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姜太公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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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文韬篇(2)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注释】

天下熙熙:天下纷乱的样子。熙熙,杂乱。

一盈一虚:时而富有,时而贫弱。盈,富裕、有余。虚,空虚、不实。

不肖:不贤、没有才能。

天时:自然变化的时序,指天命。

帝尧:传说我国古代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在位70年,禅让于舜。

王:统治、治理。

锦绣文绮:带有彩色花纹、美丽图案的各种丝织品。绮,纺织品。

玩好:供玩赏的东西。

垩:用白粉粉刷墙壁。

甍:屋脊。

桷:方椽。

斲:削,此为雕刻之意。

茅茨:茅草、野草。

粝:粗粮、糙米。

藜藿之羹:用野菜做的汤。藜、藿,指野菜。

无为:道家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变化的意思。

旌别淑慝:表彰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旌,表彰。淑慝,善良和邪恶。

鳏、寡、孤、独: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

【译文】

文王请教太公说:“天下熙熙攘攘,时而强盛,时而衰弱,时而安定,时而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君主有贤明与不肖的差别吗?又或者是由于天命变化的自然结果?”

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人民动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太平而人民安定。所以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与天命的变化无关。”

文王说:“可以把古代圣贤君主的事迹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说:“从前帝尧治理天下,上古的人都称颂他是贤明的君主。”

文王又问:“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呢?”

太公说:“帝尧为君时,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稀有的异物,不把古玩器物当作宝贝珍藏,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用白土粉饰宫廷墙垣。宫殿的栋梁、房椽、木条、支柱不作雕梁画栋的装饰,庭院的野草不加修剪。以鹿皮御寒、以布衣蔽体,吃粗粮饭、喝野菜汤。每逢耕作季节,不再使役人民,以免耽误农时,妨碍耕织。约束自己的心志,抑制自己的欲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治理国家。对忠心耿耿、正直守法的官吏,就提升他们的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他们的俸禄。爱戴百姓、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的,就关心敬重他;努力从事农耕、发展蚕桑的,就慰问勉励他。为了区别善良邪恶,对于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在其门闾加以表彰。以公正和礼节之心来处理政务,并以法律和规章为准绳来惩治邪恶。对于不喜欢的人,只要他有功绩也必加奖赏;对于偏爱的人,只要他有罪也必加惩罚。赡养所有鳏寡孤独的百姓,救济遭遇灾难的家庭。而他自己则生活俭朴,加上人民的赋税和劳役很少,因此,所有的百姓皆生活富裕而无饥寒之态,所以百姓爱戴他,有如天上的日月,亲近他有如自己的父母。”

文王听后感叹地说:“帝尧的德行多么伟大啊!他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心得】

中国古代,对于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演变,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曰天命论;二曰人力论;三曰天命人力相持论。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姜太公是标准的人力论实践者,他对“天时”(天命)抱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史记载着人类演绎的经过,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运行,都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存在非人的意志或规律来决定的神话模式。姜太公完全肯定人力的决定性作用,其观点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人力,姜太公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君主,二是民众。他首先强调君主的贤明,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治而民安”。这似乎过分夸大了君主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姜太公是从盈虚祸福两个方面来立论的。与人民与国家的祸乱衰亡之源无关,只有君主,因为身为一国的领导者,才有可能造福于民,也可能遗害于国家。

姜太公特别强调,遗害之根在于君主,而造福却非君主个人能力所能及,因此还需要百姓们的共同努力。他用人民的“尽力农桑”和“孝慈”之风来说明这个道理,同时指出“万民富乐”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一个贤明的君主,其职责就在于使“万民富乐”。为此,君主甚至要压抑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享乐,尽力为人民奉献,而不是无度的索取。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得爱民,凝聚人心,发挥人力。同样,作为军中统帅,要想在战争中取胜,依然要做到爱兵爱民,才能团结一致,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历史上有许多军事将领都非常注重爱兵爱民。如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就是一位爱兵胜爱子的名将。他在魏国当将军时,与士卒同衣食,共甘苦,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自裹粮负重。一次,他率军进攻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军中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疼痛难忍。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身为大将的吴起,不顾毒疮的脏臭,亲自为士兵吮毒,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样,部队的官兵关系得到进一步融洽,战斗力大大增强。吴起爱兵吮毒,几千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又如北宋名将曹彬称病止妄杀,保全了金陵(今南京)城,堪称爱民典范。《宋史·曹彬传》记载,公元974年,曹彬奉命率领10万水陆大军进攻南唐,包围金陵。为了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破坏,他下令对金陵城围而不打,并遣使劝降,迫敌就范,以确保古城安全归宋。然而南唐后主李煜执意不降。宋军围城十个月而不攻,将士纷纷请求屠城,以解心头之恨。在即将破城时,曹彬担忧的是克城之日,难以制止将士们的复仇行动和城内军民将遭杀戮。于是,他称病卧床不起。部将闻主帅得病,心急火燎,前往探视。曹彬对部下的问候闻而不答,请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曹彬恳切地说:“我的病非药石所能治愈,惟须诸公诚心发誓,在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只有这样,我的病才能不医而自愈。”大家深为曹彬的爱民之心所感动,即焚香起誓,表示不违主帅所望。破城之日,宋军严格执行曹彬的命令,使城内安然无恙。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进军江南,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深受感动,特地召谕蒙古军将领要学习曹彬的榜样。所以,繁华的金陵虽几经宋军和元军夺占,都依然保全完好。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更是爱兵爱民的典范。人民军队从创建以来,就是官爱兵,兵爱官,官兵一致;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仅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军现代指挥员应不断发扬革命传统,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更为强大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军队。

