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老了，就会像孩子一样，老是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母亲说。在我爷爷躺在医院里意识模糊的时候，却坚持要家里人到杨树林找一棵杨树植在他的坟头上，他说"：有那棵树就有小子陪在身边，他学问大，听他说话有意思。"当我接到母亲的快信，从两千公里以外的学校连夜赶回家乡时，爷爷已经长眠于山下。我记得高考结束那年，爷爷带着我去给家族故去的先辈们上坟，我问爷爷有关杨树魂灵的说法是何时传下来的，爷爷表情木然，然后嘿嘿笑着对我说："哪有什么狗屁杨树魂，只不过是骗自己好好过日子罢了。""那个死去的孩子呢？"
爷爷被这一问哽住了，然后他长叹口气说："那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呀，怎么能让他死去呢？"有一日，我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小憩，院落里盛满的阳光糅进温和的微风里，我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听到路人的对话。
"夏老师种的这棵树到底还是活过来了，啧啧啧，你看，高得我都望不到顶了。""是啊，当初没想到它还能活呢，你说伺候这一棵树得花多少心思啊？"我睁开眼睛，心想也许原来那棵树早就死掉了，是爷爷又找了一棵也说不定，只是爷爷在我聋了之后的年月里，得默默地忍受着多少被岁月浸染的沉重的苦痛啊！于是我又经常独自一人在树下坐上一个个夜晚，蛙声聒噪，萤火虫盈盈飞舞，月光像是从银河垂下的瀑布，我背靠着大树，把头沉入梦乡的深处，梦里杨树叶子翻滚，就像哗啦啦的流水声，搅拌着我所有的乡愁。
清明
徐衎
春日迟迟春困欲眠，便搁下书本下楼走走。门卫室里传出的无线电声音嗡嗡响，让人联想到精神不济的蝉。暖春的空气把人团团闷住，再袭以馥郁花香，春分过后尽是温柔乡了。闲看满园春色，不觉间也就挨过了午时。午觉醒来的母亲探出纱窗朝楼下喊："到点啦。"春节前夕，母亲买回两颗脏兮兮的鳞茎，左手握着它们，右手使一把刻刀，斜刃端向下，在距离根部一厘米处，拉出一道与底部平行的弧形线，再把刻刀竖起轻轻垂直切入。剥掉鳞片的两颗种球，被母亲养在瓷盆里，放入清水和雨花石，不日便萌芽抽长，并不负众望地于除夕夜初绽。
三月一到，庭院里的迎春、白玉兰相继开放，黄白相间，铺张热烈，还有那一排消沉了一冬的枇杷树，也抽出了新叶，嫩绿的叶片覆在墨绿的老叶之上，层次分明，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养在房里的水仙却显出暮色，顶端渐渐地不再代谢出花骨朵，乍看宛如一盆营养不良的蒜苗。终于，母亲捞出两颗鳞茎，空出来的瓷盆闲置在原地，墨黑的盆口仿佛未及闭合的口腔，欲说还休。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绵长温煦的春日，有一盆花悄然萎谢。尽管楼下的白玉兰、迎春花热闹争春，还是会想起那一个落寞的空盆，继而想象性地在盆里埋入新种，静候一场想象中的盛开。外公离开我们以后，母亲仍然习惯性地在盛饭时多取出一只碗--在想象中为外公在这个家保留有一席之地。
半夜，我被母亲揪出被窝，一路上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医院清冷的探照灯灯光和浓烈的消毒水味一齐扑来，方才清醒。外公一身素服地躺在病床上，为免惊扰其他床位的病号，通知我们前来的护士只在外公床头留了一盏小灯，并再三叮嘱，切不可大声喧哗。母亲把外公的手拢到自己掌心，紧紧握着，除了手手相握，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外公的脸整个僵掉了，面无表情地瘫在床上，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过了好久，母亲让我过去，并郑重地将外公的手交到我手上，触手微温，不知是外公生平最后一点体温还是母亲方才久握不放留下的余温，心里多少踏实了些，反正没有想象中那么冰冷。我看着外公，依旧拉长的脸，因为牙齿稀落，下巴显得又松又长。母亲立在床尾，开始低声啜泣，病房里有病号翻了个身，母亲自觉冒犯了，慌慌张张地压低嗓音，哭声在暗处一点点小下去……炭从医院到殡仪馆，再没见母亲流过一滴泪。舅舅带着表弟也赶回来了，灵堂中央是外公的黑白遗像，照相馆的师傅修复得有些过了头，致使遗像里的外公看起来像个鹤发童颜的顽童，全然区别于平日里严肃内敛的他。
三餐之余，外公多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以前也听无线电，后来觉得闹，就把那台海燕牌送给了我。我不会使，外公即手把手地教我，拉开天线，耐心调试旋钮，终于搜索到一个频道，"DJ"类的音乐节目，强劲的电子乐从陈旧的喇叭里窜出来，相当不可思议。外公转到别的台，是莺莺燕燕的谈话节目，便丢下我和无线电，摇摇头回房去了。
外公本是南方人，却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一开口，调门就很高了，我不明白，全家人都是在吴侬软语里滋长起来的，为什么独独外公是个异类？我问母亲，母亲也搞不太懂，只说听广播听多了吧。
于是我更加热情地调试无线电，小心翼翼地搜寻着电台，以期能找回外公曾经历的那个时代：说话播音都是一字一顿地，语调亢奋，经常还需要大喊大叫，感情有多激昂饱满，声音就有多嘹亮振奋，播到末尾甚至能听到播音员恢复常态时的说话声，嗓子完全哑掉。可惜，外公记忆里的那些电台节目一去不复返，老旧的无线电也紧追时髦，难怪外公日渐听不懂了，成日避居书房，大部分时间都抱着保温杯，对着两扇窗发呆，唯有那一口京片子成为历史的一点余绪。外公在最后几年里留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面朝户外、静默肃然的思考者形象。至于外公有没有在思考，纯属我个人的附会，母亲肯定就不会这样认为。常常是母亲拉上一条长毯子，推门走到外公身边，把毯子盖到外公膝上，再轻轻掩上房门，冲我比画一个"嘘"的手势--"小声点，你外公睡着啦。"可是隔着门缝，我分明看见外公的身子不时地动两下，怎么可能是睡着了？外公有老寒腿，全家人对他的膝盖自然格外关照，却忽视了脑部的隐疾。
外公被确诊为脑癌的那天，母亲整个人都傻掉了，外公倒是没有过多的表示，神情如常肃穆，慌什么？大不了和这腿一样，至多在脑袋里留下点病根而已。母亲强打精神地办好入院手续，第一次去探病，母亲吩咐我说，一会儿你要对外公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很快就能康复出院。我点点头，默许。那日，其他病患恰巧都不在，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人，母亲刚问完外公衣服够不够替换，下一秒又关心起卫生纸是否足量的问题："这两天是够用了，先用着，明天我再买几卷来。"外公点点头，不作声。我成了局外人，眼看这对父女纠缠于细枝末节，唯旁观者清。终于谈话难以为继，母亲眨眼向我示意，于是我上前，照母亲来之前的吩咐，对着外公"背诵"道，外公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很快就能康复出院了……外公的脸部线条柔和了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因为没戴牙套，外公两颊深陷，很像小表弟做的鬼脸，撮起嘴唇，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塌进去。"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心虚地重复了一遍，因为说完"分内话"，我也不知如何往下接，幸好母亲及时削了一只苹果，小块喂给外公，窸窸窣窣的咀嚼声填补了失语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