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再次会见艾森豪威尔，对西方同盟国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在朱可夫元帅的正当要求面前，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作出了让步，最后，在苏方努力下，这些滞留在西方同盟国战领区内的苏联人纷纷回到了苏占区。
为了解决战后欧洲的有关问题和早日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同盟国决定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由于战争的破坏，柏林不具备举行首脑级会议的条件，经朱可夫元帅建议，各国政府同意把会议地点设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三个同盟国的首脑一斯大林、丘吉尔和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波茨坦会晤，处理战后欧洲问题，并且试图通过联合国建立一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时代。在前两次举行的3国首脑会议上，即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由于与会各方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目的，3国的合作精神是明显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显著的。然而，这次会议即波茨坦会议却与前两次会议的背景不同，各国的利益所在亦不相同，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等诸方面的原因，美、英对苏联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这种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西方的武器库里有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原子弹。
这三个战胜国以胜利凯旋和如释重负的心情庆祝了德国投降。但在兴奋之余，他们面临着战后的大量问题。在这大量的问题之中，处理来自国内的种种急需是首位的。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受损失最小，而且还发了战争横财，因此，目前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英国已面临着经济凋敝，昔日所谓“日不落”的伟大帝国也已沦落。
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最大，所受的损失也最大。2，500万人民流离失所；1，700座城市和2，700个乡村被全部或大部毁坏；大约有38，500英里的铁路被毁坏，这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的90％遭到破坏或被水淹没；巨大的第聂伯水坝以及周围的工业区已不复存在，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被迫停止，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只猪被屠宰或被侵略者抢走；3，000多个工厂被破坏，急需重建。
在苏联所蒙受的损失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人力的损失。在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于战争的人数有各种不同说法，大致从700万到2，000万人不等。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又是一个2，000多万人。在苏联，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牺牲人员的，而且大多是青年男子。在南方的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青年男子几乎一个也没剩下；在德国占领区，留下了许多没有父亲的孩子。从总体上看，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都要大，比美国的损失更要大100倍。
战争刚刚结束，苏联人民生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食品、衣物和住房仍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由于战争带来的人力损失，到1945年，工厂里的工人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农村几乎完全依靠妇女做劳动力。
还在战争进行中的1943年时，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战后重建国家的问题。苏联当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人力和物力来重建工业和恢复农业。但这将意味着，苏联人民要继续在同样艰难的条件下生活相当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直要求德国及其盟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使苏联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斯大林曾认真考虑过从美国获得大量的长期信用贷款来帮助苏联进行重建的可能性。如果能用这个办法，苏联人民就能免于遭受他们在战争时期所承受过的压力和痛苦。
1945年初，莫洛托夫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讨论了财政援助的可能性，当哈里曼告诉他说这件事需要经美国国会通过时，他要求让国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处理这件事。1945年2月5日，莫洛托夫在与斯退丁纽斯谈话时再次“表示希望苏联能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早些时候，在战争期间，有几位重要的美国实业家，特别是唐纳德·纳尔逊，就曾在莫斯科讨论过大笔贷款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交给了纳尔逊一份苏联优先考虑项目的清单。华盛顿有一大批人赞成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多次同哈里曼讨论给苏联信用贷款的问题，并在1945年1月1日给总统写道：
我们没有设想更多的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在考虑作出一种安排，这一安排将对美国和俄国的明确和长远的利益都有好处。我确信，假如我们现在就向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计划，在他们重建时期援助他们，那么，这对于清除我们在对待他们的问题和政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将会大有好处。
但是，其他意见在美国国会占了上风，因此，美国没能向苏联提供贷款。杜鲁门在罗斯福死后继任总统时，实际上卡掉了美国对苏联的租借供应。斯大林对杜鲁门早已有疑虑，因为1942年杜鲁门在参议院中曾认真提议，美国应当交替援助希特勒和斯大林，以此办法来保证使苏联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就在西方把1945年5月8日作为欧洲胜利日进行庆祝以后，租借供应就真的突然停止了，尽管苏联承担了参加反日战争的义务。这一行为，特别是这一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反感。
斯大林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然而，当5月26日杜鲁门派一位私人代表到莫斯科保证他打算实行罗斯福的合作政策时，斯大林以宽宏大量的气度对美国客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由于这位特使是他所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因此欢迎更加热情。霍普金斯从5月26日逗留到6月6日，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寻求波兰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在美国和英国，波兰人的宣传鼓动工作搞得很积极，具有强大的和暗中危害的影响。他们对苏联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决不会承认波兰必须同它的强大邻邦达成协议并和睦相处。他们不辞辛劳地在西方煽动反苏反共情绪，他们对破坏大同盟和促进接着而来的冷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45年1月，根据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命令，波兰的“国家军”变成了一支地下军。奥库利茨基将军领导这支波兰地下军，开展反对在波兰的苏联军队的游击战争。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在波兰的教会努力加剧反苏情绪。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波兰地下军暗杀了100多名红军官兵。3月，奥库利茨基和另外15名波兰地下军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押送到莫斯科。这件事在西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后，为波兰地下军领导人向斯大林说情。1945年6月，波兰地下军领导人因暗杀红军人员而在莫斯科受审判，但是得到了宽大处理。丘吉尔显然把他们看作是勇敢的爱国者，并且曾提出把释放他们作为跟苏联政府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霍普金斯没有理会这项建议。霍普金斯劝斯大林邀请米科菜契克和两位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以及在波兰国内的不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波兰重要人物到莫斯科谈判。结果，成立了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7月5日，美国和英国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府。他们对于这个妥协政府并不满意，但是，他们认识到，斯大林为了应付他们的反对，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在柏林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必须接受这个政府。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的时候，接到斯退丁纽斯的指示，要他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一件事，此事已经使讨论联合国组织问题的旧金山会议被迫停滞了下来。莫洛托夫曾指示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要他坚持，没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对于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不得由安理会来讨论，除非这个争议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个新的条件使否决权超出了在雅尔塔会议商定的限度。在霍普金斯与斯大林会晤时，莫洛托夫试图为他向葛罗米柯发出的指示进行辩护。斯大林告诉他不要别出心裁了，并马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
