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晓婷再次来到咨询中心的时候，离过春节只有不到十天了。在街上行走的人们的身影显得更加匆忙，许多机关、公司的团拜活动大都在此时进行。那些过年期间要离开北京的人们，抓紧这段时间互相拜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听到最多的是“车票”、“回家”、“年货”的词儿。
罗晓婷也要回家，一家三口要回到她的家乡看望父母、亲人。结婚七年，这是第二次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以往要么是婆婆不高兴过年时家中少了儿子、媳妇，要么是担心孩子太小不能适应，都没有成行。而在罗晓婷的心里，这样的结局恰好符合她的心愿，她知道自己不应该、却又控制不住自己不这样想：自己不愿意看到父母。而她更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怨恨母亲。每每想到这些时，她都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和痛苦。又要临近过年了，刚好公婆受邀要到国外访问，丈夫提出一起回到罗晓婷的家中过年。她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回去。
在上次咨询中对罗晓婷所画5幅画的分析，触动了她深埋在心底的一些记忆，或者说应该是创伤。春节的回家，恰巧加速了这些创伤的泛起，以至促成她回家前必须要解决一个重要课题——对母亲的怨恨。
是什么原因使她形成了这样的情感？这与她现在的主要症状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呢？
通过综合已经了解的信息以及之后的有目标性访谈，我基本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据罗晓婷回忆父母曾经说的以及自己的记忆，她自出生就不得父母的欢心，因为孩提时她的脾气很大，经常哭闹不止，有时甚至哭得“快背过气了”。妈妈因为要工作，产假48天后上班就断了母乳，为此，她哭闹不已，不吃装在奶瓶里的牛奶。当饿得很了的时候，才勉强接受奶奶手中的奶瓶。断奶，成了当初让妈妈非常烦心的事情。
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了一个妹妹。当时的情况她并不记得，有了记忆后，却至今留下了一个难以接受、也难以忘怀的感觉：父母喜欢妹妹，不喜欢她。证据是，在她三岁的时候，妹妹留在了父母身边，而她却被送到了住在郊区的姥姥家中寄养，直到六岁时才被接回来。她记得（或许听说），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到姥姥家看她一次，总是当天晚上就赶回城里。罗晓婷能记得的是，那时她既盼着妈妈来，又害怕妈妈来。盼着妈妈来，可以有一些乡下没有的好吃的东西吃；害怕妈妈来，因为到了傍晚姥姥就会牵着她的小手，一直把妈妈送到村口的路边，等着公共汽车又把妈妈带走。那时，她一定会哭闹着，要跟妈妈走。渐渐地长大一些后，她对妈妈的到来已经不再那样期盼了，妈妈来了，她只是叫一声“妈妈”，接着玩自己的玩具。不同的是，她绝不会离开屋子，一定要在妈妈的视线之内，偷偷地瞟着妈妈的一举一动。对妈妈的走也不那么介意了，虽然依旧送妈妈到村口的路边，但绝不会再哭闹着要跟妈妈走。因为她知道，再闹妈妈也不会带她离开这里。只是在汽车开走的时候，她会用小手抹去眼角的泪珠。那时她恨妹妹，总想：如果没有妹妹，自己一定不会在这里。
六岁了，她终于回到父母身边，却又被送进了整托幼儿园，每个星期两次爸爸会用自行车驮着她回家。她很熟悉爸爸的后背，也盼望着能看到爸爸的后背。一年的幼儿园生活，她不合群，不敢跟其他小朋友玩，害怕小朋友会欺负她。因为第一天来的中午，就有一个小男孩把她一下子推倒在地上，弄脏了刚换上的新衣服。老师让那个小男孩站在墙角不许睡午觉；其实她也因为害怕，没有睡成午觉。
上小学了，每天爸爸都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学校，她看到的总是爸爸的后背。虽然满足了自己上幼儿园时的愿望，但也难以看到爸爸的笑脸。
记得好像从三年级的时候起，家里就经常传出爸妈吵架的声音，即使晚上，她和妹妹也经常在睡梦中被他们的吵闹声惊醒，直到战战兢兢地再次睡着。
那时，罗晓婷已经不怕和同学一起玩，也愿意到街坊邻居家玩了。同院里住着一个女同学，她经常到她家去玩。那年暑假的一个中午，应该是一个星期天，她在这个同学家玩，同学的爸爸也在家。不记得为什么，同学的爸爸用一只大手握着她的小手不断地用力，她觉得很疼、很疼，眼泪在眼圈里转，可又不敢哭。赶巧妈妈在院子里喊她回家吃饭，她才挣脱了被攥疼的手跑了出来。妈妈看到她眼睛里的泪花，追问为什么，她说了怎么回事儿。妈妈很生气地告诉她，以后不要去那同学家玩了。好像还说了些什么“女孩子要自重”、“小心男人”、“男人不是好东西”之类的话。她虽然当时不懂，但是一直记得那只手被攥疼的感觉，一直记得妈妈那阴沉的脸色，也一直记得妈妈那时候说的话。直到上初中的时候，她好像才明白了妈妈那时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四年级，妈妈离开家一年，说是到外地工作。一年中，她没有见到过妈妈回来，只有奶奶和爸爸一起带着她们姐俩生活。她也没有很想念妈妈，倒是经常听上二年级的妹妹向爸爸问起妈妈的事情。至于当时爸爸怎样回答的，她已经不记得了。
大约一年以后，妈妈又回到家里。脾气变得更加沉闷了，对她和妹妹的学习也要求得更严了，只要她们的成绩不好，必然遭到妈妈的狠打。妈妈打人不出声，也不许她们出声。妹妹的嘴乖，挨打的时候少；罗晓婷的嘴硬，自然挨打的时候就多。每次挨打的时候，她都紧紧咬着牙默默流泪。
妈妈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爸妈吵闹的时候似乎少了一些；可时间不长，由于爸爸经常晚回来，他们的吵闹又多了起来。那时罗晓婷的最大愿望就是不要再看到他们的吵闹。为了躲开这种烦恼，放学后她不回家，借口在学校做作业，却经常到同学家玩。看到同学父母之间非常和气地讲话，她心里羡慕得很；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像自己父母那样吵闹不断的。
