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宋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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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1)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残唐五代的纷乱局面,如《水浒传》引首所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就在公元960年(即宋之建隆元年),在黄袍加身之后,一个姓赵的新皇朝,又在汴水边建立了。

接着,在诗歌方面,宋诗亦承替了唐诗,并产生了不少名家与流派,以其吹万不同、吐故纳新的特色,在诗坛上一领风骚。就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来看,宋诗不外两大特点,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驱使文字的本领。

提到宋诗,就要想到唐宋诗之争,想到宋诗在过去某些评论家眼中的可怜地位。清人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叶燮的话并非无的放矢,但我们从这一选本的大部分作品看,即使抵不上唐诗,可是宋诗究竟是不是该唾骂的对象,公正的读者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每一个立国较久的皇朝的初期,总有一段相对的“国泰民安”的上升时期,宋朝亦是这样。但由于殿堂仍在,石陛如故,只是座位上换了些称孤道寡的人,老百姓还是站着或者伏着等待板子,因而社会矛盾还是此起彼伏。亦因为这样,一些还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还是拿起笔,写出人民所期望的作品。这时候,离杜甫的时代已经二三百年了,但仍然有人以民间涕泪来蘸他们的笔端,例如本书第一篇王禹偁的《感流亡》(它和王氏另一篇五古《对雪》可称为姊妹篇),以及梅尧臣的《田家语》、韩琦的《广陵大雪》、苏舜钦的《吴越大旱》等。这些作品中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在宋朝建国后七八十年间,就在西北、东南、中原地区,老百姓已经在边患、天灾、苛政下喘息了。

这些作者都是富有知识的封建士大夫。在士大夫阶层中,固然有不肖之徒,然而对社会生活中黑暗腐败的现象、下层人民的苦难,反应得最敏锐的,往往亦是士大夫中清醒的、明智的一部分。由于他们较多地接受了前代文化传统中民主性部分,加上自己的社会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的,因此作品较多地流露着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尽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忠心报答赵官家”。还应当指出,他们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描写,有些人只是一种姿态,有些人是廉价的,这样的作者历来就有,但有些人确是把自己的真实感情融入形象的。哪些假哪些真,公正的读者自会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予以区别的。

下面试把宋诗中各个阶段的动态,或择有代表性作家的优缺点,或就其事迹中一二要端,或据某一流派的得失,略加串缀。为了避免与“作者介绍”或“说明”重复,只好此详彼略地作为补充来说。

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活跃于文坛的时期,正是西昆体盛行的时期,王禹偁虽以其警秀与平易给宋诗带来一些新气息,但一则尚存唐音,二则并非有意识地反对西昆,故影响不大。到了梅尧臣、苏舜钦,才有意识地与西昆抗衡,就像叶燮在《原诗·外篇下》说的,“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可是他们当时的文名不高,号召力有限,能够起有力作用的却是欧阳修,给欧阳修以有力支持的是梅、苏。

欧阳修以其政治地位和学术声望,在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在语言的使用上,亦比梅、苏流畅、自然。他对西昆派杨亿等人的文采有所称赞,对西昆那种文风和倾向则颇为不满。这种态度亦是对的。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又多出于他的赏拔,如王安石和“三苏”。

附带还要提一笔,石介亦是一个反对西昆最激烈的人,除了写论文《怪说》外,还写过五古《虾蟆》来讽刺。但他自己写的诗却艺术价值较差,语言缺乏感染力。

王禹偁、欧阳修等人都曾经遭受过贬逐,他们的好些佳作即成于贬逐途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八中说:“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谓不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苦酒会使诗味加醇。诗人们在政治上遭遇挫折,却得到了艺术上的补偿。一个真正有才能的诗人,他最宝贵的东西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王安石是受知于欧阳修的人,他的《奉酬永叔见赠》中就有“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的话。欧阳修死后,学识声望能和王安石匹敌的只有苏轼。王安石的诗,古风与近体都好,晚年罢相时作的几首七绝尤为精彩。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王荆公体”,并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说得很中肯。这里略举几首为例: 如《谢公墩》的“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注一),《孟子》的“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的“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第一首虽是游戏之作,却反映了他的倔犟性格,亦即“拗相公”性格。第二首是说,在古人中,真能引为知己,慰他寂寥的唯有儒家孟子。第三首因送弟而念女,以自然朴素的语言,写老父的深挚感情。本书中还选有利登的《次琬妹月夕思亲之什》,末两句云:“白头亲老今多病,不似当初别汝时。”亦是以常语写真情的好诗。这些诗固然只是写骨肉之间的聚散,却是天生的好题材,寥寥二十八字,容不得半点浮文。诚然,诗人应当向更广阔的天地驰骋,但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如果连这样的抒情小诗亦写不好,就不免要让人替他着急了。