随着波茨坦会议日期的迫近，斯大林更加关心苏联的安全。他担心的仍然是，德国会迅速得到恢复，急于向苏联进行报复，会发动企图征服苏联的第三次进攻。罗斯福总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许诺说，美国军队将在两、三年中撤出欧洲。这样英国就是反对德国复活的唯一盟友了，因为斯大林没有把法国算在内。然而战争已经严重地削弱了英国，英国恢复有多快，尚待观察。何况斯大林对英国人仍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
斯大林坚信需要维持与美国的联盟，但是，他看到这可能是办不到的。美国担心如果海外市场不能继续扩大，它的经济将蒙受一次灾难性的萧条，由此而制定的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肯定会导致冲突。
斯大林确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苏联可以通过和平竞赛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他需要和平与稳定。对苏联发展的最大威胁是战争，因为苏联蒙受战争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一次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可能会摧毁苏维埃政权，使苏联的发展推迟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因此，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使他的国家强大和安全。
早在战争结束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确保苏联支配东欧的政策，以便为对付来自西方的侵略提供一道屏障。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亲苏派得到扶持。在这条防御链上，波兰是个薄弱环节，但是，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令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西方盟国拒绝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承认苏联有在西面建立一道防御屏障的合法利益。
丘吉尔对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巩固和加强尤其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是苏联企图控制全欧洲的一个前奏，他不承认也不相信斯大林关心的只是建立一道防御屏障。对国际关系没有多少见解的杜鲁门于1945年5月12日写道，在苏联占领的欧洲已经拉起了一道“铁幕”，他想像苏联人将“向北海和大西洋水域挺进”。两个月后，7月18日，他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担保说，他想看到苏联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基尔运河，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在另一次，他对斯大林说：“俄国似乎正在西进。”斯大林坚决顶回了这种说法。他说，他没有这种打算，恰恰相反，他正在从西方撤军，首先要在随后的4个月之内撤退200万军队。
波茨坦会议上的争吵
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之前，斯大林一行拜访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斯大林身穿佩有金黄色肩章的白色大元帅礼服，显得格外精神、气派。双方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和杜鲁门讨论了会议的议程。对于会议议程，斯大林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其中包括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问题。杜鲁门避开了佛朗哥政权问题，却问斯大林何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比较方便。
斯大林不失礼节地回答说，莫洛托夫和艾登已经商定在今天，即7月17日下午5点召开。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斯大林有众人皆知的晚睡晚起的习惯时，斯大林也不失幽默地回答说，他的这个习惯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战争结束后已经改变了。说到这儿，斯大林言归正传，又以严肃的口气继续说：
“关于佛朗哥政权，我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佛朗哥政权不是西班牙国内形势发展的产物，而是德国和意大利强加于西班牙的。因此，这对联合国是一种危险。佛朗哥政权的危险性在于：它在西班牙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残余分子提供庇护所。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同这个政权断绝关系。”
听了斯大林义正辞严的阐述，杜鲁门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了，于是回答说，他现在还没有关于佛朗哥政权的足够材料，但会研究这个问题。他接着说道：
“我不是个外交家，我到这里是为了和您交朋友，直接与您共事，以便我们能够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很快得出‘行’还是‘不行’的决定。”
斯大林回答说，开诚布公是好事，它将有助于苏联同美国共事。
杜鲁门说，如果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产生的分歧将能够迅速地和在开诚布公的气氛中得到解决。
斯大林表示赞同地说：“这是自然的，可能会有分歧，但应该解决分歧。”
在交谈过程中，杜鲁门无意中说出，他已经同丘吉尔会晤过。斯大林对此反应很平和，他只是提到，英国人在对日战争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英国人似乎认为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至于苏联人和美国人，斯大林继续说，他们将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杜鲁门向斯大林解释说，丘吉尔表示愿意在远东战争中给他提供援助。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斯大林说，“是德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轰炸了英国。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对首相产生不利的影响。美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帮助了英国。也许，丘吉尔现在考虑要在对日战争中帮助美国人。”
“我们的处境不像英国在面临德国进攻时那样困难。”杜鲁门回答说。
“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坚决地说。
斯大林的态度显然使这位新总统感到左右为难。起初，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一直谈及这个问题，而现在，鉴于法西斯大势已去，纳粹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因此，杜鲁门总统却换了一副面孔，根本就变成了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认为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的这种帮助了。现在斯大林如此明确地提起美国起初的请求和他答应在战胜德国之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允诺，使得杜鲁门感到非常不快，一时不知所措。同时，杜鲁门心里明白，不论他现在有何作为或作何种表态，苏联军队都是要参战的，对此他已无可奈何。因此，杜鲁门总统认为，此时此地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在斯大林看来，沉默就等于允诺，于是趁此转了一个话题。他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
结束这次谈话之后，杜鲁门请斯大林共进午餐。对于跟斯大林的初次会晤，杜鲁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的眼睛，他的面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我决心同他直率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