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奢靡亡国：被简单化的道德解读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首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的《隋宫》，后世流传甚广。从艺术角度来评价，这不是义山最好的诗之一，它的价值更在于一种道德警示，即用隋炀帝这个“反面典型”来阐发诗人在另一首七律《咏史》所言的大道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隋朝两世而亡，败在隋炀帝杨广的手里，这是史实；而杨广执政时，生活奢靡，亦是史实。但隋之亡，统治者——主要是皇帝和高官，其生活奢靡是决定性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值得商榷。历史的逻辑，并非道德逻辑那么简单。
统治者应当勤政俭朴，这是古今中外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没有哪个民族哪种思想公开宣称“奢靡有理”“浪费无害”。勤俭治国或治家更是主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近两千年的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历代圣贤谱系中地位崇高、也可说是第一位非神话的圣人周公，在辅佐年少的周成王数载后，将政权交给成王时，发布了一篇被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推为执政宝典的训示，即载入《尚书》的《无逸》。此文通篇就是告诫执政者不要贪图安逸，不要生活奢靡：
“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拜此文及《尚书》中其他文章所赐，商纣王成为了奢靡亡国最早也最有名的典型。
尽管类似《无逸》这类道德说教的文章在中国典籍中不胜枚举，尽管多数开国君王如隋文帝杨坚比较勤俭并希望垂范于后世子孙，但于富贵中长大的继承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奢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下，这几乎是无解的历史宿命。
多数人认可的“不平等”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这是人性的弱点，一个人要主动克服这类弱点需要强大的道德自制能力，殊为不易。帝王将相也是俗胎肉身，除了少数筚路蓝缕、历经艰难而打下江山的开国皇帝深知守业不易以及一些能遵循儒家道德的高官做到自我克制外，多数帝王和高官，很难抵抗住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其中最难克服的便是肉身的享乐。而且权力越大，权力带来的财富越多，则掌握权力的人，其生活越可能堕入无节制的奢靡状态。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奢靡往往是权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种结果，而非导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国的根本原因。
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优于常人，这是多数人认可的一种“不平等”，即便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民选的政府领导人耗费巨大的安保、公务费用，以及英、日那样君主立宪国家每年花大笔钱养一个王室，认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这钱花得程序合法、过程透明。而在中国古代，士民更认为当皇帝和当大官的生活水准优于一般老百姓理所当然，老百姓能承受统治层适当的“奢靡”。汉高祖刘邦征韩信回京，责怪萧何督建的未央宫太富丽堂皇，萧何解释“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顾虑。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岁艰苦，后经科举发达。兄长宋庠责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问他是否记起当年一起在州学吃粗饭苦读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为记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现在才要好好享受。
“适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政治上的坏毛病归结为统治者的“过度奢靡”？
丧国不能全赖“奢靡”
以两晋和南北朝为例。这是一段中国的“文化苦闷期”。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集体沦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几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选择，因为明天是充满变数、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种麻醉，他们的人生已经找不到更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杀时，感叹因财惹祸，有人看中了他们家的财富。数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石崇纵酒享乐的金谷园遗址上感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从两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君主丧其国，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一阶段的朝代更替几乎都是权臣篡位，篡位的权臣同样奢靡。
隋朝亡于规模扩大过快、大型投资过多而导致的财政危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经过近三百年的分裂，北地与南方文化、经济和民风差异甚大，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皇帝从北方的关中巡幸到南方，对维持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很有必要。然天下刚统一，老百姓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元气，诸多耗资甚巨的大工程上马，必然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而皇帝的生活在对比之下，就显得尤其奢靡无度，必然成为其道义上的短板，就如武王起兵伐纣那样，从而被拿来作为臣民“造反有理”的说辞。
唐之亡，亡于藩镇之乱。汴京陷落而宋室南渡，以及后来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是北部的外敌金和元武力过于强大。当然，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败坏也是原因之一。后代一些评史者将北宋之亡归因于王安石变法，加剧“强干弱枝”，朝廷积攒了太多的财富令王室和重臣更有了奢靡的条件；而地方经济凋敝，民生艰苦，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旦碰上强大的外力，则成土崩瓦解之势。
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两个王朝明与清，其统治层和明朝以前那些王朝相比，“奢靡指数”应该是比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寒微，秉政三十年，最担心的就是属下的官员以及后世继位的子孙贪腐奢靡，为此做了非常详细而严苛的规定。后世历代皇帝，尽管在勤政俭朴上难以和开国太祖相比，但客观地分析，一个拥有最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其生活奢靡程度并无超过前代王朝，也不能和古罗马帝国相比。即使是懒政误国的万历帝，生活奢靡程度和他处于的地位相比较，也算不了什么，明代亡国之君崇祯从私德上来说，其勤俭程度，中国帝制史上也没几个皇帝比得上。到了明朝后期，许多宗室子弟生活落魄，和一般穷老百姓无异。可以说，明亡的原因，内因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无法像今天一样，转向工商业，大户人家积累的财富亦不能用于投资可容纳海量就业者的近代工商业；外因是“万历三大征”耗空国库，加上后金的崛起。
“勤俭秀”解决不了难题
皇帝的勤俭只具有道德上的象征意义，于国事无补。
清代和明代相似，皇帝的勤俭程度还超过了明代。即使是国力最强盛的康雍乾三代，康熙、雍正较为勤俭，乾隆帝虽有过耗资不菲的数次江南巡游，但放在整个版图空前广阔、臣民数亿的大帝国里，也算不了什么。可惜康雍乾三朝，帝国未能进行转型，仍然延续传统的农业帝国管理模式，当人口剧增、土地承载力有限时，贫富悬殊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到喜欢“勤俭秀”嘉庆、道光两位父子执政时，靠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管理模式无法解决这些难题，皇帝的勤俭更是几乎没什么用处，无法阻止白莲教、太平天国这样的民变。
在道德评价上，勤俭是美善，奢靡是丑恶，这个标准至今未变。但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统治阶层生活奢靡对统治崩溃所起的作用没有传统史家所评论的那么巨大。在制度上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古代中国，那么只有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律，而以果为因，将奢靡作为万恶之源，进行简单化的道德解读，则轻巧地回避了传统政治构架下无法解决的体制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