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姜太公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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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文韬篇(3)

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注释】

临:居高临下。这里是洞察下情的意思。

沉:深沉,隐伏。这里是谦卑恭驯的意思。

周:周遍。

定:安定。

大礼:隆重庄严的礼仪。

平志:据《武经七书直解》:“平志,不私曲也。”即无私衷。

守:自己心里的主见。

高山仰止:见《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仰慕、效法的意思。

神明:据《武经七书录解》:“应酬万变者神也,辨别众理者明也。”即英明正确之意。

极:准则。

聪:听觉灵敏。

辐辏:比喻人或物聚集在一起。辐,车轮上的辐条。辏,许多辐条集中于毂(车轮中心的圆木)。

【译文】

文王问太公:“君臣之间的礼法有哪些内容?”

太公回答说:“作君主的,最重要的是要能体察下情;作臣子的,重要的是要能谦恭驯服。体察下情但不要疏远臣民;谦恭驯服但不要有所隐瞒。当君主的,要普施恩德;作为臣下的,要处事安定。普施恩德,要像上天那样覆盖万物;处事安定,要像大地那样载物沉稳。君主效法天,臣下效法地,君臣之间的大礼就形成了。”

文王问:“君主应该怎样临朝执政呢?”

太公回答说:“人君临朝处事,要大度从容、气质安详、温和涵蕴、有理有节。与臣下议事,要善于听取合理的意见,不固执己见,虚心静气,公平待物。”

文王又问:“君主应该怎样倾听臣下的意见呢?”

太公回答说:“人君听人之言,不可轻率接受,也不可简单拒绝。轻率接受,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见;简单拒绝,就容易闭塞言路。人君的气度,应像高山一样,使人景仰,而不可及;应像深渊一样,使人俯视,而莫测其深。要有英明睿智的德行,公正宁静的风范。”

文王又问:“君主怎样才能明察一切呢?”

太公回答说:“眼睛贵在明辨事物,耳朵贵在听辨声音,心智贵在能思考问题。作为君主,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眼睛来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耳朵去探听消息,就能无所不闻;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智慧去思考问题,就能无所不明。天下的情况,如果都能像车轮的辐条辏向车毂那样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君主,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不受任何蒙蔽了。”

【心得】

文王向太公问了四个问题,分别是“君臣之礼”和君主如何“主位”、“主听”及“主明”。太公一一作了回答,指出君臣之礼,要效法天地的广大厚重,不可偏私轻率;而“主位”、“主听”及“主明”,即说明君主临朝执政,从根本上说,需要一种宽宏的气度和超人的智慧。这实质上是要求君主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风范。也就是说,君主不单只是一个集权的象征或傀儡,他必须德才兼备,一方面堪为普天之下人民的心灵耳目,一方面又具备崇高的理想人格,所谓“内圣外王”,才能洞悉一切,不虚此位,造福国家,造福百姓。否则,他就是一个昏聩的君主,无法兴盛国家,恩泽百姓。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姜太公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这就是说,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人民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其实岂止君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不就拥有了最高的智慧吗?

五明传

【原文】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注释】

寝疾:卧病。

太子发:文王之子,名发。文王死,发继位,称武王。武王承父遗志,灭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

社稷: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土神、谷神。后来用以当作国家的代称。

敬:不怠惰、不苟且。

【译文】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望,太子发也在床边。文王叹息道:“唉!上天将要遗弃我了,周国的社稷,将要由你(指太子发)来治理了。现在我想请我们的老师讲讲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后代子孙。”

太公问道:“你想问什么呢?”

文王说:“我想问问先圣治国的大道理,之所以被废弃,之所以能兴起,其原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说:“见到善事却懈怠懒惰不为,时机到来而迟疑不决,明知不对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就是国君治国之道废弃的原因。对己能谦和宁静,待人能恭敬有礼,接物能刚柔得当,行动方面既能忍耐又很果断,具备这四种优点,国君治国之道就能兴旺。所以义理胜于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于义理,国家必然衰败;动谨胜于怠惰,国家必然吉祥;怠惰胜于勤谨,国家必然灭亡。”

