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诸葛亮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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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便宜十六策(3)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就像看清楚朱、紫等颜色,分辨出宫、商等音律一样。因为粉红、紫两种颜色会混淆朱色,而靡靡之音会惑乱正统雅音。变乱首先发生在政令不及的边远地区,谣言总是因众心困惑而产生。尽管事物的形体与色彩可能相似,但在本质上却千差万别。白色的石头看上去像玉,愚昧无知的人拿它当做宝;鱼类的眼睛看上去就像珠,愚蠢的人就收藏它;狐貉很像狗,愚昧的人就畜养它;枯蒌看上去像瓜,愚蠢的人拿它当食物来充饥。所以赵高指着鹿说是马,秦二世深信不疑;范蠡贡献越国的美女西施,吴王夫差没有疑惑。计划如有疑点,就无法成事;行事过程中如有疑惑,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圣人不会凭主观臆测来彰显自己的英明,而是求诸于天意,用占卜来预测人和事物的吉凶。《尚书》中说:“三个人预测一件事,一定听从其中多数的意见。”如果再有疑惑,就必须征询百姓的意见。所以孔子说: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担忧臣民不了解自己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不担忧外人不了解自己内部的情况,只是担心自己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担忧下位者不了解上位者,只担心地位崇高的人不了解地位低下的人。所以上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鞭策自己的主人奔跑,神为通晓自己的人显灵。君主在判决诉讼时,最担心的是不能明察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罪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蒙冤、刚直者被诬陷、有冤屈者不得伸张,而诚信之人被怀疑、忠良之士被陷害,这些都是败德之事,必会招致各种祸乱变故。所以英明的君主在断诉讼、处理刑罚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罪犯的言行举止。如果犯人有敬畏之色,且言辞哀怨,上堂行色匆匆,而迟迟不肯离开庭堂,还不时左顾右盼,反复叹息,这人必是蒙冤不得申诉;如果低头下语,胆怯退缩,喘息不定,竖耳倾听,沉吟作态,语无伦次,上堂姗姗来迟,离时匆匆忙忙,不敢回顾庭堂,这人必是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所做所为的动机,和他做事的原由,以及是否心安理得,则一切都将无所遁形了!”

【心得】

“察疑”就是强调明君要善于明辨是非,知晓条件情况。作为领导者,对于各种情况要深入并实际地予以了解,不要只立足于个人的狭小天地,要知人、知外、知下、知贱,从而积极地去调整各方面。否则上混下乱,自然朝纲失纪,法度失明,群臣各怀狡诈利己之心,相互怀疑,必然招致祸患。在战争中,作为一军之将,洞察敌方一切行动意图,更是显得十分重要。没有明察秋毫的能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公元208年,曹操占领荆州后,准备一举歼灭东吴。曹操在赤壁和东吴形成对峙状态,曹军沿江建立24座水门水寨,大船像城墙一样在外面排成一排,而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又是深谙水战的骁将。当周瑜正在苦思对敌良策时,曹操派来劝降的说客蒋干前来拜访。周瑜察觉了蒋干此来的目的,于是故意向蒋干展现东吴军队的严整和粮草的充足,并且在酒宴上并假装喝醉,让蒋干和自己同榻而眠,故意让蒋干在书桌上看见一封蔡瑁、张允写给周瑜的信。蒋干不知是计,连夜跑回曹营,把信交给曹操。曹操看罢大怒,立刻把蔡瑁、张允叫来:“我准备让你们立即出战。”蔡瑁回答说:“不行啊,水兵还没有训练好,不能轻易出战。”曹操拍案而起:“恐怕等你们把兵训练好,我的人头早也献给周瑜了吧!”不由分说,立即把蔡瑁、张允斩首。正是由于周瑜明察秋毫,洞察了蒋干的动机后,将计就计,引诱曹操上当,因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而曹操却由于失察,没能“观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兵败也就不足为奇。

古语说:“有国之主,不可轻易下结论说:举国上下,竟无一个深谋之臣;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智能之士。关键在于国君了解考察得是否精细,是否确切。”

