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驩似乎十分尴尬，十分为难，在屋内踱来踱去：“让外人知道了，成何体统！……”
碧玉反驳道：“爹爹不是说，我们是自家兄妹吗？”
王驩将手一挥说：“那也使不得！”
碧玉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执拗地说：“为何使不得？我就是喜欢他！”
“死丫头，你疯了！”王驩真的恼怒了。
碧玉毫不示弱；“女儿我这是醉了。”
王驩反问：“醉了又当如何？”
碧玉理直气壮地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就是要嫁给他！”
王驩斥责道：“一派胡言，你哥哥早已是有妇之夫，岂能再与你婚配！”
碧玉鄙夷不屑地一笑说：“国君有三宫六院，哥哥为何就不能有三妻四妾呢？哥哥，你说对吧？”
苟矢弗如如梦初醒：“对，对，对得很哪！”
王驩明知故问：“如此说来，贤侄也愿意？……”
苟矢弗如急忙表态：“伯父德高望重，妹妹花容月貌，弗如焉有不愿意之理！”
“也罢。”王骧仿佛最后下定了决心，“老夫也爱慕贤侄的才华，今日就招你这个东床！”
碧玉扑过去，撒娇地搂着王驩的脖子摇晃：“爹爹，你真好！”
苟矢弗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边磕响头边说；“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王驩本欲施美人计控制苟矢弗如，想不到弄假成真，赔上了一位千金小姐。这样也好，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有了这半个儿效忠，就不愁控制孟子师徒了。
孟子一如既往，来盖后并不急于施行他的仁政主张，而是将弟子们分散到四乡去进行社会考察，他本人也不顾年老体迈，由万章与公孙丑等弟子陪同，整日奔波于盖邑的村村寨寨。
那还是在无盐君进宫之前，王驩得宠于宣王之时，王驩奏请宣王，欲在盖邑兴建两项浩大工程，一项是“三里桥”，一项是“五里沟”。奏章中大肆渲染兴建这两项浩大工程的必要性、重要性与深远意义，以及工程的艰巨程度，奏章的最后是两项工程的总造价。宣王读完奏章，觉得这确是造福社会，泽被子孙的大好事，同时也能宣扬、记载国君的德泽恩惠，自己的英名将与这“三里桥”、“五里沟”一起流传后世。既有这诸多好处，齐宣王自然是恩准了，于是一连五年，每年王驩都得到朝廷拨来的一笔数目惊人的巨款。巨款是用来修沟造桥的，难道王驩还敢私下腰包吗？不错，修沟造桥是用了一些，但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绝大部分还是为王驩和他的幕僚中饱私囊了。那么他们是用什么来修沟造桥呢？原来所谓的“五里沟”，不过是盖城东五里处有一条黄泥沟，此乃城东百姓进城的惟一通道，每当夏秋，两边山坡上的水全都淌到这黄泥沟里，滚滚滔滔，交通阻塞，民怨沸腾。王驩确也将这条黄泥沟修治好，但不过是征发民力，挖土辟崖，开几条渠道，将沟内的积水排走罢了，何需多少钱财！另外沿黄泥沟筑成了拦水短墙，使山坡上滚下来的水为矮墙所阻，循另路而去，不再泻于黄泥沟内。沟内的积水既除，整修平坦，铺上沙石，一条进城的坦途便形成了。这一切，全都是城东百姓见义勇为，勿需署衙付给报酬。王驩不过是从朝廷拨款中拿出一点点，买成农夫所需之物，一部分普降细雨，慰劳全体参战民工；一部分褒奖先进。城东百姓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呼“王青天”，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所谓的“三里桥”则更简单，在城南三里处的一条穿路小溪上，架起一座宽不过十尺，长不足两丈的石板桥。如此一座常见小桥，造价寥寥。
齐宣王自然也派文武大员来盖监督检查，但王驩将他们带进开石、烧砖、伐木的现场，见这里确有数以千计的百姓正干得热火朝天，大员们回都复命，宣王大喜。等钦差再来盖邑，王驩以美酒佳肴封其口，以厚礼丰赠裹其足，朝中大臣，有谁还肯冒风尘之苦而再到工地去看现场呢？酒足饭饱，装满了腰包之后，回都去“言好事”也就是了。那些开采的石料，烧制的砖瓦，砍伐的木材自然另有派场，一部分建署衙，一部分盖私邸，难怪盖邑公府竟会如此气派，如此豪华。