随着父母吵闹的升级，妈妈的性格好像更沉闷了，但也更严厉了。罗晓婷和妹妹虽然已经大了，但如稍有不对，妈妈依然照样打骂，以至她都搞不清，妈妈为什么这样生气。记得有一次，已经上六年级的罗晓婷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又遭到妈妈的斥骂。她辩解了几句后，妈妈顺手抄起旁边的埽把劈头盖脸地打过来。她转身向外跑，妈妈还追着她打。跑到院子里后，罗晓婷害怕被街坊看到难为情，就又跑回家里，妈妈也举着埽把追进来。她躲进自己和妹妹住的房间，把房门插上。妈妈还是不依不饶，在门外连砸带踢。罗晓婷趴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开门。等了一会儿，她听不见门外妈妈踢门的声音了，但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很纳闷儿。她掀开被子向门那边看去，门还插着；再向上看，吓得她大叫一声——在门上方的玻璃“亮子”后面，露出妈妈一张愤怒的脸，可能站在凳子上正向里面看……
至于后面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因为当罗晓婷说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1年，但此时她的眼睛里依然露出惊恐的神色，无法再继续说下去。她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肩头一阵颤抖，然后从指缝间传出了“嘤嘤”的哭泣声，泪水沿着贴在脸上的手指缝慢慢地向下流……
我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追问下去了。
我用抽出来的面巾纸，轻轻碰触了一下她捂在脸上的手示意擦泪，借此传达出我的理解和“共情”。
说实话，直到两年后我正式结束了罗晓婷咨询时，那一天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依然是个“谜”。不过就让这个“谜”永远埋在她的心里吧。
不用继续了解，罗晓婷的主要问题根源和导致焦虑的原始动力，我已经看到了许多，如再继续追问，会让她更加痛苦。我们谈话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根源，既然已经找到，就不需要让罗晓婷经受更多无谓的精神煎熬。另外，在她这种状况下，如继续问下去，对治疗师的动机就应提出质疑了：是为了解来访者过往情况？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在为来访者着想吗？
多年的职业训练告诫我不能这样做。
在罗晓婷上述回忆的经历中，我至少看到了她四个主要问题形成的心理机制：出生创伤的延续以及后来的被遗弃感使其形成了安全感丧失，继而出现社交恐怖；趋避性心理冲突导致乐群性功能受损，形成了矛盾的性格特征；目睹父母婚姻的不幸、小时候的疼痛经历造成对男人的不信任以及对婚姻的恐惧；母亲的教育方式导致自我价值评判体系的扭曲。而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并加重神经症性行为的诱因，在于第一个孩子的夭折。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根源性的症结：广泛性焦虑。长时间的焦虑状态，使她出现不是抑郁症的抑郁情绪，不是独立的神经症性的社交恐怖。
如果具体说，在罗晓婷的全部问题中，几乎都有母亲影响的痕迹。
根据奥托·兰克的“创伤理论”，罗晓婷出生过程的痛苦已经留下了心理伤害；只有48天的哺乳期后便被强行断奶，造成了婴儿的分离焦虑，这焦虑便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里。三岁的罗晓婷被送到姥姥家寄养，又造成了她被妹妹夺走了母爱、被母亲抛弃的感觉，从而形成对母亲的怨恨和安全感的缺失。在这种状态下成长，她必然会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对象，例如别人，感到害怕，并以社交恐怖的状态表现出来。
在姥姥家近四年的生活，对母亲既想接近、又害怕接近的感觉，逐渐形成了动力心理学上称之为“趋避型”冲突的性格特质，以致即使长大后依然不能独立处理问题，总是处在矛盾、犹豫当中。遇到所有的问题，或者是逃避开，或者是依赖于别人去解决。例如结婚后，丈夫接近了害怕，疏远了又伤心；不在一起的时候盼望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又烦，总是不能保持正确的态度。
父母的吵闹，特别是母亲的焦虑状态，在罗晓婷对婚姻的理解中留下的痕迹；小时候被同学父亲攥痛手的经历，以及母亲所说的对男人的评价，使她在没结婚时便对男性产生恐惧，甚至出现了在20世纪的大都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绝为少见的只靠书信谈恋爱的现象，并且一直持续到决定把自己嫁出去；即使结婚后也对婚姻产生了恐惧。与其说她是对性生活害怕，不如说是她对婚姻的害怕转化为对男人的不信任和害怕。根据行为主义的模仿理论，不断强化的过程，让她把不信任和害怕的对象扩大到对其他人的范围，与自身安全感的缺失共同形成了带有神经症性的社交恐怖。
罗晓婷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来自母亲的肯定。按照荣格和克莱因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她的客体对象没有对她形成自信的条件，以至她无法建立起一个内在的价值评判体系，不知道自己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只好把怎样做是正确的标准建立在别人的判断上，所以非常关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由于关注过度，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