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婷再次来到咨询中心的时候，正赶上一个非常寒冷的傍晚。外面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卷起了沙尘，带着啸音疯狂地扑打着门窗。虽然现在还不到晚上五点钟，但园子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那些赤裸的、至多只挂着一些残叶的树枝，如同皮鞭般地在空中挥舞着，好似在鞭打着空中看不见的什么物体。
我站在窗前，一面和特意留下来的工作人员闲聊，一面隔着玻璃看着外面昏暗暮色中逐渐模糊的景物，心中却担心着罗晓婷是否还能准时到来。
五点整，面颊被风吹得通红的罗晓婷准时走进咨询中心。
原来暗红色的中长呢子大衣换成了一件墨绿色的束腰羽绒服，头上的手编毛线帽换成了一大块灰色的头巾，严严地裹在头上和脖颈之间，太阳镜没有换。进门就连声道歉，说路上堵车，自己迟到了。
我微笑地指着墙上的挂表告诉她刚好准时。
她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表，出了一口长气，脸上显露出一丝放松的神情。就是这个小插曲，说明了一个像她这样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之严格，些许问题的出现，马上感觉是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给予责备。
落座后，没有更多的寒暄，罗晓婷有些等不及地问我上次画的那些画今天是否可以给她解释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点了一下头，把早就摆在茶几上已经打印好的《心理咨询协议书》拿了起来，对她说：
“过一会儿我再回答你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是想告诉你，我愿意在以后的时间里为你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但要履行相关的手续，以保证我们之间的咨询关系得以建立和正常发展。”说完，把手中的协议书递给了罗晓婷一份。
没有出现任何周折，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我解释完相关内容后她在上面签了字。
这又符合了测量结果中内倾性的性格特质：控制自我情绪和表面上的容易屈服。
签完了协议后，我把自己的诊断和相关依据告诉给罗晓婷：
“……这是焦虑性神经症的表现。但是你不要过于担心，这与平时我们所讲的精神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且你的情况也绝不会发展为精神病。”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罗晓婷曾经有很强的担心，害怕自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
像所有求助者一样，她也对我提出了共同的问题：“我的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我都难以准确把握应该怎样回答，从专业角度回答，有许多问题需要讲解；不按照专业回答，有些问题又讲不清。最后我只能这样告诉罗晓婷：“至于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你所关心的应该是怎样解释自己现在的状况。我的解释是，你现在表现出的抑郁情绪和社交恐惧，主要是由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些焦虑导致的。医院里的医生给你用药，目的是从生物体角度缓解你的抑郁情绪；你害怕与人交往客观上是一种社交恐怖症的表现，当然也包括你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说到这儿时，罗晓婷突然插嘴问：“我不看别人的眼睛，是因为我觉得别人可以从我的眼睛中看到会伤害他的东西，我这是为别人好啊！”
我笑了。
“你知道吗？这是你在给自己找了一个不敢与别人交往的合理解释啊！这样你就可以接受自己不去与别人交往的现实，就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圈子里得到暂时的稳定。心理学上这叫做合理化的精神防御机制。”
我看到罗晓婷的目光中似乎闪过一丝迷惑的神情。这个神情让我联想到她这个时候还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些深层的动机。
我想了一下，取过一张白纸，用笔写下“焦虑”二字并把它圈起来，然后从画的圈上辐射出两条线，分别在线的顶端写了“抑郁”和“恐惧”两个词，依然也圈起来。接着在圈起来的“抑郁”和“恐惧”两个词上又分别引出一条线。在连接“抑郁”这条线的顶端写了“完整的病人”几个字；在连接“恐惧”这条线的顶端写了“合理化安全”几个字。而后做了关键的事：在连接线的末端画上了箭头。于是就形成这两句话指向了“抑郁”和“恐惧”的情况。
做完这些，我对罗晓婷说：“这样表示是否清楚呢？”
罗晓婷歪过头看了看，说：“你是说我现在的抑郁和恐惧都是从焦虑演变出来的吗？”
“是这样。”我肯定地回答。
她又指着最上端的那几个字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回答说：
“你原来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抑郁状况，但你睡眠出现了问题，于是你自己开始吃药。我问你，什么人才吃药啊？”
她回答说：“当然是病人才吃药。”
我问：“病人在家中会怎样呢？”
“会得到照顾和关注。”罗晓婷自己说完这句话就愣在了那里。
稍后她看着我，说：“我明白‘完整的病人’这句话的意思了，你是说我心里需要的是别人的关注！”
我说：“你理解的对。有一层你没有想到：既然是一个完整的病人，就可以让自己这个‘抑郁’的病继续持续下去了。不仅可以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照顾，还可以让自己接受抑郁的状态。所以你的情况已经在长时间地持续，你却没有认真去看医生。直到这次你从孩子那里受到了‘刺激’，才真的鼓起勇气前来治疗了……”
我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等她消化一下刚才的内容。
“……按照这个思路，你是否可以尝试着理解下面这句话呢？”我接着说。
罗晓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嗫嗫地说道：“我用为别人好的理由，不看别人的眼睛，安心于不去与别人交往的现实，实际上是躲避着恐惧？”
我捕捉住她瞬间的目光，肯定了她的回答，并说：“在你的意识深层中觉得，这样就可以合理地躲开让自己害怕的人际交往，自己就安全了。但结果却是越来越不敢和人打交道，自己越来越痛苦，恐惧感也就越来越厉害，是不是这样呢？”
罗晓婷避开了我的目光，点了点头。
停顿了一下她又指着“焦虑”说：“那我的焦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焦虑什么呢？”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直视着我。
我一字一句地回答：“你的焦虑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来；你焦虑的是再一次被抛弃和被伤害，尤其是来自亲人和熟悉的人的伤害。”
我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来自三个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创立的“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理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倡导者罗洛·梅（Rolla May）的焦虑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来自自我的情绪。起源于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是潜意识中存在着危险的一个信号。为了回应这个信号，自我会动用一系列的防御机制，防止那些不为人接受的冲动和欲望进入意识层面。如果作为信号的焦虑不能激发起自我的防御或防御失败，那么就会出现持续的焦虑状态或者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在弗洛伊德提出的三种焦虑状态，即客体性焦虑、神经质焦虑和道德性焦虑中，他对第二种焦虑的解释非常符合罗晓婷的情况：这是潜抑于无意识里的焦虑，造成焦虑的威胁来于人格内在的冲突。这种焦虑往往是和客观情景不符合的。
兰克的理论认为，出生创伤是婴儿从母亲子宫分离的心理结果，这种创伤又导致了“分离焦虑”。个体在出生的时候，离开母体时经过的一段生命挣扎历程，可能是影响个体在以后心理上产生神经质焦虑的原因。这创伤保留在一个人的记忆的某个角落，当没有被触及到时不会被发现，也不会造成影响，但生活中有时会旧事重演，或者因为这些创伤经历积累到无法应付的地步，自然会以不同方式爆发出来，神经质就这样产生了。
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人对威胁他的存在、他的价值的基本反应”，是一种不确定性和无依无靠的感觉。它不但可以影响生理系统的正常功能，且可以打击人的心理结构，歪曲人的意识，采用病态的防御机制——消极躲避焦虑，情感退缩，冷漠无情。导致人的独立性丧失、疏离感产生，丧失自我存在的意义；对理性功效的片面强调以及自我价值与尊严感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