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诸葛亮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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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便宜十六策(2)

为政之道在于能察看细节,倾听不为人知的声音。形体微小就不容易被看见,声音微弱就不容易被听到。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够从细微处看到事情的预兆,能够从听到的小言论发现大问题,上下沟通,内外应和。所以,君王处理国家政务的原则,关键在于广泛听取并采纳下属的意见,与百姓一起商量计策,如此必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贤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天下百姓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人的意志主宰着身体,因此一国有圣明之君就如同人有意志一样,如果内外相应,则一片祥和。君主如果只看到日月的光明,(而看不见平民百姓的痛苦)就称不上目明;如果只听到雷霆轰鸣的巨响,(却听不到平民百姓的声音)就算不上耳聪。所以,君主要广泛了解各种情况,才是圣明之君。听不出五音,就无法区别宫音和商音;看不出五色,就无法分辨黑色和黄色。大凡英明的君主,处事都有原则,就像白天、黑夜有规律地互相交替一样,白天处理国家大事,晚上才考虑私事。有时百姓的怨声不能听到,进谏良言的忠良得不到信任。听不到怨声,蒙冤的人便得不到申诉;若不采信忠臣的谏言,作奸犯科之徒就将会受到纵容。所以《尚书》上说:“上天以百姓的眼睛为眼睛,以百姓的听觉为听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心得】

诸葛亮在这里明确指出一国之君应广闻博见、从谏如流,“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能够广泛地倾听民众的心声,仔细观察百姓的疾苦,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才能采取“对”的措施,这是成为一个明君的先决条件。如果国君只愿意听取奸臣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言辞,而塞忠谏之言,只看得到歌舞升平的华丽表象,又怎能期待国富民强呢?

周朝的世宗皇帝就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君主,他志气高远,在内政和军事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一次,他和臣子们在大殿上会餐,当时已经是寒冬季节,他对臣子们说:“这两天很冷,但我在宫殿里面吃饭,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我无功于百姓却坐享其成,实在是惭愧啊!”周世宗不仅能真心了解百姓的疾苦,并常常勉励自己的大臣。另外,他还十分留心农事,在周世宗的大殿上,有一对用木头雕刻成的农夫蚕妇,他希望能借此时刻提醒自己和大臣们心中要有百姓,要时常倾听百姓的声音,多想办法为民众减轻痛苦和负担。

周世宗在其统治期间,虽然大权独揽,但他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只要是国家事务,他都广泛地听取下属的意见,了解百姓的需求。譬如,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而且对他们说:“你们说了而我不听,是我的错误;请你们说但你们不说,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正因为周世宗是一位注重视听的君主,他才深知百姓的疾苦。公元956年,他废除沿袭多年征收谷帛的不合理制度,而改成等待民间10月收获且纺织完毕后开征。公元958年,周世宗又依据元稹《均田表》中所说的均平田租办法,制成《均田图》,彻底进行均田赋的改革,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综言之,周世宗在位期间,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连年征战,如此虽然加重民众的负担,但他依照民众的意愿对政治有所改善,加之统一也符合民众的心愿,所以民众劳而不怨,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公元207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准备北征乌桓。决策之时,有些将领认为孤军深入,极端不利,持反对的意见,但曹操不顾劝谏,还是率军出征了。北伐途中,历尽艰险,差点不战而溃。当到了距乌桓军驻地还有200余里的地方时,曹军与乌桓军队突然遭遇,众寡悬殊,十分危急。曹操不得不亲到阵前指挥督战,令张辽当前锋,展开攻击。这才化险为夷,一战而胜。凯旋之后,曹操下令调查最初反对攻打乌桓的人,这些人因为反对错了,无不惴惴不安。但曹操却依照调查的名单,一一发给奖赏。他诚恳地说:“我征讨乌桓,实在是危险万分,全靠侥幸,虽然成功,但不是正常行动,各位的意见,才是万全智谋,所以奖励,以后不要闭口不言!”受到奖赏的将领感叹不已。

明朝的朱元璋是一个注意听取下属意见的君主。在陈友谅攻占朱元璋的领地,杀死其养子朱文逊,建立国号“汉”并自称皇帝后,又率领大批水军直扑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大都慑于陈友谅来势汹汹,有的主张死守城池,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还有的干脆主张献城投降,总之都认为不能和陈友谅决战。此时,刘基对朱元璋说:“骄兵必败,陈友谅现在刚打了几场胜仗,自认为天下无敌,根本就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我们应该诱其深入,然后以一路伏兵截击之,另以一路兵断其后路,一定能够击败陈友谅。”朱元璋沉思半晌,决定采用刘基的建议。于是命令康茂才诈降,借以引诱陈友谅深入;命常遇春、冯胜国、徐达在险要之地埋伏;又命胡大海率军直奔信州,以截断陈友谅的后路。陈友谅果然中计,长驱直入,结果被朱元璋的大军前后夹击,丟弃战船数百艘,士卒伤亡不计其数。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无论是治国还是领兵作战,广泛地听取下属和民众的意见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四纳言

