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类比，就是故意取两个在一系列属性上已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进行比较，以此来推论和驳斥对方的观点，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辩驳目的。
由于“反向类比”中类比的本象（欲证明或驳斥的论题或证据）与类象（用来作比的事例）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联系”使二者可比，启示人们去领悟类比后的结论；“区别”则造成人们的心理落差，从而能产生很强的幽默诙谐的效果。
一位作家对厨师说：“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厨师反唇相讥道：“岂有此理！我这辈子没有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能吗？”
厨师机智地将作家写书与母鸡下蛋进行类比，反驳了作家只有从事过写作才能有权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评的论题，使人忍俊不禁。
四、隐含类比
有一次，拿破仑对他的秘书说：“布里昂，你也将永垂不朽了。”布里昂迷惑不解，拿破仑提示道：“你不是我的秘书吗？”布里昂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反问他：“那么请问，亚历山大的秘书是谁？”拿破仑答不上来，便高声喝彩：“问得好！”
拿破仑认为布里昂能借着他的名声而扬名后世，布里昂反驳这个观点时，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委婉迂回，用亚历山大的秘书同自己进行类比。既然现在的人们不知道亚历山大的秘书是谁，那么后人也将忘记拿破仑的秘书是谁。因而拿破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隐含类比，是指不直接将两类事物进行对比，而是仅就其中一类事物进行说明，真正的结论留给对方去领悟。这种方法富有启发性和暗示性。因而比一些直接辩论术的可接受性要强些。论辩中的反驳，有时双方剑拔弩张，言词激烈；有时却需要气氛轻松，话语委婉。“隐含类比”，就是具有后一种功效的辩术。
这种反驳是将类比推理隐含在语言形式之中。尽管在语言的表层上不显山，不露水，但在语言的深层，却蕴含着难以置辩的力度，使反驳既含蓄又有力。所以，就是一向精明的拿破仑，也不得不对布里昂的反驳发出由衷的喝彩。
五、直观类比
著名作家刘绍棠一次在某地演讲，有人发问：“共产党这么英明伟大，为什么就不能容纳一点点自由化的东西呢？”听罢此言，刘绍棠“呼”地站起来，大声问道：“你们看我的身体怎么样？”见他身体魁梧，红光满面，大家齐说：“健康！”这时，他说：“尽管我刘绍棠如此壮实，但是，要让我吃下一只死苍蝇，我决不！”这绝妙的反驳，顿时博得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刘绍棠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一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正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这时，一个学生在台下递上来一个条子说：“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着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以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拿着这个条子问是哪位同学写的。台下一位女同学说：“是我写的。”刘绍棠见是位漂亮的女孩子，就开玩笑说：“你把你的学生证拿给我看看好吗？”这位女同学迷惑不解。刘绍棠说：“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我为什么要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刘绍棠又问：“长疮时你怎么不拍个照片呢？”“长疮时谁拍照片，怪寒碜的。”刘绍棠说：“你不在长疮时拍照片，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因为你是漂亮的，长疮时的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照相留念，更不想照这样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更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不可，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那样公正，对共产党却是那样不公正呢？”
这里，刘绍棠没有就“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进行抽象的争论，而是把问题转到“你为什么不在学生证上贴长疮的照片”这个具体事件上来。这样，是非是直观的、明显的，然后再根据具体结论的明确，而把论辩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回到原来争论的问题上，使女学生心服口服。这就是直观类比的运用。
直观类比，是指运用真实感人的具体事例，通过事物间的微妙联系进行推理，使辩驳具体直观，形象生动。它不纠缠于抽象争论，而是把问题引到了具体事例中去，避免了抽象说理的枯燥。
类比术是机智和聪慧的产物，它需要使用者将寻常的事例，加以不同寻常的联想，使本象、类象有机结合，产生独特的魅力。这就要求论辩者开拓空间思维，把握事物间的联系，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急中生智，快中求妙。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类比术不同凡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要提高类比推理的可靠性，我们要努力做到下面几点：