这“三里桥”和“五里沟”两大工程使王驩及其同僚们变成了齐国仅次于王族贵戚的富豪，同时也使盖邑政治一败涂地。王驩这众目睽睽之举，岂能掩人耳目？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盖邑官吏无不贪污受贿，无不欺上瞒下，无不阳奉阴违，无不贪赃枉法，无不肆意妄为。这一切，王驩件件看在眼里，桩桩记在心上，但他却不敢管，不敢问，更不敢治谁人之罪。因为他有“三里桥”、“五里沟”的把柄拽在下属手中，捅到齐王那儿，就要判他个“欺君枉法”之罪，轻则斩首，重则诛灭九族。这样一来，苦了盖邑百姓，不行贿，不送礼，不打通关节，休想在盖邑办成一件事。这行贿送礼的规格和档次愈来愈高，由土特产品到钱财，到金银珠宝，到黄花少女，百姓愤愤地说，在盖邑府衙大门口，要放一口铡刀，凡出入之骑马乘轿者，拖而铡之，决不会冤枉一个！
有一胥吏，大约相当于今之乡镇长，因官职太小，行贿送礼者有限，但他也有自己致富的门路与办法。他的官署所在，乃一数百户的大镇，有店铺商号，有茶楼酒肆，有作坊工场主，每逢五、十赶大集，人来人往，倒也颇有几分繁华景象。这位胥吏素不用早餐，睡至巳时以后，起床梳洗，穿戴整齐之后，沿街走走，每遇饭馆酒肆，必探身进去，寻找张三李四，这样找不到三五家，准会逢上排酒宴会宾客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既为胥吏，谁不恭而敬之，仰而慕之？于是纷纷相邀。胥吏自不会立即应邀，总推说有公务在身，正忙得不可开交。邀者哪里肯依，说实在的，有胥吏同席共饮，也算是莫大的荣耀。推推让让之后，胥吏爱民若子，还是赏脸入席了。胥吏饮酒，不醉则不停杯投箸，日久天长，该方百姓无不知晓。一醉之后，今晚和明朝又不必进餐，明日巳时起床再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确也能节省不少的饭钱。在这大灾之年，能够天天酒肉穿肠，吃得脑满肠肥，也算是得天独厚了。
孟子师徒继续进行社会考察，一日忽遇人流如潮，奔向滨河庄。人流中固然也有衣冠楚楚之辈，驾车乘马之流，但大灾之后，多为衣衫褴褛者、面黄肌瘦者、形容憔悴者、精神不振者、体力不支者。他们或挎破篮，或提水桶，或拎陶罐，或端葫瓢，犹如一条奔腾着的长河，河中翻滚的是浊流，是秽浪，是罪恶的波涛。
经询问，孟子得知滨河庄住着一位在朝为官的贵族，名唤马驰骋，其长子马骏今日满二十岁，欲举行加冠盛典，骑马乘车、衣冠楚楚者，是前往庆贺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者，是前往行乞，求施舍的，故而大路上才这般人流如潮。
滨河庄头高搭松柏彩门，彩门之上是一溜宫灯，宫灯之间，彩旗在寒风中招展，呼啦啦响，仿佛在高声欢呼，彩门以里红毡铺地，直至张府。红毡两旁是人组成的长廊，宾客踏毡，沿廊而前，步入宴会大厅。行乞者有专人接待，延引至一处空宅，宅内有大盆和笸箩，内中分别盛有吃食肉菜，来者不拒，每人各领取等量的饭菜。那人组成的长廊，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官或民，一律头戴丝冠，身着绸缎。他们或挥舞彩带，或舞动花环，或手持仪仗，或鸣奏鼓乐，或载歌载舞，欢迎来自四方的佳宾，一派节日的欢乐喜庆气氛。滨河庄二百多户人家，每户一男一女入席，其余的则帮忙干活，招待宾客，晚间会餐。宴席丰盛的程度自不必说，醉得不省人事者大有人在。
冠礼仪式在酒宴之前举行。按古礼规定，一般的贵族子弟年满二十岁行加冠礼，冠礼在祖庙内举行，由父兄主持。冠礼之前要选定吉日，于吉日前三天筮(shì)宾，宾是负责加冠的人，一般是父兄的僚友。冠礼进行时，宾给冠者加冠三次，先加缁布冠(即用黑麻布做成的冠)，表示从此有治人的特权；次加皮弁(biàn)(用白鹿皮制作，由几块拼接而成，形如后代的瓜皮帽)，表示从此要服兵役；最后加雀(què)弁(赤中带黑色的平顶帽，因其颜色与雀头相似而得名。用极细的葛布或丝帛制成)，表示从此有权参加祭祀。三次加冠之后，设酒馔招待宾赞(赞是宾的助手)，谓之“礼宾”。马驰骋只是一般的贵族，并无任何爵位，依礼只能行这样的冠礼。然而他却行的是下边的冠礼：
