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胜皇太极的宁远之战，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一个成功战例。公元1627年5月，皇太极久攻锦州不克，只好留少量部队继续围困锦州，自率主力转攻宁远。宁远由明朝名将袁崇焕驻守，他认真分析形势，认为明军不利于野战，和擅长于纵横驰突的清兵无法进行野外较量；而守城却是明军的优势，清兵攻城没有经验。于是决定采取依靠坚固的城池，充分发挥大炮威力的战术，高筑城墙，深挖城壕，坚守城池，用大炮轰击，以克敌制胜。当城外的清兵蜂拥而上时，袁崇焕稳坐城头，指挥明军连续用大炮轰击，大量杀伤敌方兵将。皇太极遭此重创，只好放弃宁远，无功而还。
东汉渔阳太守张显先胜后败，则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的战例。公元106年，鲜卑人侵犯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获胜后率众出塞反击。严授鉴于行军路途多山陵险阻，就劝谏说：“前方道路险恶而阻碍重重，敌人的实力难以估量，我军应暂且安营扎寨，先派轻装骑兵进行侦察，待摸清敌情后再出兵进击。”张显锐气正盛，对严授的建议置之不理，仍引兵急速前进。不久即遭到鲜卑伏兵的袭击，汉军全部逃散，严授与张显一同阵亡。
清军统帅奕经与英军的浙东之战，可以说是“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典型。公元1841年4月，英国侵略军在围攻广州、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后，为了从中国索取更多的特权，再次进犯福建、浙江沿海，从7月到次年4月，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和镇海等城。面对英国侵略军的猖狂进攻，清政府派吏部尚书、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统兵前往浙江前线，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驰援浙东。1842年2月，奕经到达浙江绍兴，筹划反攻事宜。为了邀功请赏，奕经在完全不了解敌情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制定出一个盲目的出击计划，从绍兴兵分三路，向定海、宁波、镇海发起进攻，企图侥幸取胜。英军早有准备，乘机发起反击，结果清军不但没有收复宁波、定海、镇海三城，反而丢失了慈溪。奕经仓皇逃往杭州，从此在洋枪洋炮面前不敢言战。
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明朝学者吕坤说得好：“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可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不仅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推崇，也为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所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激烈的商战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已成为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座右铭。
揭暄在《兵战百篇·知篇》中提出，知己知彼，不能凭借“臆测”、“识悟”，而应该从“通”、“谍”、“侦”、“向”四方面着手。这“四知”应用于现代商战就是：“通”——知道了竞争对手的策略，就知道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谍”——知道了竞争对手的虚实，就知道如何攻击；“侦”——知道了竞争对手的动向，就知道如何乘机；“向”——知道了通路远近险易，就知道如何行动。高明的企业家只有通过“四知”，既了解市场环境与竞争对象，了解潜在的机会和挑战，同时又了解自己的实力、长处与短处，就能制定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采取灵活的市场竞争策略，来击败竞争对手，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例如美国为了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工业，曾作了一项法律规定：当美国政府采购人员发出采购招标后，收到的美国制造商的商品报价单，则此价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收到外国公司的报价单，一律无条件地提高50％，以此增加美国政府采购人员选择本国产品的机会。在美国法律中，“本国商品”的定义是指“一件商品，美国制造的零件所含的价值，必须占这一商品总价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公司在详细了解了美方情况后，马上作出相应对策：生产一种具有20种零件的商品，他们在本国生产19件，缺少的那一件在美国市场上购买最贵的，然后运回日本装配，再送到美国销售。这样，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国的零件和劳力；另一方面，那“一”个美国零件，因为贵，在日本生产的商品中价值比率占一半以上，可以作为美国国内的商品，而直接和美国公司竞争。这样，日本公司的产品又攻进了美国市场。从这一典型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商战的直接指导意义，这就难怪日本商人要把《孙子兵法》奉为不可或缺的商战教科书了。
军形经四
可胜与不可胜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②。”
（《形篇》）
【注释】
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首先要创造条件，使自己不可能被敌人打败，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②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敌人有没有可乘之隙而被我战胜，则不能由我方来决定。
