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王朝的公开叫板，是从"公车上书"开始的。
三
1894年3月，乍暖还寒。梁启超携夫人李惠仙第三次来到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住在了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
这一年是甲午海战炮声隆隆的一年，也是满朝文武、举国上下争相比试谁马屁拍得更响的一年。为了给慈禧太后过六十岁生日，一个寿辰庆典就挥霍掉了这个国家一年国库总收入的一半。
第二年春天，梁启超随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他依旧住进了新会会馆。此时，北洋海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口被日军攻占，京师门户洞开，朝廷上下一片混乱。4月15日，关于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白银的电报传到北京，犹如一个抛向举子的大马蜂窝。梁启超一把戴上急先锋的肩章，联合广东、湖南两省100多名举人，率先上书都察院。梁启超力言不能割让台湾的呼声，像一匹引出狼群的头狼的嘶嚎，福建、四川、江西、台湾、贵州、直隶、山东、山西、云南、河南等省的举人紧随其后举行上书请愿活动。
康有为见"士气可用"，随即写下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抗战、变法。
梁启超拿着南海先生所作，自己用36个小时誊写的《上皇帝书》，连日到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在18省1300名举人当中传阅讨论。5月2日，梁启超又发动了更加声势浩大的请愿上书活动。请愿队伍长达数里地，都察院门前被车马堵得水泄不通，台湾举人罗秀慧更是涕泪横流，他们无法忍受"来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大岛，归去已赔给了倭寇"的耻辱。
"公车上书"是来自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难当头，集体向清廷递交的一份战书。"公车上书"虽然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最终失败，但这个"失败"比"成功"更有分量。
这次会试，本可各列三甲的梁启超，因主考官徐桐把梁启超的试卷当成"无君无父"的康有为的卷子从中作梗，结果名落孙山。而此时的梁启超早已不把会试放在心上，他把目光投向了比科举更高远的地方--天子的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