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是北京全市中小学开学典礼的日子。在头一天，朱向东的父母带着他来到了学校，见到了班主任老师，也熟悉了将要学习的教室，并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一会儿。他的情绪比较稳定，回家后感觉不错。
第二天，在教室里见到了班里的新同学，大家一起通过闭路电视参加了开学仪式。他的感觉保持在前一天的水平上，没有大的变化。
当天晚上，朱向东的父亲通过电话告诉了我这些情况，并对我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告诉我，再过两天他就要回到湖南工作了。
听到这些，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惴惴不安的心也平静了，还暗暗嘲笑自己那天所产生的“不对劲儿”感觉的多余，是否因为年龄大了，对事情开始过于敏感了。
开学一周后的一天下午，朱向东的母亲电话约我给儿子做咨询，告诉我他又不去上学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心里很是难受。当天晚上我把朱向东的咨询过程仔细回忆一遍，寻找在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或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没有意识到而忽略过去。
我没有找到答案。
三天后，朱向东在母亲的陪同下，最后一次走进我的咨询室。
我看看表，迟到了十分钟。这是以往的27次咨询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依然是去年第一次来时穿的那件蓝色的“帽衫”，脚下白色的“耐克”牌运动鞋。恍惚间又回到了七个月以前，不同的是那顶棒球帽没有戴在头上。他眼睛红红的，脸色灰暗，精神不振。自己主动报告说昨夜没有睡好，今天早晨甚至不想来了。问他为什么？回答说不好意思。
母亲告诉我说，今天之所以迟到了，是因为朱向东总嫌长途公交车上人多，不愿意坐。放过了两辆车，被母亲逼得不得不上了车。到市区下了长途车后，是坐出租车过来的，否则晚得更多。
我只是笑了笑，没有做更多的说明。
我心里清楚，朱向东已经开始产生拒绝咨询的阻抗了。
询问他之所以不去上学的原因时，朱向东告诉我说，开学第四天上数学课的时候，女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作业潦草，而且不应该错的地方错了。女老师声音尖利，话语中还带有讽刺他第二次读初一的味道。当时他觉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脑海里又出现了“小瘸子”的声音。身上开始出汗，手也发抖，非常难受。当晚他就决定不去上学了。
我问他这种感觉是否告诉了父母。
他看了母亲一眼，并用提高了一些的声音回答说：爸爸已经回湖南去了。
看着他的表情，听了他的回答，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震动的感觉。
我问他上学这几天是否熟悉一些同学了。
他回答说，其他同学好多都是相互认识的，只有他一个都不认识，感觉没有人会理睬他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所以一个同学也没有熟悉。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朱向东当初刚开始来咨询时候，我们做的那个“神灯”游戏的场景。
最后，我问朱向东今后有什么打算？一直不打算上学吗？
他不回答！
这次咨询，一反以往的情况，我请朱向东到办公室休息，而我则与他母亲单独进行了交流。
我对他母亲说了朱向东很有可能不会再来做心理咨询了。他的主动性减弱，别人再着急也无济于事。针对这种情况，我给出了三条建议：
对他上学的事情，请家长考虑是否让他回到湖南原籍读书，因为这是他的愿望。而客观上他对那里的环境比较熟悉，有一定的社会支持，有可能会好转。
消除朱向东“躯体变形障碍”症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要有和谐、健全的家庭氛围。目前这个家庭实际上是不健全、不完整的；所以请考虑三口之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办法和方式。
由于“躯体变形障碍”的预后不理想，所耗费的时间较长，所以不论将来朱向东在何处，都要尽可能给他做工作，定期寻找心理医生给予帮助。
最后，我对自己半年多来没能彻底解决朱向东的问题而向家属致歉。
果然，这是我给朱向东做的最后一次咨询，四天后，他母亲来电话说先把他送到湖南姥姥那里休息一段时间，等回北京后再来看我。
听后，只有用连我自己都感觉无力的客套话来回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