【译文】
孙子说，从前那些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可能被敌人打败，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使自己不可能被敌人战胜，主动权在于自己；可能战胜敌人，在于敌人有可乘之隙。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使自己不被战胜，而不能使敌人必定为我所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知，但敌人有无可乘之隙，却不能由我方来决定。
【解读】
战争不仅有一个知己知彼的认识问题，还有一个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如何使自己力量更强大、防范更严密，然后寻敌之隙而胜之的行动问题。孙子是一个非常理智、务实的谋略家，他在《形篇》中反复强调了“自保而全胜”，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待机破敌的军事思想。孙子的这一积极的慎战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可胜与不可胜辩证关系的处理上。
第一，善战者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先求自保，再求克敌；先求不败，再求必胜，这是一种稳妥而积极的作战思想。孙子认为作为一个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首先要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致被敌人战胜，然后再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明末袁崇焕接任山海关防务就采取了“先守而后战”的策略。公元1622年元月，清兵攻占广宁后，山海关能否守住，直接关系到明朝京都北京的安危，一时间满朝文武大臣惶惧不知所措，朝廷内外普遍存在着悲观、恐惧气氛，以致有的大臣收拾珍宝，准备南逃。在这人心不稳的危急关头，兵部主事袁崇焕挺身而出。袁崇焕赴任后，与王在晋在防御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尖锐矛盾。王在晋提出所谓“重点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的御敌方略。袁崇焕则主张坚守山海关保卫关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图收复失地。1622年6月，当兵部尚书孙承宗亲临前线处理王在晋与袁崇焕之间的矛盾时，孙承宗也认为袁崇焕的主张切合实际，给予了大力支持。此后，孙承宗与袁崇焕相互配合，为相机进取，徐图恢复大计做了许多工作，使努尔哈赤从占领广宁后的四年时间内，始终找不到可乘之机，没有对明王朝发动大规模攻击。相反，明军却几乎收复了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筑起了一条自宁远到锦州的重要防线。
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运用到商战中去也十分有效。80年代初，芜湖的“傻子”瓜子在全国名声大振的时候，苏州的“丁香”瓜子还默默无闻。当“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向“丁香”瓜子摊主傅明正提出不平等的“联营”要求后，傅明正作了一番谋划后接受了。他在联营中先借助年广久的名声把“丁香”瓜子的市场做大。然后凭借地利和祖传绝技，把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赶出苏州城。不久，就形成了苏州的“丁香”、芜湖的“傻子”和上海的“口不离”瓜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在上海滩展开了瓜子大战。年广久以一个草莽英雄的气魄，首先发起“傻子瓜子有奖销售”。他以联营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向银行贷款两千多万元，发行150万张奖券，设立大小重奖，刮起了一股“傻子”瓜子有奖销售热。然而由于年广久在设立重奖上孤注一掷，在开奖上陷入被动，失去了信誉，“傻子”瓜子的销售很快一落千丈。傅明正抓住竞争对手的这个失误，搞“丁香”瓜子适度设奖，及时开奖，实实在在地赢得了顾客的信任，销售量不断上升，终于作为后起之秀压倒了“傻子”瓜子，在瓜子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第二，善战者要“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
孙子认为，在战场上，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这是可能的，因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至于战胜敌人，则要等待敌人出现可乘之隙，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做到使自己不被战胜，而不能使敌人必定为我所胜。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孙子主张善战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能够做到的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上。例如，战国末年，赵将李牧率兵防备匈奴时，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从自己能够做到的加强防务建设做起，一心一意致力于“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他再三告诫部下，若遇匈奴兵来犯，立即退守，不可与敌交战。如此数年，匈奴以为赵军懦弱怯战，开始放松戒备。于是，李牧利用匈奴将帅的轻敌情绪与放松防务，挑选精兵十余万人，出奇制胜地歼灭了匈奴军十余万骑。