【心得】

文王病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特地把太公召来,要他讲讲延续国脉的建言,以此传给后代子孙;并要太子发(武王)在旁边聆听。文章从“起”(兴)“止”(亡)正反两个方面来对比立论,阐明义、欲、敬、怠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关系,最后归结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太公提倡“义”与“敬”,反对“欲”与“怠”。什么是“义”?韩愈说:“行而宜之,谓‘义’。”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处事合乎道理,对人民有益。有些人不然,行事单凭自己好恶,只追求个人私利,这种“欲”就是不义。所以“义”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道”,一是“行”,两者合起来就是“义”。空谈“道”,而没有行动,不是“义”;有行动,但不合乎“道”,也不是“义”。《水游传》上的梁山好汉们把“行道”看做“义”,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是“敬”,“敬”就是办事恭谨虔诚,勤恳尽力。这是对“行道”的具体要求。既然“义”就是“道”的所在,那么“行道”就应该有一种敬业的精神,全心全意把事情办好,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惰疏乎。

总之,姜太公把“义”和“敬”看作是国家兴盛的两个基本前提,实际上是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提倡一种理性的精神和实践的态度;反对“欲”与“怠”,这些话主要是讲给年轻的太子发听的,但其中无不包含着历史经验的真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年轻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那就是:理性的思想不够成熟,而感性的欲望易于冲动。所以,年轻人要学会克制自我。当然,在人际关系中提倡克制决不是主张“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那就把你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人际关系中关于克制,是为了求得和谐,建立做朋友的友好气氛。古往今来,凡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们,大多是拥有克制力的人。克制,是理性的自控,不是压抑,不是屈服,不是奴颜卑膝,不是献殷勤,不是无原则迁就,也不是不要斗争,不要真理。

六六守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人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注释】

君国主民:为国之君,作民之主,即指君主。

与:给与,托付。

六守:挑选任用人才的六项标准。守,遵守的准则。

三宝:指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件大事:农、工、商。宝,贵重的东西。

无转:坚定不移。

一:聚集。

乡:行政区域单位。相传周制以1.25万家为乡。

都:城邑。古时有宗庙的城邑叫都,君主居住的城邑叫国。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为什么会失掉他的国家和人民呢?”

太公回答说:“那是因为用人不慎的结果。人君应当以六个德性标准来选拔人才,并以三个谋略来管理国家。”

文王问:“什么是六个德性标准呢?”

太公说: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实,四是诚信,五是勇敢,六是智谋。这些就是六个德性标准。”

文王又问:“怎样慎选符合六个德性标准的人才呢?”

太公回答说:“使他富有,观察他是否不逾越礼法;封他以高官,观察他是否不骄傲凌人;委他以重任,观察他是否能坚定不移去完成;让他去处理问题,观察他是否有所隐瞒;让他处于危难的境地,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件,观察他是否善于应变。富有而不越礼,即是仁爱;尊贵而不骄傲,即是正义;赋予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即是忠实;处理问题而不欺下瞒上,即是诚信;临危不惧即是勇敢;应变不穷即是智谋。人君不能把控制三件宝器的权力交给别人,若是给了别人,君主就丧失了他的权威。”

文王问:“什么是三件宝器呢?”

太公回答说:“三件宝器就是:农业、手工业、商业。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那么粮食自然充足。把工匠们组织起来,众居一镇,交流技术,器用自然丰富。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市,互通有无,货物自然充盈。重视农业、手工业、商业,使三种行业各得其所、各安其业,人民自然就心无他虑了。不要扰乱他们的领域,不要拆散他们的家族;作臣子的不能富于君主,城邑不能大于国都。长久选用具有六个德性的贤才管理国家,国君的事业就会兴旺;三种经济制度完备,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心得】

历史上不乏亡国之君。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为什么会失掉曾经拥有的权力,而被人民所拋弃,被他人所取代呢?

