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齐宣王，仿佛四肢都系上了绳索，田婴在拉他，孟子在扯他，王驩在挣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拽他，争取他为己所用。眼下他像一只蜘蛛，稳坐于蛛网的中间，随风摇摆，倒也十分逍遥自在，因为那张网四面八方的拉力、张力基本上是一致的、平衡的。迟早有一天，一方的縆(gēng)丝放松，拉断，它必将偏于一方。或者吹来一阵狂风，整个蛛网被撕碎，它坠落于地，为蛇蝎鸟虫所食。
田婴的两次讽谏——操琴奏《大武》和苑囿观兽斗，对齐宣王的教育、感召很大、很强烈，特别是那个兽斗的惨毒场面，一堆堆尸骨，一摊摊血肉，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兔子可能是善良的，花鹿也许是仁慈的，但它们却只能做猎狗和豺狼的口中肉，腹中食，填塞强者的辘辘饥肠。只有狮子最伟大，它雄壮勇猛，能食虎豹。孟子说“仁者无敌”，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强者无敌。因此齐宣王决心做雄狮，做不了雄狮就做虎豹，反正不能做花鹿与兔子。
齐宣王自然不会像孟子那样想到人类与禽兽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有理智、有善性，丧失了的善性还会再寻找回来。
然而，人毕竟比禽兽复杂得多，齐宣王虽然决心做雄狮，做虎豹，但他却读过历史，知道尧、舜、禹、汤，了解文、武、周公，倘说儒家思想毫无道理，惟强者能取天下，前边这些历史人物则无法理解，这些时代的历史则无法解释。倘说儒家迂腐不合于世，那么，孔子宰中都，为什么会“行之一年，四方则焉”呢？夹谷会盟，孔子为什么能不战而收复失地，令齐之君相狼狈不堪，见笑于天下呢？孔子在鲁为大司寇，代行相事，执掌国政，齐之君相景公与黎鉏为何竟会如此惊慌失措呢？特别是孟子来齐后，与宣王频频接触，孟子又能言善辩，经过这个暑期的雪宫相处，齐宣王的体内已经生成了许多儒家思想的细胞，他的血管里已经在流淌着某些仁政的血液。
不仅人的思想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也是复杂的，一个国家的当政集团更是复杂的。
虽说富国强兵，对外侵伐扩张，称霸诸侯做雄狮和虎豹，不做花鹿和兔子，这个基本观点和国策田婴与齐宣王是一致的，但田婴武断专权，擅杀稷下先生，逼走了忠勇双全的国之栋梁之臣朌子，却令宣王怏怏不快。宣王自雪宫归临淄后，田婴提也不提，报也不报，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这么一回事，似乎他就是国君，他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可以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此一来，他眼里哪里还有国君，他心中哪里还有齐宣王，齐宣王又不是那庸碌之辈，他有自己的抱负，他要干一番齐桓、晋文那样的事业，他不甘作那受人摆布的傀儡，于是他便不能不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田婴操琴和兽斗这两次讽谏，宣王似乎清楚地意识到，这两次讽谏，田婴不是在劝谏自己学雄狮，做武王，统一天下，而是在向自己炫耀、示威，表明他的心迹，暴露了他的隐私和野心。
齐宣王想，诚如无盐君所言，王驩确有些小人之为，他气量小，见识短，喜言人恶，好拨弄是非，对这样的人不能器重，不能大用，但他对自己毕竟是忠诚的，不然的话，怎么会顶酷暑，冒炎热，千里迢迢地赶往雪宫去报告田婴杀稷下先生，逼走了盼子的噩耗呢？这可是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啊，若让田婴知晓，岂能容他，回想起来，前一个时期自己对他太冷漠了，特别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雪宫以后，自己的态度竟是那么冷淡，不仅毫无奖赏与款待，竟连一句褒奖之辞也没有。
孟子的观点、见解、他的仁政学说也许是不适时宜的，但他确是绝对可靠的。宣王想，孟子对我绝无坏心恶意，更无觊觎权柄之野心，这是个值得敬仰和信赖的贤者、老者，今后凡逢疑难问题，国之大事，要多向孟老夫子讨教，多与之协商。
最令齐宣王苦恼的是国无重臣，当日先王所培养的栋梁之材，或亡，或老，或离，现有的文武臣僚，或观点不同，政见不一；或同床异梦，怀有贰心；或昏庸无能，枯木朽株；或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或居功自傲，依老卖老；或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他很想选拔一批既忠诚，又有才干的新秀，培养一批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鞍马征战的贤才。没有经世济民的文武臣僚，霸诸侯或行仁政，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不过是纸上谈兵。但是，人才怎样培养，臣僚怎样选拔，他既无方略，又无措施。正当齐宣王苦恼异常，犹豫徘徊之际，孟子进宫来了，宣王便向他请教这个自己日思夜想而难以定夺的人才、臣僚问题。
齐宣王首先向孟子提出了公卿的责任，大约他想以孟子的标准考察朝廷上的每一个公卿，考虑该如何处置。孟子问道：“陛下所问，系指哪一种类之公卿。”
齐宣王第一次听说公卿有不同的类别，感到很新奇，于是问道：“公卿难道还有所不同吗？”
孟子回答说：“公卿可分两类，一类是王室同宗族之公卿，称为贵戚之卿；一类是非王族之公卿，称为异姓之卿。”
宣王说：“寡人问贵戚之卿。”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废弃之，改立他人。”
齐宣王只觉得轰的一声，头脑涨大若斗，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战抖了一下，脸色变得煞白，神志不清，仿佛失去了知觉一般。
孟子见势不妙，认识到自己出言太重，使齐宣王难以接受，倘宣王因此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委实应负若干责任，急忙解释说：“陛下请勿见怪。陛下问臣，臣不敢不以诚实之语答复。望陛下海涵恕罪！”