①类比对象的共同点越带有本质性，推出的结论就越可靠。
②类比的事物在已知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与推出的属性之间相关的程度越高，则结论可靠程度越高。
③类比对象之间共同的属性越多，推出的结论就越可靠。
小中见大，窥局部而见整体，对事物的批驳也是如此，从对方的小谬误入手批驳，然后在由小及大，批驳对手的整个论点。
小中见大
东汉时有个陈蕃，有一天他父亲的好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一屋，屋内杂乱，龌龊不堪，薛勤便问：“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骂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薛勤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扫天下”治国安邦乃堂堂大业，陈蕃有这种雄伟志向固然是好，但一个连自己屋子都懒于扫的人，他真的能够去“扫天下”吗？薛勤的反问，以小中见大术，一针见血地驳斥了陈蕃的狂妄不实。
小中见大，是指论辩者善于从高层次上，以其敏感性和洞幽烛微的观察力，从要说的事理中抓住某一个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点，触类旁通，引申扩张，从而达到论证自己观点正确，反驳论敌论点荒谬之目的的一种论辩方法。
我们在认识客观事物，进行论辩时，要善于从高层次上，以敏锐和透彻的观察力，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某个点、某个方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小中见大，触类旁通，进而认识到事物的整体，揭示事物的本质，取得辩论的胜利。
运用小中见大术，一定要选准突破口，集中兵力攻其最要害、最敏感而又最易击破的一点，继而扩大战果。重要的是，小中见大术，其中的“小”必须与“大”有必然的联系，不然就会犯以偏概全或推理不当的错误。
在一次辩论“对外开放与走私贩私关系”这一论题时，一方认为走私贩私都是对外开放造成的，另一方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如果你的说法能成立的话，那我的感冒就是开了窗的缘故。那么为什么开了窗以后，有些人感冒，更多的人却身体健康地领略着大好春光？问题只能从自身去找了。同样，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上对外开放了，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当前国际有利条件，借外国财力之水，灌溉我国现代化之花。我们一是主权在握，二是开放有度。问题是国内有些不法分子，看见金灿灿的洋钱洋货眼花缭乱，犹如蝇之趋腥，营营追逐。这能怪罪于谁呢？对外开放之后，面对海外花花世界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曾不断发表过坚定而清醒的告诫，以期引起警惕，希望人们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因此有逐臭者，也有洁身自好者，有沉溺者，更有新形势下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上则辩词中，反驳者就是以小中见大战术，抓住“感冒”和“开窗”这种生活中的小事，来形象地比喻开放与走私的关系，给人以启发，有很强的说服力。
以小放大，归谬反驳
归谬反驳是一种逻辑方法，在逻辑学中叫归谬法，也就是从对方论题出发，引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果，从而证明对方的论题虚假。使用这种方法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把隐藏在深处的、不明显的、难判断的荒谬“显微扩大”，从而使其荒唐的结论暴露无遗。因此，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为逻辑学上的“显微镜”。这种方法在辩论中被广泛使用。
在辩论的过程中，很多辩论者都能够自然地运用归谬反驳这种推理方法，将对方论点中充当条件的部分，进行扩展与引申，找出一个比较特殊的条例，使这条例与对方的结论相悖，从而驳倒对方的观点。
选择有代表性的小事
运用小中见大法，关键是要注意造的“小”须有代表性、典型性，要小则实，短则精，细则宏，博则深，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只有选中有代表性的“小”，才能“见一叶落而知岁将暮。”
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前往看望。齐桓公说：“你的病看来已经很严重了，你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吗？”
管仲说：“我希望你能疏远易牙、竖刁、公子开方、堂巫四人，他们将来对您对国家都很不利。”
桓公说：“易牙是我的厨师。有一次我信口说，什么山珍海味你都给我尝过了，就是还没有吃过蒸婴儿的味道，结果易牙就把他刚出生不久的第一个儿子蒸给我吃了。他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还要疏远他呢？”
管仲反驳说：“从人的感情来说，没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而易牙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爱，蒸给别人吃，他对你有什么用呢？”
桓公又说：“竖刁身为贵族，知道我喜爱宫中生活，他就自己阉割自己来侍奉我。他如此爱我，我怎么还要疏远他呢？”
管仲反驳道：“人没有哪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竟然自己毁坏自己的身体，他对自己的身体都不爱，他怎能真的对你好呢？”
