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司令部的命令，派我第26坦克团装甲车EA-6排担任第14炮兵团榴弹炮兵连的野外警戒。命令规定：一旦德国人冲击过来情况紧急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炮兵连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从战场上送走。
然而情节有变，正当我们准备护送的时候，突然有人交给他一份命令，要他立即去炮兵营指挥所报到。一同前往的参谋被打死，而他则一去不复返。我们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专门设置的圈套。撤退命令早已下达，营指挥所现在早已无人了。
到达卡腾车站之后，我们遇到了特工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再盘问我们三个人。这三个人是第l战炮排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传令兵和我，我任野外警戒装甲车排排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炮兵连、警戒排全都回来了，而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却当了俘虏？盘问我们的少校反复地说：“非割掉你们的脑袋不可。”幸好！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在苏军后方撤下的有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照片的传单，从各个方面判断，造成了两种印象。无可讳言，传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经常如此，更多是在怀疑。现住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埃拉布格市的居民、当时的目击者A·X·马斯洛夫在来信中谈起这件事时说：
1941年8月底或9月初，红军在某地继续退却的时候，在新勒热夫普什金山区有一群兵士和我们三个青年军官凑到一起谈起了战争，大家各抒己见，发言热烈。
话题转到红军后撤和被我们丢下的领土上来，大家心里很难过，你问我，我问你，对当前情况百思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后撤，只用小股的军队作战，大部队哪里去了？紧靠我们的驻军为什么突然调走，撤往东方，把我们这些历尽艰辛的人留下来，等等。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坚决粉碎敌人，我军必须集中起来，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谁也不谈我们的失败。
有一个士兵，他信得过我们，从衣兜里掏出一份德国传单来（收藏敌人传单，当时不无风险）。这就是说，宣扬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事件的绝不是一种传单，像您文章中说的那样。我拿到了敌人的传单，当年我是22岁的中尉坦克兵。传单的上角有一幅照片！椅子上坐着或半仰着一个穿我军棉布军服的汉子，没有佩戴军人符号，头部悬在椅背左侧，脸部死气沉沉。
传单的内容大致如下：
请大家看看，这位是什么人。他是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这样的人物向我们投降了，而你们这群傻瓜，还在打仗。下面号召士兵去投降。传单的另一面大谈我军的失败，使人惊异。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第一次遇到的事情，自然把我们搞糊涂了。
第一个醒悟的人是上尉炮手。他激动地说我认识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我们在一起工作过，这样的人绝不会投降敌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不相信德国人。他们很可能拾到雅科夫的尸体，把他放在椅子上，拍下了这张照片。你们看，像活人吗？很清楚，是僵尸一具。
对传单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传单错误百出，文理不通。在那么多被俘人员中，德国人竟找不到一名有点文化的叛国分子，写出一张文字比较通顺的传单来。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德国人故意使用这样的数字来搞乱人们的思想，编造假话，从中渔利。
另一名士兵手里也有一张传单，当时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
责怪炮手说谎，我没有这个勇气。这位上尉从“道昕途说”中可能知道一些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情况，但他那坚定的语气说明他对我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不愿看到周围有抱怀疑态度的人。真有这种事儿。
同时，印有朱加什维利照片的传单仍在大量印制，除了以前见过的两种外，现在又有了第三种。新传单里，有一张大尺寸的照片，中间站着雅科夫，身上披一件军大衣，敞着衣领，心情沉重。
时任苏军驻德最高指挥官的朱可夫元帅。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些照片中没看到一张照片是他眼睛望着镜头拍下的，很清楚，这些照片都是偷偷拍摄的。
1941年秋，德国法西斯分子又搞了新花样，想从特种战俘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把雅科夫押送到柏林，交戈培尔直属部门看管，安置在费合涅别尔的“阿德隆”饭店住下，由盖世太保监督。这里出出进进全是格鲁吉亚过去的反革命分子。看来，这是一个精心炮制的阴谋，企图用战俘营艰苦生活与饭店特殊优越条件对比的方法讨好战俘。这里经常放映报道红军失败的影片。