孙子关于“不可胜在己”，善战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不可战胜上，这一军事思想在商战也非常有指导意义。一个企业在商战竞争中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他需要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要赶快针对自己的问题采取切实的补救措施。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80年代初曾经历了严重危机，在现任经理唐纳尔德·彼得逊的主管下克服了危机。彼得逊发展了轻型载重汽车这种美国最实用的多功能运输工具，年销售量多达500万辆。在质量和成本上，为了赶上日本汽车，彼得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关闭了8家设备陈旧的工厂，其余的工厂彻底更新了生产设备，职工人数从19万缩减到11．1万人等，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使福特汽车在质量上实现了赶上并超过日本汽车的目标，从而为汽车市场的争夺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第三，善战者应懂得“胜可知而不可为”。
“知”与“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支配规律。孙子认为，通过“经之以五事”，通过双方实力与部署的全面比较，胜利可以“预知”。但是在具体的作战中，敌人有没有可乘之隙而为我所利用，被我所战胜，则不能由我方来决定，这就是胜“不可为”。善战者只有懂得“胜可知而不可为”，才能立足于“自保而求全胜”。公元272年，晋大将羊祜率军南下攻吴，在江陵失利，被迫退回襄阳。他在加强武备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增修德信的措施。羊祜每会众于江沔之间狩猎，如果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吴人；羊祜率兵出巡，经历吴境七百余里，沿途收割稻谷为军粮，一律计价送与绢帛，东吴百姓欣然悦服。他每与吴兵交战，如约出兵，绝不偷袭，对俘虏亦留去自便，从不虐待。对驻防荆州的东吴统帅，亦发展私交，不以小利而兴兵。羊祜与东吴将领陆抗相互赠与酒药，饮之不疑。吴主孙皓得知边境交合，便派人质问陆抗，陆抗回答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又说：“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正是由于时机未到，双方将帅都靠“自保”而处于不败之地。
违背孙子“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原则，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不顾自己力量的消耗，硬要争一时之胜负，那就有可能导致全局皆输的严重后果。冷战时期，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核军备竞赛中去，防务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然而它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由于受到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却在不断滑坡。1913年俄罗斯的实际人均小时生产要比日本高3．5倍，但是经过了70年的时间，它反而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前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到8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只占世界的12％，远远落后于美国、西欧、日本。它在上世纪初还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它每年必须进口几千万吨小麦和玉米。结果到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不仅未打赢与美国的争霸战，而且导致了联盟的瓦解，经济上也沦为二流国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中，如果不先求自保，也就说不上再求克敌；如果不先求不败，也就说不上再求必胜。全球性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竞争更趋尖锐化的当今世界，谨记孙子关于可胜与不可胜的辩证思想，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推进进步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指导意义。
善守与善攻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②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形篇》）
【注释】
①守则不足，攻则有余：采取守势，是因为取胜条件不足；采取攻势，是由于取胜条件有余。②九地、九天：古人常用九来表示数的极点。九地：极言深不可知。九天：极言高不可测。
【译文】
不可能战胜敌人时，就应当进行防御；能够战胜敌人时，就应当发动进攻。采取守势是因为取得胜利的条件不足；采取攻势是因为取得胜利的条件有余。善于防守的人，像藏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善于进攻的人，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一样。因此，能够既保全自己又取得完全的胜利。
【解读】
何谓善守？何谓善攻？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一条非常严格的标准，那就是要做到“能自保而全胜”。以这条标准来衡量，死守高耗的防守，即使守住了阵地，也不能叫善守；横冲直撞的进攻，即使攻破了敌阵，也不能算善攻。从“能自保而全胜”的高标准出发，孙子认为善守与善攻者必须做到以下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