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残唐五代的纷乱局面，如《水浒传》引首所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就在公元960年（即宋之建隆元年），在黄袍加身之后，一个姓赵的新皇朝，又在汴水边建立了。
接着，在诗歌方面，宋诗亦承替了唐诗，并产生了不少名家与流派，以其吹万不同、吐故纳新的特色，在诗坛上一领风骚。就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来看，宋诗不外两大特点，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驱使文字的本领。
提到宋诗，就要想到唐宋诗之争，想到宋诗在过去某些评论家眼中的可怜地位。清人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叶燮的话并非无的放矢，但我们从这一选本的大部分作品看，即使抵不上唐诗，可是宋诗究竟是不是该唾骂的对象，公正的读者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每一个立国较久的皇朝的初期，总有一段相对的“国泰民安”的上升时期，宋朝亦是这样。但由于殿堂仍在，石陛如故，只是座位上换了些称孤道寡的人，老百姓还是站着或者伏着等待板子，因而社会矛盾还是此起彼伏。亦因为这样，一些还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还是拿起笔，写出人民所期望的作品。这时候，离杜甫的时代已经二三百年了，但仍然有人以民间涕泪来蘸他们的笔端，例如本书第一篇王禹偁的《感流亡》（它和王氏另一篇五古《对雪》可称为姊妹篇），以及梅尧臣的《田家语》、韩琦的《广陵大雪》、苏舜钦的《吴越大旱》等。这些作品中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在宋朝建国后七八十年间，就在西北、东南、中原地区，老百姓已经在边患、天灾、苛政下喘息了。
这些作者都是富有知识的封建士大夫。在士大夫阶层中，固然有不肖之徒，然而对社会生活中黑暗腐败的现象、下层人民的苦难，反应得最敏锐的，往往亦是士大夫中清醒的、明智的一部分。由于他们较多地接受了前代文化传统中民主性部分，加上自己的社会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的，因此作品较多地流露着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尽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忠心报答赵官家”。还应当指出，他们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描写，有些人只是一种姿态，有些人是廉价的，这样的作者历来就有，但有些人确是把自己的真实感情融入形象的。哪些假哪些真，公正的读者自会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予以区别的。
下面试把宋诗中各个阶段的动态，或择有代表性作家的优缺点，或就其事迹中一二要端，或据某一流派的得失，略加串缀。为了避免与“作者介绍”或“说明”重复，只好此详彼略地作为补充来说。
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活跃于文坛的时期，正是西昆体盛行的时期，王禹偁虽以其警秀与平易给宋诗带来一些新气息，但一则尚存唐音，二则并非有意识地反对西昆，故影响不大。到了梅尧臣、苏舜钦，才有意识地与西昆抗衡，就像叶燮在《原诗·外篇下》说的，“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可是他们当时的文名不高，号召力有限，能够起有力作用的却是欧阳修，给欧阳修以有力支持的是梅、苏。
欧阳修以其政治地位和学术声望，在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在语言的使用上，亦比梅、苏流畅、自然。他对西昆派杨亿等人的文采有所称赞，对西昆那种文风和倾向则颇为不满。这种态度亦是对的。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又多出于他的赏拔，如王安石和“三苏”。
附带还要提一笔，石介亦是一个反对西昆最激烈的人，除了写论文《怪说》外，还写过五古《虾蟆》来讽刺。但他自己写的诗却艺术价值较差，语言缺乏感染力。
王禹偁、欧阳修等人都曾经遭受过贬逐，他们的好些佳作即成于贬逐途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八中说：“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谓不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苦酒会使诗味加醇。诗人们在政治上遭遇挫折，却得到了艺术上的补偿。一个真正有才能的诗人，他最宝贵的东西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王安石是受知于欧阳修的人，他的《奉酬永叔见赠》中就有“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的话。欧阳修死后，学识声望能和王安石匹敌的只有苏轼。王安石的诗，古风与近体都好，晚年罢相时作的几首七绝尤为精彩。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王荆公体”，并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说得很中肯。这里略举几首为例： 如《谢公墩》的“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注一），《孟子》的“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的“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第一首虽是游戏之作，却反映了他的倔犟性格，亦即“拗相公”性格。第二首是说，在古人中，真能引为知己，慰他寂寥的唯有儒家孟子。第三首因送弟而念女，以自然朴素的语言，写老父的深挚感情。本书中还选有利登的《次琬妹月夕思亲之什》，末两句云：“白头亲老今多病，不似当初别汝时。”亦是以常语写真情的好诗。这些诗固然只是写骨肉之间的聚散，却是天生的好题材，寥寥二十八字，容不得半点浮文。诚然，诗人应当向更广阔的天地驰骋，但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如果连这样的抒情小诗亦写不好，就不免要让人替他着急了。
由王安石就很自然地想到司马光。二人政见各异，由此而产生的新旧党争，此起彼落，很为激烈。我们不否认司马光有保守的一面，但人品还应当肯定。思想保守和品德可风的矛盾，这样的政治家在古代就为数不少。平心而论，所谓旧党成员的品质要比新党好些。他不以诗名，有几首却有针砭意义，如本书所选的《鸡》诗。