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格奥尔吉·斯克里亚宾（好像是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的儿子）的合影照片就是从这里伪造出来的。照片是以秋天景色为背景拍摄的，两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军大衣，没扎腰带，双手插在衣袋里。斯克里亚宾的眼睛看侧方，雅科夫看地面，面孔严肃，脸色沉郁。照片注明的日期为1941年11月25日，文字说明：“看看他们！这是你们昨天的同志，他们看到继续抵抗无益，只有前来投降。这两人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儿子！他们都做了德国人的俘虏，他们活着，健康，吃得饱，穿得好。战士们和军官们！学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儿子们吧！你们自己将来也会看到这边的新生活。新生活比你们‘领袖’强迫你们过的那种生活要好得多。”
希特勒分子为什么要把朱加什维利和斯克里亚宾拉到一起？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比较客观的资料可查，显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这种方法动摇苏联老战士的信念，改变立场，投降敌人，然而，法西斯分子的这一招破产了。
1942年初，他们把朱加什维利转到哈明尔堡“奥夫拉格XⅢ-Ⅱ”的军官战俘营，希特勒分子又采用新法，想用疲劳和饥饿来打击他的斗志。然而，这一招又落空了。
1942年4月初，雅科夫被转移到吕贝克的“奥夫拉格XC”集中营，这里关押着对第三帝国特别危险的军官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其中包括2，000名波兰军官和200名士兵。雅科夫的近邻是战俘雷内·布卢姆大尉，法国政府主席列昂·布卢姆的儿子。
一道特别的命令指定集中营警卫长冯·法赫莫斯特上校亲自专门管理苏联战俘的事务。不让雅科夫·朱加什维利领取食物包裹，他也不能收国外寄来的信件，而在押的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却无这种限制，甚至还发给他们津贴费。根据波兰军官会议的决定，雅科夫每月可以分得一些食物包裹。
几名波兰军官和朱加什维利组织了一次越狱逃跑。他们失败了。这次把朱加什维利转到了萨克森豪森死亡营，跟反希特勒同盟各盟员国高级领导人的被俘亲属安置在一起。
这个集中营是现有战俘中最残酷的一个营，在这个营里死去的苏联公民达10万人。德国人很想使用这一手段施加压力挑动苏联最高统帅的感情，迫使他向希特勒提出交换被俘儿子雅科夫的要求。
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德军惨重失败告终。希特勒是否知道俘虏营中有一个被俘的朱加什维利呢？当然知道。在当时时局的发展中，雅科夫成了希特勒阴谋中特别重要的人物，有了他，可以找到一个对失败负责的人。看来希特勒想用雅科夫换回保卢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制定“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参加者之一，集团军司令。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是他向部队发出了停止抵抗、向苏军投降的命令。斯大林能这样干吗？
斯大林就这个问题是否和别人商量过，抑或自己作出了决定，今天无从知道。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转给德方的一份正式答复中说：“士兵换元帅我不干。”
慢慢地，斯大林从沉思中回到现实，然后，语气低沉地对朱可夫说道：
1945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英国外交大臣文登在一起。“雅科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的。据说他们把他跟其他战俘隔离开，诱劝他背叛祖国。”
朱可夫默默地昕着，心中感到沉甸甸的，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劝慰自己的最高统帅。
接着，斯大林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会的，雅科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
斯大林对自己的儿子是了解的。他没有估计错，雅科夫无愧为斯大林的儿子，无愧于苏联人民的儿子，无愧于一名苏联红军。尽管法西斯刽子手对他施展了各种手段，他始终没有背叛红军，没有背叛祖国，也没有背叛自己的父亲。后来，雅科夫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在集中营里。对于雅科夫之死，斯大林是后来才知道的。
进到房间，两人无语地坐在桌子旁，朱可夫察觉到，性格刚毅的斯大林为将要失去儿子而极度悲痛，他非常理解斯大林，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一阵沉默之后，斯大林感慨地说：
“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无数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没有牺牲亲人的家庭。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强的、在共产党教育下的苏联人才能够承受得住啊！”
说完这段话，斯大林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接着，他给朱可夫介绍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并且表示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斯大林说，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印象很好，在谈及波兰问题时，他说：
“丘吉尔希望与苏联毗邻的是一个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有一个跟我们友好的波兰，这也是波兰人民的希望。”
两人又谈了一些有关战场上的局势后，朱可夫元帅起身告辞，因为他要准备参加国防委员会在第二天召开的关于实施对柏林总进攻的战役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