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回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被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上正式确认和承认。回族的政治权利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回族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回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在回族伦理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所产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与回族伦理文化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使回族伦理文化在保留伊斯兰信仰文化和回族习俗伦理文化的情况下，在思想伦理文化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对话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正不断地深入，因而也使我们面临着许多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人在回族伦理文化中的地位与回族的文化自觉是紧密相连的。回族历史上出现过四次文化自觉。第一次发生于明朝中后期，主题是经堂教育制度的创建，以胡登洲为代表；第二次发生于明末清初，主题是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以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等为代表；第三次文化自觉发生于清末至民国时期，主题是改良宗教、发展教育、救国图存，其推动者是由回族宗教界人士和世俗知识分子组成的更大规模的精英团队；第四次文化自觉发生于新中国成立至今，主题是爱国爱教，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回族的第一次文化自觉的主题之所以是经堂教育的创建，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型的民族要想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它就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汉语作为回族族群内部沟通思想和交流感情的主要工具，为了避免族群同化和保持民族的文化信仰，它就必须通过教育在自己的民族群体中普及自己的文化，而胡登洲所创建的经堂教育正是顺应了回族形成过程中的这一文化转型趋势。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经堂教育制度已显陈旧，但在500年前，它却是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经堂教育的兴起是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很强主体性、先导性的文化危机意识、文化创新精神和文化实践理性。胡登洲创设经堂教育的目的是改变回族群体中“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但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宗教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堂教育为回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绵延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经堂教育是一种建立在语言学习基础上的宗教认知和实践，它通过培养和造就为广大回族穆斯林宣讲伊斯兰教教义、提供宗教生活指导的专门人才，强化了伊斯兰教对这个汉语穆斯林群体社会生活的影响，促进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整合，及时弥补了回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断裂现象。经堂教育兴起以前，“中国伊斯兰教阿訇，多由阿拉伯、波斯、中亚伊斯兰学者担任”。经堂教育建立后，逐渐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本土伊斯兰教学者，从而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世代绵延奠定了基础。经堂教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回族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自觉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第二次文化自觉的主题是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这是因为一旦有了教育的形式，它就需要教育的内容，而教育的本质意义就是教育双方的文化对话。它也从另一个意义上告诉我们一种教育一旦当它对于文化的传播缺乏报答力的时候，它就必然会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经堂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回儒对话”的方式的话，那么汉文译著就是以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对信仰伊斯兰教内外的民众进行回族文化的教育，这既是一种传媒方式的改变，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当封闭的穆斯林生活一旦开放，它就必然要面对社会公共生活中教内教外的民众解读自己民族的文化，必须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得到文化自觉。汉儒对话从形式上看，是为了解决自己民族的一种文化自知力，但是在实质上它是回族文化自觉上的一次创新和飞跃，也就是说如果第一次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被动的、封闭的、在回族内部的文化自觉的话，那么第二次文化自觉就是一种主动的、开放的、在社会公众范围内的文化自觉，也正是这种开放、主动和创新，才使回族文化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文化自觉的主题是兴教、兴族、救国。其形式是多层次、不同规模的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兴起。这些新式学校的显著特点是注重“中阿并授”，在以培养宗教人才为主的学校里，除讲授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典籍外，还增加了汉语、国学、历史、地理、算术等课程；在培养社会公共人才的普通学校里，主要开设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绘画等课程，适当加授阿拉伯语等课程。新式教育通过改革课程设置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相结合，改变了经堂教育重经学轻汉学的传统，也开启了学校教育加授阿拉伯语、宗教知识等课程的先例，从而有效弥合了回族历史上存在的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脱节的现象。创办新兴学校是又一次教育方式的改变。伴随着传统的教育方式的改变，回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还借助书报刊等传媒形式延伸和扩大教育的形式，而内容也从单纯的民族宗教文化的自觉上升到国家自觉和中华民族自觉的高度。这一方面是由于鸦片战争使回族的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宗教和学术社团的成立使这种文化传播和教育具有了清真寺之外的组织意义，它也是回族文化自觉的形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象征之一。在这次文化自觉中，回族的爱国主义伦理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已从传统的忠君信主的宗教政治伦理层面上升到爱国爱教的社会政治伦理层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回族的这次文化自觉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的含义。20世纪40年代，著名文学家老舍以回汉团结抗日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一部名为《国家至上》（又名《回教三杰》）的著名话剧，是对回族人民这一次文化自觉的贴切概括。
第四次文化自觉的主题是爱国爱教，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次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下的一次民族文化自觉。这次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回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独立和平等，它是通过各个民族都共同拥有的教育形式从九年义务制教育到高中、大学的国民教育。回族第一次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与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享受着社会主义国民教育的雨露阳光。尽管回族穆斯林依然通过清真寺、阿拉伯语学校、伊斯兰教协会、家庭教育等教育组织形式来进行自己的民族自觉，但是它的民族文化自觉主要组织和教育形式已经是国民教育学校。因而这一次的文化自觉已经使回族的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自觉融为一体。在这种文化自觉中，它既保留了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又上升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这次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在这次文化自觉中还存在着文化上的一元与多元、宗教与世俗、改革与创新的矛盾，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回族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它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民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
从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四次文化自觉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回族的文化自觉使得人在回族伦理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回族人在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中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决定着人在回族伦理文化中的地位的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回族的文化自觉与它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也恰恰是这一决定因素使得当代人在当代回族伦理文化中的地位不仅与人在阿拉伯—伊斯兰伦理文化中的地位不同，也与人在回族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地位不同。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伦理文化是人的伦理文化，离开了具体的人就不可能有具体的伦理文化。而人在不同的伦理文化中地位的不同也决定了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报答力的不同，这也是我们考察人在回族伦理文化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回族伦理文化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