马骏肃立于东阶主位，醮酒于户西客位，表示敬父老。加冠四次，首次绕缁布，二次戴皮弁，三次加雀弁，四次加玄冕，着祭服。奠酒享神，燔柴行礼，并撞钟击鼓以奏乐，然后从主位东阶走下。冠礼既成，酒馔之外尚以币酬报宾客。
这行的是公爵的加冠礼。先祖吕尚始封于齐时，也只是个公爵，如今马骏竟行此冠礼，可见其僭越到何等地步！
不仅如此，他们还僭用诸侯之礼，七佾舞于庭，既越礼，又不伦不类，令人可叹而又可笑。
盖邑的每一个村长，每一个庄主，都是一个土皇帝，他操纵着本村庄百姓的命运，有生杀予夺之权。有一个桃庄，庄主桃玉磷，因与朝中某一达官贵人有点串门亲，便有恃无恐，横行乡里。多年来他在桃庄一直享有初夜权，谁家娶了新娘，只要有几分姿色，为其色眼所看中者，必须先跟他同床共枕三宿，有的甚至为其霸占终身。为此，庄里不知有多少妙龄美女悬梁投河自尽，将喜事办成了丧事；有多少人哭瞎了眼睛，痛苦终生；有多少人精神失常，疯癫而不知人事；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有多少……
一天，桃玉磷正于后堂玩刚抢来不足三天的新娘，忽听街上吹吹打打，鼓乐喧天。从这鼓乐声中，他知道庄里正有人在办喜事，但事先并未向他报告和登记。“真他娘的狗胆包天！”桃玉磷边愤愤地骂着，边派家丁去查询。
转瞬之间，家丁归来，禀报非是有谁在娶新娘，而是赵家在嫁闺女。闻听此言，桃玉磷叹了口粗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谅桃庄无具此狗胆者，竟敢背着三爷我娶亲！”桃玉磷说完本欲亲吻怀中的新娘，但转念一想，信口问家丁道：“那姑娘长得可漂亮？”
家丁答道：“花容月貌，水葱一般。”
桃玉磷追问：“比三爷怀中这位如何？”
家丁答道：“一只凤凰，一只鸡，无法匹比。”
桃玉磷唰的一下，口水流到了前胸，怒斥家丁：“既如此，还不赶快带人去将花轿拦下！……”
家丁为难地解释说：“是嫁到外村去的闺女，非是进桃庄的新娘……”
“放屁！”桃玉磷怒发冲冠，“管她闺女媳妇，凡年轻美貌者统统归我淫乐！……”
家丁带人去了。
步入花轿的赵家姑娘被抬进了桃宅。
从此桃玉磷又开了一个新例。
这位被抬进桃宅的赵家闺女不是别人，正是十九年前桃玉磷与赵家新娘初夜时怀的孩子！
盖邑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道德风尚一派昏暗。杀人者，有之；放火者，有之；投毒者，有之；拦路者，有之；抢劫者，有之；偷盗者，有之；诈骗者，有之；拐卖妇女儿童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嫖娼者，有之；乱伦者，有之……
经过近两个月的风风雨雨的实地考察，孟子完全掌握了盖邑的社会现实，不知他将怎样行仁政，挽回这里的局面，改变这里的现状，使盖邑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近两个月的社会考察，孟子清楚地认识到，施仁政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一一国君决心大，态度明朗；冢宰坚决支持，热情操办；群臣意见一致，密切配合。在此基础上，调整国家的制度、方针和政策，凡不符和仁政思想者，坚决改革之！施行仁政势必触犯一些官僚贵族的特权和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时候国家则采取行政的或法律的措施，或说服规劝，或撤换调整，或镇压绳之以法，以保证施仁政的顺利进行。欲自下而上或在某一地区试行仁政，纯系痴心妄想，因为一个国家的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盘根错节，许多问题表现在地方，根子却在朝廷之上，拽着耳朵腮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有法试点呢？