【原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纳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卑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注释】

谏诤:直言规劝。

匡救:纠正。

危言危行:谨言慎行。

危行言孙:孙,通“逊”,恭顺也。此句谓行为谦恭,言语谄媚。

【译文】

人君应广纳众议,接受直言规劝。身为国君应有直言进谏的大臣,为人父者要有直言不讳的子女,每当他们的行为不合道德规范时就直言规劝,以使美德得到宣扬,而不好的行为得到补救。恶行不能放任自流,美德则不能抑制诋毁。放任恶行而诋毁美德,国家必然会遭遇危险。君主拒绝接受直言规劝,正直的大臣就不敢向君主进献治国良策,于是奸臣专擅朝政,横行霸道,这是治理国家的一大祸害。所以政治清明的国家,臣下能够行为端正,言语坦直;政治昏暗的国家,臣下则行为谦恭,言语谄媚,君主听不到臣下的意见,而臣下也不敢对君主直言规劝。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所以他们能够名声显赫,被后世尊崇为圣人。就好像房屋漏雨,要止住下面之漏雨,就得把屋顶的漏洞堵住,若屋顶上的漏洞不补好,屋内就不能居住。

【心得】

广泛听取并采纳众人的直言规谏,谓之纳谏。纳谏的意思是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然后判断是非,择善而从之,如果择非而从之,那就不能叫纳谏了。纳谏的目的在于采众之长以补己之短,从而更妥善地治理国家。然而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能够真正做到像诸葛亮所最推崇的圣人孔子、周公那样,始终坚持不耻下问而且正确对待下属直言规谏的,可谓凤毛鳞角。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所有帝王里,最善于纳谏的应该算是唐太宗了。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罢免了一批保守官僚,起用了魏征等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同时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他曾经对自己的大臣说:“我少年时就很喜欢弓箭,藏有十多张非常好的弓,自认为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我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工匠们看,结果工匠们说它们都不是好弓。我问其中的缘故,工匠们说,做弓的材料木心不直,自然脉理就邪,弓虽然硬,但射出的箭就不能直。此时我才知道自己过去的鉴别不够完全精确。我是用弓箭定天下的,都还不能完全懂得弓箭的奥妙,更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可能都懂得呢?”

唐太宗很清楚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鼓励群臣犯颜直谏。他曾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么才是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魏征的意见,因此他时常告诫大臣们,凡是自己下的命令中有不便实施的,都要提出异议。在所有的大臣里,魏征最敢据理力争,甚至有时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继续直谏讲理。有一次,因为魏征当众和唐太宗理论,唐太宗退朝回到后宫还怒气冲天:“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人!”幸好长孙皇后劝道:“魏征这样忠直,正说明陛下是一位明主啊!”这么一来,唐太宗才算平息了怒火。

太宗曾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

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

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是出生于贵族的马上皇帝,他在战场上是一员性格刚猛的勇将,但他最惧怕的就是亡国,而魏征正是一位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其谏诤越激烈,越足以证明其忠爱朝廷之心的真切,所以,唐太宗再怎么生气也会听取魏征的意见。公元643年,魏征病故,唐太宗大哭着说:“人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预见兴亡;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一面镜子了。”直谏难,纳谏更难,魏征等大臣之所以敢于直谏,正因为他们知道唐太宗是一位能够纳谏的明君。

公元382年,前秦帝苻坚和大臣们开会讨论讨伐东晋的事宜。文武百宫中除佞臣朱彤首先发言附和外,其余的都不同意。苻坚很生气,让大家都退下,只留下苻融一人商量,但他也不赞同,力谏讨伐东晋的危险在于民众都不愿意和东晋作战,并且说凡是不同意和东晋交战的人都是忠臣。当时,就连太子苻宏、幼子苻诜、苻坚的爱妾张夫人都谏符坚不可伐东晋,因此苻坚相当生气。后来,慕容垂、姚苌两人私下鼓动苻坚伐晋,请他“圣心独断”,苻坚误以为可以和他们共定天下,心中大喜。公元383年,苻坚不顾群臣的反对,大举出兵百万余讨伐东晋,结果秦军大败于肥水,苻坚逃回长安时只剩下十多万残兵败将。苻坚不能判断是非、不能择善而从,结果导致惨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丰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史记·留侯世家》中又记载:“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能够纳谏的明君深知忠言之“利于行”,而不能纳谏的昏君只因“逆耳”就不顾亡国的恶果。

五察疑

【原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速,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畜之;枯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若不虑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开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注释】

淫声疑正乐:正乐,正统雅音。句意为靡靡之音扰乱了正统雅音。

意说为明:依臆测的结果行事。

决狱:判决诉讼。

专辞:强辞夺理。

盗视:偷偷摸摸地看。

所以:所作所为的动机。

瘦:隐藏。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