桓公又说：“公子开方是卫国人。卫国并不远，可他侍奉我有15年没回去看望自己的双亲，他还不好吗？”
管仲反驳说：“公子开方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怎能真正对你好呢？他们都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啊！”
桓公终于有所悔悟，答曰：“善！”
管仲以其忠臣贤相的敏锐洞察力，通过对易牙、竖刁、公子开方等人的几个生活片断的精辟分析，剥开了他们的伪装，识破了他们的韬晦之计，预测了事物的必然发展趋势，做了一番精彩的论辩，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量。
其人之道，还制其身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达到害人者害己的目的。这似乎是一种阴谋诡计，但是，只要我们运用得恰当，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可以采用的论辩方法。请君入瓮后，就可以逼敌抉择，提供若干可能情况给论敌，并要他从中作出选择，从而制服论敌。
古代的一个皇帝脚踩马蹬，挺身悬空，为难一位年轻美丽的聪明姑娘：“你说我是上马还是下马？”姑娘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不慌不忙地一只脚踩在门外面，一只脚踩在门槛上，反问皇帝说：“你说我是进门还是出门？”皇帝于是哑口无言。
用这种方法揭穿阴谋，可以做到一针见血。
在明朝万历年间，海盐县有个女子还没有出嫁，有个恶少想要娶她，她的父亲不同意，恶少诬告说他已娶了这个女子为妻，而她的父亲逼她再嫁人。县令把女子叫到跟前，跟她谈话，而后突然问恶少：“你既然是这个女子的丈夫，那么你说说，你妻子手上的疤痕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恶少于是目瞪口呆，答不上一句话。
有时我们还可以接过论敌的话来要求论敌自己进行抉择，这种方式别具魅力。应对的一种方法是高声宣布“我既不是驴子，也不是骗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将脏水泼回到泼脏水者的身上。
毛拉去集市买毛驴，卖驴的地方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有个衣冠楚楚的人经过那里，说道：“这个地方不是农民，就是毛驴。”毛拉听了，上去问道：“先生，您准是农民了？”衣冠楚楚者说：“不，我不是农民。”毛拉于是说：“那你是什么呢？”衣冠楚楚者觉察出了毛拉话中有话，不禁窘态百出。
模仿对方的话语结构批驳对方
运用对方的话语结构来批驳对方，往往让对手无力还击。在说辩中，对于模仿术的运用，是制敌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怎样模仿才能最有效果呢？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一、模仿临近的事物
模仿对方的逻辑错误，拿来批驳对方的观点，这种方法能起到爹底抽薪的效果。
二、模仿对方的说辩形成一个相似的喻例
赵楠上班接二连三地迟到，班长批评他，他不仅不接受，还辩驳说：“你为什么老是批评我？你没有看到我是在进步吗？我第一次迟到15分钟，第二次迟到就只有10分钟，今天才迟到5分钟。这说明我在逐渐改正错误，不仅不应该批评，还应表扬我的进步。”
班长反驳道：“假如有这样一个小偷，他一天偷了人家10个钱包，被抓住后发誓要改正，于是第二天只偷了9个钱包，第三天又减少到8个。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个小偷的‘进步’加以表扬呢？如果他减少到一天偷一个，是不是应该对他大加赞赏，以表彰他飞速的‘进步’呢？”赵楠无言以对。
上例中，班长就是仿拟赵楠的说辩形式，选择一个谬误性极强的喻例，采用反问的口气设难，从而使狡辩者理屈词穷。这种技巧的特点是喻例较多，随手可取。运用喻例要注意使他们既能“同步”，又能“互补”，表述喻仿既要注意使它们层次清晰，又语气连贯。
这种方法就是模仿对方的说辩，构造出一个相似的喻例，然后以喻例向对方设难，造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
三、直接模仿对方
直仿是直接模仿对方的语言形式，或袭句讽刺，或换词反击，或以谬制谬，造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
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喜欢向人家借书，他的邻居想出一个办法，以期扭转他的习惯。当马克·吐温提出要借阅某一本书时，这位邻居说：“可以，可以。但是我定了一条规则：从我的图书室借去的图书必须当场阅读。”
一星期后，这位邻居向马克·吐温借用割草机。马克·吐温便运用直仿术回敬对方，他说：“当然可以，毫无问题。不过我定了一条规定：从我家里借去的割草机只能在我的草地上使用。
当然，马克·吐温是运用直仿术开开玩笑而已。邻居的规定还是勉强可以执行的，而马克·吐温的规定则是无法做到的。
在下例中，丘吉尔对直仿术的运用，与马克·吐温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丘吉尔共事的保守党乔因森希克斯在一次会上演讲时，看到丘吉尔摇头表示不同意，便说：“我想提请尊敬的议员注意，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丘吉尔马上回答道：“我也想请演讲者注意，我只是在摇自己的头。”丘吉尔完全袭用了乔因森希克斯的句式，但却一点不漏地把对方的话“弹”了回去，使议员处于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
丘吉尔是很善于运用此法的。著名的幽默家、剧作家萧伯纳甚至都被他讥讽得败下阵来。有一次，萧伯纳派人送两张戏票给丘吉尔，并附上短笺说：“亲爱的温斯顿爵士，奉上戏票两张，希望阁下能带一位朋友前来观看拙作《卖花女》的首场演出，假如阁下这样的人也会有朋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