通过近两个月的社会考察，孟子对王驩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他哪里是什么热衷于仁政思想，欲在盖行仁政，完全是为了卸掉这个包袱，推出这个乱摊子，嫁祸于自己，嫁祸于仁政思想，倘自己在盖行仁政有所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便可以居功自傲，获取在朝中争宠的政治资本。倘自己在盖行仁政失败，他势必将罪过一股脑推到自己身上，并进而否定仁政思想，否定儒家学说，他仍可以胜利者自居，在朝中争权横行。
王驩使的是金钩钓鱼之计，孟子竟欣然上钩。
孟子在作深刻的反思！……
任何人都难免要犯错误，愚蠢者或执迷不悟，或顾及情面而因小失大，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睿智者则幡然悔悟，悬崖收缰，勒马回头，奔向光明的康庄大道。孟子自然是后者，而不会是前者。
孟子既然曾经批评宋之戴盈之：“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自己决不会久待于盖。他急令弟子们收拾行装，立即返回临淄，任世人评说，嗤之以鼻。自己本就做了一件无颜见世人的蠢事，还有何脸面可顾！至于此时王驩不在盖邑，自己这样说走就走，未向王驩辞行，孟子并不认为这是失礼，因为对这种人讲礼，纯系是对牛弹琴——牛固然愚蠢，不解琴音，然而弹琴者本身，也并不比牛更聪明些。
苟矢弗如和碧玉的事，王驩本欲遮掩保密，但结果却欲盖弥彰，很快便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了。孟子闻讯后，并不谴责苟矢弗如，只是叹息着摇了摇头。公孙丑等弟子忍无可忍，纷纷要求驱逐这个败类，因为他丢尽了孟门的脸面！孟子泰然自若地说：“为师者只能给弟子们指出应行的路，但却不能保证他们人人循此路而行。”这大约便是后世“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来源。
来盖邑不久，苟矢弗如便病倒了。本来嘛，整日与碧玉黏在一起，如胶似漆，云雨无度，哪怕是铁打的金刚，也会化为一滩烂泥。不过他并非病到如此地步，欲行，他的体力完全有条件随夫子和同学们一起离开盖邑，共赴临淄。但他却故意夸大病情，辗转着，痉挛着，呻吟着，不想离去。一则他离不开凝脂丽质、如花似玉、飘然若仙的碧玉妹妹，二则他惧怕恩重如山的老岳父王驩，未见他的面，自己不辞而别，贸然离去，待他归来，势必怪罪，怀中的美娇娘则有奔月升天的危险。常言道，官不催病人，孟子自然不会催逼一位患病的弟子，是走是留，任其所为，只是希望他精心调养，好自为之……
孟子师徒前脚刚走，王驩便后脚自鲁归来，得知消息，雷霆震怒，破口大骂。他骂孟子无信无义，他骂孟子出尔反尔，他骂孟子不讲交情，不够朋友。骂过之后他惊恐万状，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浑身的鸡皮疙瘩暴得老高，脸呈酱紫色，手脚冰凉。孟子师徒居盖近两月，深入四乡八镇考察，走村串户访问，完全了解了盖邑的一切，包括每一个细微末节，回临淄后必将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言与宣王。即使他不主动上报，宣王与田婴也必然要询问他赴盖行仁政，为何中途而返，半途而废，他能够不如实地回答吗？回答之后，宣王与田婴则必治他个渎职之罪，贪赃枉法之罪，欺君之罪，如此一来，轻则罢官削职，重则人头落地，诛灭九族，这怎么能让他不惊恐，不惧怕呢？王驩不能不认为，孟子师徒来盖行仁政，是阴谋诡计，是为了控制盖邑情况，是为了总结他宰盖邑的罪恶。这一切自然是老奸巨滑的田婴所策划，所派遣，所授意，所指使，孟子师徒充当了田婴整治他的爪牙。想到此，王驩拍案而起，蹦着高骂道：“什么仁义，什么儒家，什么圣人，统统是王八蛋！……”他气疯了，像盲人骑瞎马似的在厅内乱闯，乱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