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军区政治部对于雷锋外出作报告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团范围内，必须有政治处派干部陪同；在军区工程兵范围内，政治部必须有专人陪同；在沈阳军区范围内或到地方做报告，军区政治部必须派专人陪同。报告要说什么，不说什么，在什么场合怎么说，都要随时修正，不能够自行其事。”
季增这张照片是雷锋（二排右4）与部分团、营、连干部的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位为运输连连长李超群；前排左起第一位为技术营营长荆悟先；二排右起第二位为团队列股长陈守训；前排右起第一位为团政治处主任崔东基；前排右起第三位为团副政委刘家乐。
时为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的王良太赠给雷锋一套《毛泽东选集》。
雷锋在给海军战士看地主婆在他手上砍下三刀后留下的疤痕。这三道疤痕是雷锋在报告会中一定会提到的故事。而展示三道疤痕也成为照片的重要报道场景。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1961年4月23日，雷锋应旅顺海军基地的邀请去作“忆苦”报告。摄影记者张峻也随同。他们上午10点多登上了从沈阳开往大连的火车。火车开动后，女列车员就请旅客选举一位安全代表，话还没说完，就有一个旅客指着雷锋说选这位解放军同志。大家都鼓掌同意。雷锋也不推辞，就戴上红袖标和列车员一起忙开了。
雷锋还用标准的普通话报站。这让张峻很吃惊，因为他想不到雷锋短短几个月已经把普通话练得很好了。后来张峻跟列车长一了解，才知道雷锋经常乘坐从沈阳到营口的火车，和这趟车的司乘人员都非常熟悉了，雷锋总是一上车就做好事，帮助列车员和旅客，一直忙到下车。而雷锋也不忘记跟着列车播音员学讲普通话，一来二去，好事也做了，普通话也学会了。
张峻拿出照相机，想给雷锋在火车上做好事拍张照片。刚举起相机，就被乘警拦住了，说不能拍照，还对张峻说，火车上的人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出身的，不知道他们的成分，万一雷锋给服务的人是一位坏分子怎么办？照片一登出去，可就是立场问题，而张峻有问题，列车人员也要受牵连，所以最好不要拍。
在当时，阶级斗争还是很重要的。张峻想到自己有很多机会给雷锋拍照，就放弃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雷锋做好事做了一火车，只有谚语流传，而没有真实的照片的缘故。
“五十年代的各种学习运动中，典型示范开始出现，正面的有王进喜、时传祥等人，负面的有大地主刘文彩。但是他们还都是在某个方面出色的典型。直到1962年，才出现雷锋这样一个全面的典型，典型运动达到高潮。”
雷锋的报告材料（建议单独设计，甚至可用特殊纸料，与正文有所区分）
忆苦思甜（1960年11月5日）
下文是雷锋作的忆苦思甜报告的一部分。根据录音整理。
我叫雷锋，生于1940年12月18日，家住在湖南省湘潭专区望城县，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
我在旧社会遭受的痛苦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是深重的。解放后，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拯救了我，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所要讲的也就是我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
黑暗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穷人只能给富人当牛当马，过着非人的苦日子。我家祖辈三代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我爸爸给唐地主做长工时，连一家半饱的生活也维持不住。到了荒年腊月，好久还看不到一粒米下锅。我哥哥常常带着我出去要饭，看到富人就央求他们老太太给点吃的，要是碰上有钱人家做喜事，就讨点剩饭剩菜吃，看到桌上的饭菜也用手扫了起来，装在一个要饭的破布兜里，留着下顿吃，要是离家近一点，就送回家去，给小弟弟吃。
我妈妈怕养活不了我那幼小的弟弟，想把他卖给有钱的人家，我爸爸心如刀割，坚决不让。他泪汪汪地说：“我们全家死也要死在一起，决不能把他卖了。”我爸爸被逼得没法，只好把睡的床铺抬出去卖了，在地上砌几块土砖，取下房门板，搭着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