宣王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是呀，孟子素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实话实说，开门见山。他说的这是实情、真话，绝不会有什么恶意，于是又问异姓之卿。
孟子学不会口是心非，学不会讨好取悦，仍以诚实之语答道：“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离去。”
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孟子只讲了他们的神圣责任和权力，而未讲其义务，诸如忠君，报国，献身等等。
谈话转到了选拔贤臣方面来，孟子应宣王之问，说道：“我们平时所谓之‘故国’，并非指其国有高大之乔木，而是指其有累世功勋之老臣。如今大王并无亲信之近臣，往日进用之臣，至今多已被陆续罢免了。”
这自然是对齐宣王的批评，但孟子所言，正是宣王苦恼之所在，宣王急忙问道：“寡人该如何识别那些平庸之辈、无能之卿臣而舍弃之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选拔贤才，倘不得已而欲用新进，就该将卑贱者置于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上。人事安排，不可不慎。”于是孟子向齐宣王谈了选拔和处理官吏的方法。
如果想选拔某一个人担当重任，即使左右近臣，满朝文武都夸他好，也不能轻易晋用，必须进行民意测验，然后实地考察，见他确实是品德高尚，又有超人的才干，才能委以重任。
同样的道理，对那些犯有过失的官吏和无能之辈，也须进行一番类似的考察，确实不堪造就者，然后才能宣布罢免。万不可凭国君之好恶，一时性起，随意选拔、晋用、擢升，或者降职、罢免。
杀人更需审慎以行，假使有一个大夫犯了死罪，左右近臣都说可杀不可留，不能轻易听信；哪怕满朝文武都说他十恶不赦，也不能立即处死；必须征求民众的意见，然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证明，此人确系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才能处以死刑。只有这样认真对待，慎重行事，才能选拔到真正的贤才，也不至于冤枉和伤害好人。在人事问题上，只有这样，国君才能配称民之父母。
这里孟子给齐宣王拟订了三条处理人事问题的原则：
第一，选拔贤才，必要时可将卑贱者置于尊贵者之上，把疏远者提拔到亲近者之前。
第二，要慎重，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
笫三，要重实践，重考察，重事实。
在等级森然的封建社会，在视民若土石草芥的时代，在金口玉牙的中国历史上，孟子的这些思想像璀璨的明星，使一小块黑暗变得光明，似蜿蜒的闪电，划破了漫漫的夜空。
齐宣王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便是自己欲行霸道，孟子欲行王道，二人的观点不同。孟子知识渊博，才干超群，文韬武略，无所不具，且绝无取代之野心。倘能改变观点，支持自己的霸业，是可封其为相，其能必出晏婴管仲之右，齐何愁不强，霸业何愁不成！为此齐宣王曾专门召见孟子，设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宣王屏退左右，向孟子表白自己的这番心迹，且颇有乞求之意，很是可怜巴巴的样子。
不管怎样，孟子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给齐宣王解释说：“王欲构造殿堂，必命工师去寻大木。工师寻得大木，王则必喜，以为能胜此任。倘工匠将木料锯短砍小，王则必怒，以为不胜其任。由此可见，技术人才必不可缺。这些人自幼学习某一种专业，学成后便在社会上运用实行，而大王却迫使他们舍其所学，改弦易辙地服从自己，这难道能行得通吗？
“倘有人获一璞玉，虽其价值连城，不经雕琢，则只能是顽石一块，于是请玉工至家，强迫其按照自己的意图雕琢，结果因主人不懂雕琢之技而美玉被毁。
“如今大王治理国家，强令舍其所学，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同玉工雕玉有何不同呢？”
孟子与人谈话，很少就事论事，总要形象取譬，委婉地谈出许多具有普遍意义和富有哲理性的道理来。
齐宣王不是那鲁钝之辈，他听出了孟子这是在拒绝他，而且拒绝得有根据，有道理，令你无法再求。
齐宣王因此对孟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揉不进半粒沙子。他像一块从陡峭的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不折，不弯，奔向既定的方向，永不回头，不仅不知困倦与疲惫，而且速度愈来愈快，冲力愈来愈大。
齐宣王堪称圣明之君，他有着异乎寻常的胸怀与大度，他似乎意识到，世间的一切，目的是第一位的，实现目的的方针、策略、方法、手段、渠道、步骤则不必计较，尽可以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常言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孟子欲行仁政，何必硬拉着他行霸道呢？他行他的仁政，我行我的霸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说法未必正确，或者干脆是错误的，我就是要与不同道的孟子“相与谋”。我要频繁与孟子接触，虚心向其讨教，好比对待食物，凡自己需求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发育的便摄取，储存，消化，吸收，反之则听之任之，默然置之，不接受也就是了，何必整日争论不休呢？方针确立之后，齐宣王便频频召孟子入宫，尊之为长，奉之为师，促膝交谈，聆听教训，对几斟酌，开怀畅饮。不仅如此，齐宣王还时常屈尊拜访孟子，而且每往必携带贵重的贽礼。
人都愿受人尊敬，都喜欢听奉承的溢言美词，大约圣贤也不能例外，于是宣王每有请教，孟子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齐宣王是大国之君，孟子所谈自然很有针对性，多是为君之道，为政之道。