汉高祖说过:“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场的胜利。这方面我不如张良;稳定国家安抚百姓,保障部队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于粮道,这方面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兵马,战必胜,攻必克,这方面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却能了解他们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汉高祖刘邦对人才考察精细,知人善用,最终夺得天下。

六治人

【原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譬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篡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塚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注释】

风化:教化引导。

诸夏:诸侯。

皂服之吏:地位卑下的小官。

克食于民:对人民苛刻无度。

豫:预防。

末作:指工商业。

辎軿:豪华的车子。

【译文】

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用仁德来教化民众,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经书上说:“用道德仁义来教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跟着推行礼仪;明确地告诉百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百姓就知道哪些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日月光明,所以天下民众才仰望它;因为天地广阔,所以万物才能依附它。因此,只有像尧、舜那样贤明的君主,才能使遥远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像桀、纣那样的暴君,连自己身边的诸侯也会背叛。这并不是上天改变了民众的心志,而是君主教导民众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因此,统治民众要像培育幼苗一样,首先应剪除可能的平枝,除掉缺点。而国家的兴盛,寄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国家的衰败,则植基于平民百姓。所以说,平民百姓的破坏力最大,假如不以此前提出发,对人民苛刻残暴,使老百姓饥饿困乏,必然会发生混乱。只有勉励农民耕种,不误农时;只有少征收赋税,才不会耗尽民众的财物。如此一来,国家富裕,民众安乐,这不是很好吗?那些拥有国家或家庭的人,不担忧贫困而去忧虑不安定。所以,尧、虞、舜之为政,是使人皆获利,其合理地利用天时地利,用来防备灾荒之年,而秋季收获的余粮,用来救济贫困的人,所以普天之下财源亨通、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春秋五霸的时候,衣食不能满足的地区,可从财物有余的地区得到补充。而今各地诸侯都贪财好利,好利之风盛行,造成百姓之间相互争夺,各种灾难接连不断,蛮横的人欺负弱者,真正能够安心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透过各种手段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百姓像浮云一样游移四方,民心不稳,生活动荡不安。经书上说:“不抬高稀有货物的物价,百姓就不会成为盗贼;不让无用的东西价格攀升,人心就不会混乱。”因此,让每一部门尽职尽责,是圣明君主的政治。从前齐景公在世之时,社会风气异常奢侈,不按照礼法行事。而周秦则法律简约,推崇质朴,教导百姓勤于耕作,从事对百姓有益的事。那些精心制成却没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敛没有任何益处的财货,像金银璧玉、珠玑翡翠等奇珍异宝,都是出自远方,不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东西。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等彩色绚丽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穿着的。此外,讲求手工巧妙的金石木器之雕刻,往往妨害农业生产。出入都乘坐华丽的车子,身穿昂贵的衣衫,也都不是平民百姓所需。而装饰豪华的大门,修建高耸的围墙,或过度奢侈的坟墓,莫不竭尽财力来炫耀,这也不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经书上说:“平民百姓喜好的,只有辛勤劳作,对自身要求严格,节俭朴素,以便供养父母。”因此,使用财物有所节制,按照礼节来开支,丰收之年不浪费,饥荒之年就不会艰难,平常积累储蓄,以备来年用度。这种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正像四季气候变化那样自然吗?

【心得】

诸葛亮强调,治理国家要重视教化民众,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对百姓有益的事,并要建立各种制度安定民心,鼓励百姓勤于工作。总之,各个部门要严于自律、要节用,否则舍本逐末,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然失民心,导致国家衰弱,祸起萧墙。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8岁的时候,被封为代王,24岁做了皇帝。他的母亲是汉高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为害怕吕后,长期和儿子住在封地,不管朝中的事情,他们母子俩没有引起吕后的重视,所以,没有受到吕氏的陷害。

刘恒正式称帝以后,看到老百姓因为受战争残害都很穷,政府收不上来捐税。他想到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到首都郊外去耕地、下种。他还叫皇后、皇妃在皇宫的园地里种桑养蚕,为广大农民做出榜样。