由王安石就很自然地想到司马光。二人政见各异,由此而产生的新旧党争,此起彼落,很为激烈。我们不否认司马光有保守的一面,但人品还应当肯定。思想保守和品德可风的矛盾,这样的政治家在古代就为数不少。平心而论,所谓旧党成员的品质要比新党好些。他不以诗名,有几首却有针砭意义,如本书所选的《鸡》诗。

但给宋诗面目以最大变化、成为北宋诗歌之魂的是苏轼。

黄庭坚在《子瞻诗句妙一世……》中说“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光”,这话不算怎样夸张。观于海者难为水。尽管这个选本中他的诗选得最多,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他是个大起大落的人,性格爽朗,直道事人。对王安石,他曾说过:“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司马光因常被章惇谑侮而感到苦恼,苏轼即向章惇说:“许靖且不可侮,况君实乎?”后来司马光拜相,苏轼曾以差役、免役的利弊与他争执,司马光为此而感到愤然,苏轼又说: 当年你不顾韩魏公(琦)的不高兴与他力争,“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注二)这两件事情,最能说明他的耿直。其次,他又善于吸收异端思想。佛道的思想,在他人生观上也许带来虚无的影响,在创作上却发挥了美感的效果,例如散文的《赤壁赋》,七古的《百步洪》。他走过许多路,大块假之以文章;天地为他留下风月,江山为他留下胜迹。他亦没有辜负它们,晚年从岭外归来后,曾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中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亦说这两句可以“见东坡公之心”。苏轼一生可爱处就在于通体透明,好好坏坏都让人看得清楚。这首诗作于逝世那一年,他的生命快要完尽了,他的这颗心依然放着光,像天上明月那样永远放着光。

黄庭坚是苏门四子之一。他在技巧上确实下过一番工夫,自己还有“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之类的主张。后人对他的诗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值得说一说,这便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如何在语言上苦苦追求魅力,苦苦创造特色,一定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努力屏除陈词滥调,毫不留情地扔掉“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注三)这一类惰性的语言。如果语言无味,又怎能使人对他的作品感到面目可爱?当我们看到某些诗篇中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时,就会想起黄庭坚。但话虽如此,实践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奇拗艰涩。蚌病成珠,优点和缺点常常如影随形。如同宋诗的短处是议论化,但说理细密又是它的长处。黄诗所以引起后人评价分歧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金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中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亦有点过分。如卷四十云:“秦缪公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尔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毋乃苛求。古代诗文中,木与拱连用的,即意味着是用《左传》中的墓木典,何况还有上下文。如果黄诗径用墓木,倒又显得直拙,说不定王氏又要问:“此何人墓木耶?”但王氏有一段话却说得很中肯:“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从黄诗总的成就来看,他所换之骨、所成之金并不多,使我们欣赏的还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而不是“百叶缃梅触拨人”和“马龁枯萁喧午枕”之类。

陈师道和张耒亦是苏门中人,北宋后期的诗坛中,除苏、黄外,亦以陈、张成就和影响最大。师道身世穷困,性格孤傲,常以朴拙瘦硬的语言表现出他的力度。在不甘与流俗苟合上,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但作品亦缺少壮阔的波澜。因为闭门觅句,黄庭坚甚至把他称为“逸民”。其次,他在学杜上用过力,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曾举陈诗用杜句而点金成铁处,如杜云“文章千古事”,陈则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寒花只暂香”,陈则云“寒花只自香”(王氏所举尚不止这几个例子)。这亦大出于我们意外: 一个极平常的诗人都不屑为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在苦吟诗人身上?亦实在是未能一空依傍的表现。

张耒是苏门诸人中死得最迟的一个。他的《夜坐》中末两句云:“梧桐直不甘衰弱,数叶迎风尚有声。”他当然是有寄托的,但我们似亦可用来比喻他晚年在北宋诗坛上的地位: 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都先他而去了,诗坛显得冷落,他还是要以朴实的语言,为人间送来秋声。

他生活过朝政日益败坏的徽宗后期,作品中就有不少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和晁应之悯农》云:“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正是六贼横行,民不畏死那样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又善用衬笔,如《输麦行》,主题是写农家收割后的欢乐气氛,却插入“半归仓廪半输官,免教县吏相催逼”,就从侧面透示了农民对官府的心理: 即使在大家喝酒联欢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压力在心头。

黄庭坚只比张耒早死七年,经历要比张耒艰苦,但他诗中反映的社会内容就不如张耒深广,可见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深度,还取决于自己的主观。

二帝北去,万马窥边。陈与义是由北宋进入南宋的一个诗人。他只活到四十九岁,在南宋亦只生活了十一二年。但在诗的成就上,这十一二年远胜于他的前半生。他的五律,如《舟抵华容县》、《晚晴野望》等都很得杜甫之神,“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就直逼老杜,这亦由于两人同因丧乱而间关流离之故。七律当以《登岳阳楼》几首为代表。总之,由北宋而南渡的爱国诗人中,在骨力和音节上,要推陈与义最有特色,享名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