概括孟子的谈话，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尊民，重民，爱民。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陛下认为，何为诸侯之宝？”
齐宣王被问得面红耳赤，讷讷半天，无言以对，最后应付似的勉强答道：“珍珠美玉，乃诸侯之宝也……”
齐宣王自知这个回答很没有把握，答完之后羞愧地低垂了头，等待着孟子的评论。
孟子听了，感到好笑。为君者总是贪婪成性，然而齐宣王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芝麻，看不见远处的西瓜。
齐宣王的答卷很糟糕，孟子只能给他画个“0”分。孟子告诉他：“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者，殃祸必及其身。”
在诸侯的这三件宝贝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诸侯的政事之一是“制民之产”，保证百姓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使耕者有其田，具体措施便是实行井田制。诸侯的整个政事是造福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居于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地位，他们的生活富庶了、安定了，则必诚心地拥护和爱戴国君，这样上下同心，君臣一致，君民一致，国家则必然强大，社会则必然长治久安。
齐宣王与孟子对几而饮，三杯下肚，心跳加剧，面飞红霞，周身的神经犹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全都兴奋起来了。孟子乘着酒兴问齐宣王：“一国之内，何为贵？”
齐宣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自然是君为贵。”
齐宣王回答得很坚决，很肯定。他认为自己的回答准确无误，这一回孟夫子可该给他个满分了，哪知孟子口中正咀嚼着一块鱼肉，摇摇头，摆摆手，笑了笑。
齐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无惊奇地问道：“怎么，又错了吗？”
孟子口中的鱼肉咽于腹内，说道：“又错了。”
齐宣王不解地问：“依夫子高见，一国之内，何为贵？”
孟子停止了饮食，严肃地答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一个人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水旱灾害依旧，那就改立社稷。
孟子认为，人民是与天齐平的，民便是天，其顺序为：人民——天子——社稷——诸侯——大夫。诸侯、社稷，他们的责任是造福于民，人民奉养他，祭祀他，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谋福利，倘他们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人民便有权改立他们，所以孟子说“民为贵”。
本来嘛，人民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民，便没有天下国家的一切。
没有了人民，便没有人种地打粮，生产物质财富，天子、诸侯、大夫都会因无人奉养而活活地饿死，土谷之神也会因无人祭祀而不复存在。
没有了人民，天子、诸侯、大夫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土谷之神是为五谷丰登而存在的，既然大地上没有了人民，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无存在的必要。
所以，孟子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里，孟子的呼声是大逆不道的，必然要引起天子、诸侯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齐宣王自然也很反感。然而，渐渐的他似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是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个事实。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最高统治者，无不打出人民的旗号，以人民为标榜，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和化身。当然，这多是欺世盗名而已。
在一次交谈中，孟子告诉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单使人民丰衣足食是不够的，倘以此为满足，这便与饲养猪牛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要求国君必须打心眼里爱民，国君既号称“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若子。其实，国君只为民父母，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还应为民之子，尊民若父母。离开人民的供养便不能活命，这还不是万民之子吗？
又有一次，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于百姓，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爱惜万物。这里孟子要求国君对百姓既施以仁德，又钟以深情。
对百姓不仅要施以仁德，钟以深情，还要注重教育。孟子说，仁德的语言不如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怕它；良好的教育，百姓爱它。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