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一九二〇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因此，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其中，混合着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一九四八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一九九九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一九九六年九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了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的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二〇〇〇年六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九二〇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根据“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侮”。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忧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算不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绝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在他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的口述只占到可怜的百分之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一九四九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位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会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诨打科，淡笑戏谑，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伊勒……凭借他们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一同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二十世纪、殁于二十一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