汉文帝知道老年人生产经验比较丰富,应当鼓励人们敬老扶幼。于是,他便下了一道命令:政府要关心无儿无女的老年人,关心没有父母的孤儿。政府借钱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还从政府的仓库里拨出一部分麻布和丝绵,发给他们做衣服。汉文帝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减轻刑罚。他首先废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罪的法律,后来又规定了罚钱赎罪的法律,并且还废除了肉刑。

说起废除肉刑,那是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事,当时,一位著名的医生,齐国太仓县的县令淳于意,因治病死了人,犯了法,被判处肉刑。那时候的肉刑有三种: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一只脚。因为淳于意是县令,是现任官吏,要到首都长安,由朝廷的司法机关来执行肉刑。

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去长安。缇萦到了长安,便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了守门人。汉文帝接到奏章,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我叫缇萦,是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为官清廉,齐地人都称他是清官。他犯罪,受到刑罚是应该的。可是,肉刑是一种可怕的刑罚,刺了字,就终生难以抹掉;割掉鼻子,就不能再安上;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当奴婢,替父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看了信,觉得小姑娘说得也很有道理,便召集制订法律的官员,要他们用别的刑罚来代替肉刑,后来就改为以打板子来代替肉刑。

有一天,汉文帝出行。浩浩荡荡的车驾队伍刚走到中渭桥,还没出长安城,忽然从桥下蹿出一个人来,这人一见是皇帝的车驾,吓得晕头转向,不但不知躲避,反而向皇帝的乘舆跑去,差一点撞到驾辕的马身上。这马吓得长嘶一声,撒开四蹄奔跑起来。这一下,车错了辙,人喊马叫,中渭桥上乱作一团。费了好大劲,卫士们才治服了那受惊的辕马。汉文帝又惊又气,命令卫队将领将惊驾的人迅速逮捕,交廷尉去治罪。

廷尉张释之经认真审理,便到皇宫向汉文帝奏报。汉文帝见了张释之,便急切地问:“那个人审得怎么样?”张释之不紧不慢地奏道:“臣已经审过了,那人是一时恐慌,犯了惊动皇上车驾的罪,按照条律,应处以罚金四两。”汉文帝一听,气得大声说:“这个人使我的马受了惊,幸亏这马性子柔和。否则,我不死也得受伤。你这个廷尉却只处他罚金四两。”

张释之连忙磕头,连声说:“圣上息怒,圣上息怒,臣以为,法律是天下通用的,百姓共守的。处以四两罚金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当时您让人把他当场杀了,也就杀了。现在交给廷尉处理,就应按法处理。陛下圣明,请您体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汉文帝思忖半天,点头说:“看来你是对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起兵,侵犯上郡和云中一带。汉文帝连忙派将领率兵马去抵抗;另外,又派了三位将军带兵保卫长安。将军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周亚夫驻扎在细柳。

有一天,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也顺便视察一下。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领一听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出营迎接。护送汉文帝的车驾闯进军营,毫无阻拦。接着,他又到了棘门,也同样受到了隆重的欢送。

汉文帝慰问的第三站是细柳军。卫士们来到细柳营军门,见守门的将士们披盔带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大敌当前的样子。卫队的将领对守门的都尉威严地吆喝道:“皇上就要驾到,赶快开门迎接!”

都尉目不侧视,朗声答道:“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令,不受天子诏。”卫队的官员正要同都尉争执,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没想到守营的都尉照样拦住。汉文帝只好命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皇上要进营劳军。”

周亚夫下令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驾进来。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门的都尉又郑重地告诉他们:“我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侍从的官员都很生气,但文帝却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到了营前,只见周亚夫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拱拱手作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按军礼相见。”汉文帝站起来,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周亚夫表示答礼。

汉文帝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了他的慰问,赐下了美酒牛羊,完成慰问仪式后,缓缓离营而去。

在回长安的路上,侍从们议论纷纷,认为周亚夫对皇帝的车驾太没有礼貌。但是,汉文帝却赞不绝口,认为灞上和棘门,就跟小孩闹着玩一样,如有敌人偷袭,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才是真正的将军,敌人怎敢侵犯他啊!

不久,便提升周亚夫为都尉,负责京城的军事。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皇帝,汉朝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繁荣局面,与他善于用人、择善而从是分不开的。

曹操在创立魏国后,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农民能够勤于耕作,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