姜太公对此颇有研究。他认为君主权力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贤用能;二是发展经济。为此,他具体提出了“六守”的用人标准和“三宝”的经济谋略。其主要精神,就是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的问题。这不仅是治理农、工、商,也是治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的两个根本问题。

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是两个相关的问题。所谓人才,就是具备出色的管理方法和能力的人。不懂方法,谈不上人才;没有人才,也谈不上方法,但是管理人才与管理方法比起来,前者是更根本的东西,因为方法也是由人创造和掌握的。方法离开了人,就失去了生命,成了死的东西。

选贤任能是领导者将其工作职权分别授予被选拔的下属,使其各尽其能、发挥其长、共谋事业的一种统御策略。关于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如《吕氏春秋·知度篇》所指出的:“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同书《分职篇》还进一步阐述道:“夫君也者,处虚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者也;能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汉高祖刘邦可以说是善于选贤任能的典范。

首先,他善于处虚服而无智,并且熟知百官之要。每当有人才投效于其门下时,他皆以诚相见,虚心求教,好像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似的。在接待和求教的过程中,他仔细观察来者的人品,了解其秉性、特长并且熟知其要。

其次,在使用人才方面,他择长而授任,善使众能,如:运筹帷幄用张良,出奇制胜用陈平,率军作战用韩信,抚民治国用萧何,安定社会用周勃,甚至连樊哙也能发挥其匹夫之勇,使鸿门宴化险为夷。再次,他择将而授权,能使众为。刘邦善择将是众所周知的。他择将的诀窍除上述择长授任外,还在于授权。百官既定名分后,各授予相应职权,以保障他们行使职能。其执行治军的方略,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谋划,绝不从中阻止。

如:对留任后方的萧何,事无巨细全由丞相作主;对指挥作战的韩信,进退决策皆听将军裁定。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从实际工作中审核百官的才能和考核政绩;二是使文武百官有独立发挥才能的机会,以达到君王“事省而国治”的目的。

七守土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

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

文王曰:“何谓仁义?”

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注释】

亲:宗亲,即宗室亲族。

国柄:国家的权柄。

无掘壑而附丘:全句意思是不要损下益上。壑,深沟。附,增加。丘,土山。

彗:通(日慧),曝晒。

执斧不伐:执法不力。

涓涓:水流细小。

荧荧:火光微弱的样子。

两叶:这里指树木萌芽时的两片嫩叶。

斧柯:指斧头。柯,斧柄。

利器:古以利器指国柄,即统御国家的权力。

不终其正:指非正常死亡。

纪:纲纪。

因其明,顺其常:因其人心之明,顺其天道之常。

【译文】

文王问太公:“应该怎样守卫国土呢?”

太公回答说:“不能疏远九族宗亲,不能怠慢天下民众。安抚近邻,控制四方。治国的大权不可交给旁人。大权旁落,君主就会失去权柄。在用人上,不可损下而益上,在治理国家上,不可舍本而逐末。日正当中,要赶紧晒物;拿起刀子,就要动手宰割;持有利斧,就应当及时砍伐。日正当中而不晒物,就是失掉时机;拿刀不宰割,就是丧失良机;持斧不伐,树木就会被贼人偷砍。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加堵塞,就会泛滥成河;微弱的火花,如果不加扑灭,就会燃起熊熊的烈焰,该怎么办?刚刚萌芽的嫩叶,如果不加摘除,就会长成必须用斧头砍伐的大树。所以国君必须致力于富国之道。国不富就无法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就无法团结宗亲。宗亲疏远则有害国家的统一,失去民心则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权力是国家的利器,不可托与他人。将国家的利器托与他人,自己就会被他人所害而身死国亡。”

文王又问:“什么是仁义呢?”

太公回答说:“所谓仁义,就是尊重民意,团结宗亲。尊重民意则上下和睦,团结宗亲则族人欢喜,这是施行仁义的准则。不要让人侵夺你的权威。处理政务要根据民心,顺乎天理。对于顺从你的人,要任用他并给他恩德;对于反对你的人,要用武力去消灭他。遵循上述原则而不疑惑,人民就会归顺并服从君主的统治了。”

【心得】

这篇文章主要是谈论守卫江山国土的谋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军事问题,也不仅仅是派兵防守而已。基本方针是团结宗族,尊重民心,安抚邻国,控制四方;具体的方法是集中权柄,治本舍末,抓住机遇,富国利民;而根本的精神则是仁义,最高的境界则是“天下和服”。

宗族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上层基础,它们是分封各国的诸侯;百姓则是这个制度的下层基础。周王朝的中央权力就建筑在这两大基础之上;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就是整个社会和王朝的稳定。如果宗族不和,百姓离心,中央的权力就会失去控制,国土就会分裂,国家就处于危亡的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