但给宋诗面目以最大变化、成为北宋诗歌之魂的是苏轼。
黄庭坚在《子瞻诗句妙一世……》中说“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光”，这话不算怎样夸张。观于海者难为水。尽管这个选本中他的诗选得最多，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他是个大起大落的人，性格爽朗，直道事人。对王安石，他曾说过：“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司马光因常被章惇谑侮而感到苦恼，苏轼即向章惇说：“许靖且不可侮，况君实乎？”后来司马光拜相，苏轼曾以差役、免役的利弊与他争执，司马光为此而感到愤然，苏轼又说： 当年你不顾韩魏公（琦）的不高兴与他力争，“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注二）这两件事情，最能说明他的耿直。其次，他又善于吸收异端思想。佛道的思想，在他人生观上也许带来虚无的影响，在创作上却发挥了美感的效果，例如散文的《赤壁赋》，七古的《百步洪》。他走过许多路，大块假之以文章；天地为他留下风月，江山为他留下胜迹。他亦没有辜负它们，晚年从岭外归来后，曾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中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亦说这两句可以“见东坡公之心”。苏轼一生可爱处就在于通体透明，好好坏坏都让人看得清楚。这首诗作于逝世那一年，他的生命快要完尽了，他的这颗心依然放着光，像天上明月那样永远放着光。
黄庭坚是苏门四子之一。他在技巧上确实下过一番工夫，自己还有“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之类的主张。后人对他的诗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值得说一说，这便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如何在语言上苦苦追求魅力，苦苦创造特色，一定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努力屏除陈词滥调，毫不留情地扔掉“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注三）这一类惰性的语言。如果语言无味，又怎能使人对他的作品感到面目可爱？当我们看到某些诗篇中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时，就会想起黄庭坚。但话虽如此，实践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奇拗艰涩。蚌病成珠，优点和缺点常常如影随形。如同宋诗的短处是议论化，但说理细密又是它的长处。黄诗所以引起后人评价分歧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金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中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亦有点过分。如卷四十云：“秦缪公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尔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毋乃苛求。古代诗文中，木与拱连用的，即意味着是用《左传》中的墓木典，何况还有上下文。如果黄诗径用墓木，倒又显得直拙，说不定王氏又要问：“此何人墓木耶？”但王氏有一段话却说得很中肯：“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从黄诗总的成就来看，他所换之骨、所成之金并不多，使我们欣赏的还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而不是“百叶缃梅触拨人”和“马龁枯萁喧午枕”之类。
陈师道和张耒亦是苏门中人，北宋后期的诗坛中，除苏、黄外，亦以陈、张成就和影响最大。师道身世穷困，性格孤傲，常以朴拙瘦硬的语言表现出他的力度。在不甘与流俗苟合上，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但作品亦缺少壮阔的波澜。因为闭门觅句，黄庭坚甚至把他称为“逸民”。其次，他在学杜上用过力，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曾举陈诗用杜句而点金成铁处，如杜云“文章千古事”，陈则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寒花只暂香”，陈则云“寒花只自香”（王氏所举尚不止这几个例子）。这亦大出于我们意外： 一个极平常的诗人都不屑为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在苦吟诗人身上？亦实在是未能一空依傍的表现。
张耒是苏门诸人中死得最迟的一个。他的《夜坐》中末两句云：“梧桐直不甘衰弱，数叶迎风尚有声。”他当然是有寄托的，但我们似亦可用来比喻他晚年在北宋诗坛上的地位： 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都先他而去了，诗坛显得冷落，他还是要以朴实的语言，为人间送来秋声。
他生活过朝政日益败坏的徽宗后期，作品中就有不少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和晁应之悯农》云：“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正是六贼横行，民不畏死那样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又善用衬笔，如《输麦行》，主题是写农家收割后的欢乐气氛，却插入“半归仓廪半输官，免教县吏相催逼”，就从侧面透示了农民对官府的心理： 即使在大家喝酒联欢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压力在心头。
黄庭坚只比张耒早死七年，经历要比张耒艰苦，但他诗中反映的社会内容就不如张耒深广，可见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深度，还取决于自己的主观。
二帝北去，万马窥边。陈与义是由北宋进入南宋的一个诗人。他只活到四十九岁，在南宋亦只生活了十一二年。但在诗的成就上，这十一二年远胜于他的前半生。他的五律，如《舟抵华容县》、《晚晴野望》等都很得杜甫之神，“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就直逼老杜，这亦由于两人同因丧乱而间关流离之故。七律当以《登岳阳楼》几首为代表。总之，由北宋而南渡的爱国诗人中，在骨力和音节上，要推陈与义最有特色，享名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