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和我军长期以来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革命激情，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加之严明的组织纪律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精神风貌，培育和建立了新的道德。在当时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开始呈现出一派新景象，平等民主之风、团结互助之风、勤政廉洁之风、乐于奉献之风、追求正义之风、发奋进取之风、崇尚科学之风、热爱劳动之风、艰苦创业之风等新社会风尚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通过党性修养教育，另一方面通过“三反”运动、整风运动以整肃贪官污吏，使广大党员和国家干部牢固树立起服务人民的宗旨，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勤政廉政。在优良党风的感染和熏陶之下，人民群众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积极工作，乐于奉献，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迅速培育起高度的思想道德觉悟。在生活领域，人们逐渐告别陈旧落后的生活习俗，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移风易俗之举随处可见，如文明过节，简化婚丧礼仪，中山装、列宁装取代了长袍马褂。从1952年开始，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农村都进行清洁环境卫生的活动，使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得以巨大改观，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1955年开始，全国各个行业开展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运动，人们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铺张浪费、讲求排场的不良风气，培养节约、朴素的生活作风，把宝贵的财富用于国家的建设之上。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的“新体育”得以确立，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广播体操成为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群众性体育娱乐活动，做广播体操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对于培育人们进取的精神、坚毅的品格、严明的纪律、集体的意识等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也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全新的思想信念信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就使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思想信念。作为党的宗旨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贯穿于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始终，至今仍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所在。反映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不仅是革命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些精神引领下，新中国形成了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团结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一段富有成果的时期，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最能够代表这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这些精神是革命时期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时代体现，是克服艰难困苦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新中国成立后，在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伴随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的消灭，伴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随着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在回族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回族伦理文化已由过去与封建伦理文化相结合，转向与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相适应，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昭示了光明的前景，显示了强大的适应力和灵活性。1952年7月由中国各民族中一批著名的穆斯林人士包尔汉、达浦生、马坚等发起筹备，并于1953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伊斯兰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为中国各族穆斯林自主办教的群众性团体。1955年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根据“培养爱国爱教、德才兼备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的办学方针，开始培养高层次的宗教专业人才，这是对传统的经堂教育模式的创新与改造，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的高等教育先河。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为主，加上国内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了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在国内先后组织了一些有关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的社会调查，出版了一批文献资料，还组织翻译了一批宗教经典和学术名著如《古兰经》《圣训经》《伊斯兰哲学史》《回教教育史》《回教法学史》等。这一切为回族伦理文化在新的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使回族伦理文化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二）曲折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场浩劫。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我国道德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在当时极左思想、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被脱离实际地拔高，“四人帮”对道德建设的最严重的破坏，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变成一种空洞的、虚伪的口号，变成一种无法兑现的说教，从而破坏社会主义道德信念和道德建设。抓“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但也有许多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仍然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践行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正是他们的努力，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发射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在这些艰苦的工作中，科研工作者们形成了一种“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曲折中前行的历史轨迹。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回族伦理文化产生了严重影响。“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横行肆虐，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对民族问题简单化，对宗教采取粗暴手段，对于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压制较之宗教改革时期更变本加厉。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全盘否定，取消了宗教工作机构，解散了宗教机构和宗教团体，并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1966年以后，将民族问题上纲上线为阶级问题，一场“举起铁扫帚，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灰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关闭了所有的清真寺、拱北、道堂，并将其中的许多清真寺、拱北、道堂被改作他用，改为工厂、学校或生产队办公室，更有甚者，一些重点保护的清真寺、文物古迹被强行拆毁，伊斯兰教界人士一律被视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被游斗、抄家、迁赶、迫害。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圣训”等）、用品统统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和“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强行收购销毁，伊斯兰文物大量流失。把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被迫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当做反革命串联；把一些群众性的集体宗教活动视为反革命预谋暴乱；把穆斯林群众舍散的“乜帖”当做筹集反革命经费。回族伦理文化也未能幸免于难，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回族伦理文化遭到巨大破坏。“文革”中“左”的错误造成极大恶果，几百年来回族穆斯林相沿成习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也被当做“四旧”予以破除，强行改变回族穆斯林的丧葬习惯；穆斯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汤瓶、吊罐、盖头、白布等停止生产和销售；一些地方清真食堂被撤销，机关单位的回汉食堂合并，改为一堂两灶；城镇回民饭馆被取消了清真标记，甚至强迫穆斯林养猪。如此几经折腾，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遭到彻底破坏，穆斯林群众基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正常的宗教活动均遭严重摧残。不仅给社会道德风尚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广大穆斯林群众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的积极性。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回族人民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使回族伦理文化在曲折中发展。
五、回族伦理文化蓬勃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纠正“文革”给回族穆斯林带来的重大伤害，各级党委和政府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文革”期间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扩大化遗留的问题，经过复查，在政治上也给予了平反、纠正，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受害者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受害者的名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工作和实际生活困难，作了妥善安排和解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实践中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主要标志是：
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坚持“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同年，党的十四大强调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对未来15年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指导思想以及具体要求都作了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标志着国家层面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十六大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再到十七大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我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的提出和建设，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