三国务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

为国之大务: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薄赋敛:少向百姓征收赋税。薄,少。敛,征收赋税。

俭宫室台榭:少建筑宫室台榭。台榭:高大顶平的建筑物和建在上面的亭子。

吏清不苛扰:清廉的官吏不用苛捐杂税滋扰百姓。

疲:疲劳,此为劳民伤财。

吏浊苛扰:官吏贪污,苛杂税扰乱百姓。

驭民:治理民众。驭,驾驭,此为治理。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我很想听一听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怎样才能使君主受到百姓的拥戴,人民生活得安乐幸福呢?”

太公说:“治国的根本道理,无非爱民罢了。”

文王又问:“应当怎样爱民呢?”

太公回答说:“要多给人民好处,而不加以损害;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加以破坏;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要杀害无辜;要给人民实惠,而不加以掠夺;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而不使其困苦;要让百姓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怒。”

文王接着说:“希望你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不要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给予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促进他们生产;不使刑罚加于无罪之人,就是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减轻赋税,就是给人民造福;少建宫室台榭以节省民力,就能使人民安乐;官吏清廉,不苛刻扰民,就能使人民喜悦无怨。反之,如果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破坏他们生产;假使人民无罪而加以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人民的赋税,就是掠夺他们的财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就是使他们陷于困苦;官吏贪污苛刻扰民,就会使得百姓怨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统治人民如父母爱子女、兄长爱弟妹一样,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虑,见其劳苦则为之哀怜。赏罚百姓,如同赏罚自己;征收赋税,好像夺取自己的财物。凡此种种,就是爱民的道理。”

【心得】

文王向太公请教治国的大道理,无非是想让自己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怨怒造反。

姜太公回答说,治国的大道理在于“爱民”。这就告诉文王,你如果想安享太平,受到人民的拥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先爱护人民。人民拥戴你,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因此,你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私欲,去满足人民的利益。

同时,姜太公认为“爱民”不是一句口号。从人民的物质利益到精神生活,都要全方位地予以关心、爱护,并且落实,既使人们生活得富裕安定,还要使人们心情舒畅。

继姜太公之后,孟子也强调“保民而王”。

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

统治者已经开始把人民的地位、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国家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左传》在记敘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王”。

《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聘问赵威后,信还没有打开,威后就问使者,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使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把贵贱弄颠倒了。

赵威后却说:“苛无岁,何以有民?苛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

赵威后并且还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否则,“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

对此,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制胜的根本,“城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力克群雄、统一北方,与他所采取的措施得到民众的拥护是分不开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迫于战乱,生活流离失所,曹操将流民安置起来,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安顿下来。曹操所率军队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麦田,下令“践麦田者斩”的命令,当自己骑马经过麦田时,由于野鸟突然飞起导致战马受惊,践踏了一片麦子。曹操请求部队执法官对自己进行惩罚,最后“割发代首”,号令三军,以示警诫。此举深得民心。

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的考虑,故《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对此,孙武解释说:“令民与上同意也。”显然,其意也在于使人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民众怨声载道之时。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地区或中原霸主,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关键在于他们在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

刘邦所创立的大汉王朝,成为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不仅秦王朝所不及,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匹敌。从历史因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了让民修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初期的强盛,也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禄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爱民”、“保民”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谋略中的瑰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乃历代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普遍接受认同的观念。

吴起在向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也提出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的谋略思想,主张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在吴起看来,“四德”修好,国家就能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就会走向衰败、灭亡。“四德”修好,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要“亲万民”,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

姜太公说得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

君主制的实践者实际上是官吏。官吏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姜太公特别提到官吏的清廉与腐败问题,指出他们的行为与百姓的苦乐贫富息息相关。在古代社会,由于官僚制度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常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个思想和《水浒传》作者的立场,相去不远,应该加以肯定。

四大礼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唯临,为下唯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隐。为上唯周,为下唯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担。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止,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