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特别是网络传播等新兴技术的发达，信息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封锁。政府和媒介充分且及时地向受众发布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保证受众的知情权，不仅是对公民的尊重，也是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政的表现之一。
在政府和媒介高度透明和及时的发布信息下，公共的危机得到化解：舆论的力量促使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灾区的灾情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在抗震救灾和刚开始的灾后重建中，借助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等新技术平台和各种渠道，政府和受众，媒介和受众之间实现了空前的互动。
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互动的信息传播机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筑起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平台，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目的。【1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受众，这三方都必须互相制约，不断改进，不仅是应对突发危机，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