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爱
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清晰性、迷惑性，但什么时候才体现？又体现哪种呢？
当爱变得对于对象本身非常深切、非常纯洁(无矛盾心理)时，对象的善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时对象由手段而跨越到目的这一阶段(有了我们的容许)。这里可以举苹果树为例：我们能非常喜爱它，不想让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它成为那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任何对它的修理(包括善意的)都使它变得不像苹果树或违反了原来固定的生活。它看来是那样的完美，我们甚至怕碰它，怕削弱了它。自然，假如它被看成是完美的，便没有改善它的可能了。但实际上，事物往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改革者头脑中的“完美发展”画面。据他看，要比苹果树自身的最终结局更好；即他能比苹果树做得更好，他懂得的更多；他能比它自身更好地塑造它。所以我们认为要把狗改变成另外样子的人不是真正喜爱狗，而且这样会引起那些实实在在爱狗者的怒气，或按照来自某一杂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育种，弄得它神经质、病病恹恹、不怀胎、不能正常生育、患癫痫病，等等。但这样的人确实自称是爱狗者。那些培育矮树的人，或训练熊骑自行车或训练猩猩吸烟的人也一样。
真正的爱体现在不作要求、不求回报，能从奉献中得到乐趣，当然更不能带有狡诈和预谋。这有利于较少的抽象(或选择对象的局部或某些属性或个别特征)，较少的对于整体的观察，较少的原子化或分解。这等于说，这里有较少主动的或强求一致的结构、组织、铸型、或削足适履，以求符合理论或先定概念。也就是说对象应服从整体性，要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换句话说要留有本来面目。对象较少按照有关或无关、重要或不重要、形或基、有用或无用、危险或不危险、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无利、好或坏、或其他自私的观察标准被测定。对象也不那么容易被成规化、类化，或纳入某一历史序列，或只看作一类的一员，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或一例。
而这无疑代表着有关对象的整体和局部都受到了同等待遇的关注。每一部分都会成为有趣的和奇妙的；存在爱，不论是对爱侣、对婴儿，对一幅画、或对一朵花，都几乎总是能保证这种普遍分布的，以强烈和着迷的关心进行的观察。
带整体印象看有缺陷的局部就会发现缺陷原来也很迷人，也充满魅力，因为它们赋予对象以特性和个性，因为它们使它成为它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不重要的、外在的、非本质的。
从中不难发现，存在爱者往往不忽略一些细节，相反的是非爱者或缺乏爱者会忽略这些细节，他会更容易地看到对象自身性质的本来面目，接受它本身的资格和存在方式。它自己娇嫩的、软骨的结构更容易屈服于承受的观察，这种观察是非主动的，非干预的，不那么傲慢的。这也就是表明，它是被人所熟识的，从认知角度看，要比一种结构被认知者强加于它时更由它自身的形态所决定。后一种认知者会更容易成为太粗鲁、太不耐心的，太像屠夫肢解动物尸体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口味挑挑拣拣；太像霸权者要求一切听他号令；也太像雕塑家，只是按照雕像而去填充粘土。
真正的选择
大量的事实证明，存在价值多数情况下是在“健康人”(完善的、自我实现的性格)或最伟大的、最受人尊敬的、最得民心的人那里得到承认和体现，这是全部人类史的记载。这是否是他们为人赞誉、爱戴、被认为伟大的原因？
一些动物实验证明，加强的习惯或己熟悉的学习会使动物的效能灵活性降低。例如，肾切除的白鼠就是如此。关于熟悉作用的实验证明，人们会继续选择和偏爱低效能的、烦人的、起初不喜欢的东西，假如以前有10天以上被迫选取了这些东西的话。一般的经验也支持这些发现。例如，良好习惯的形成就体现了这种特性，事实证明如果偏爱习惯或熟悉的东西的人会变得更胆怯、更焦虑、更强烈、更僵化、更带强制性、更神经质。临床证据和某些实验证据表明，自我力量、勇气、健康和创造性更有可能使成人和儿童宁愿选择新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东西。
从适应性上看，熟悉能够切断存在价值的倾向，只要适应了，坏味也就没坏味了，惊人的事也变得习以为常了。恶劣的条件适应了便不再引人注目，即不再被意识到，即使它们的恶劣影响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例如，持续噪音、持续丑恶或长年缺乏食物的影响。
选择是双向的，即在同等条件、同一时候有不同的事物可供选择。举例说，因习惯于重播质量很差的留声机便宁愿选取这种机具而不要高保真留声机。习惯于高保真的人宁要高保真。但当两组人都面对两种选择——质量低和质量高的音乐重播时，两组人最终都选择了高保真机的较佳重播。
很明显，供选择的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在一起而不是在两地时，分辨起来更容易些。我们可以预期，在两幅画中选取较美的，在两瓶酒中选取较纯正的，在两个人中选取较活跃的，这种选择光可供选择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更靠近时也更有可能。
假设有一些从1级到10级质量不同的物体，例如烟、酒、糖等供选择结果很可能是习惯级的可能选择1级，假如唯一可供选择的品种处于另一级，如10，但有可能这个人将选择2而不是1，选择3而不是2，等等，这样最终引导到选择10。可供选择的对象必须在上述谈论的范围内，等级不能相距太远。不可不论的是，拿一些价值相差不大的东西让那些偏爱高质量东西的人选择，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较高一级的。
在上述的各种意义上，揭示洞察疗法能被看作引向“真正选择”的过程。在成功的治疗以后，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要比治疗前大得多，因为决定的因素体现在体质上而非文化上，是由本身而不是由别人或集体内部的人所决定。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畏惧已极度缩小，等等。成功的治疗增强了喜欢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以存在价值为榜样。
对于精神受到创伤、受到消极限制、一般神经质的人，对于害羞、胆怯的人，对于狭隘的、贫乏的、受强制的人，对于僵化的、定型的、因袭习俗的人来说，较好本验会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惧怕尝试这种体验，或惧怕体验这种爱好，或可能拒绝这种体验，抑制它，压抑它，等等。这种性格上的制约大体上也适用于体质的和获得的两种决定因素。
实际上，选择和认知的自由受社会暗示、不合理的广告、宣传等因素影响，选择的对象可能被误解，然后被误选。这种有害的影响在遵奉的人中比在独立、坚强的人中更大。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预测，这种影响在年轻人中比在年长人中更大。但由于浅薄、无知以及隐瞒真相甚至说谎和对情境缺乏认知意识造成了受宣传、虚假广告、权威暗示以及隐蔽的阳性强化的影响，这一类影响的大多数都能消除，只要使无知的选择者自觉地意识到他是怎样被操纵的。
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指由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选择，是冲破社会阻力而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而不是依附人格，由年龄上的成熟以及力量、勇气、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而不是由于软弱和畏惧。满足这些条件的每一种都应该能够增高存在选择的百分比。
在价值的层次系统中，存在价值属于最高层次，但它也由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所决定，也受缺失需要与成长需要优势等所影响。一般地说，如果有两种缺失需要满足，更占优势的是“较低的”一种，它会被优先选择。因此，可以期待的对存在价值的高度可能的选择机会，在原则上依赖于较低的、更占优势的价值的先行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对许多事情进行前期推断，比如说安全需要有保障的人的被选性要高于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人。真而不是假，美而不是丑，善而不是恶，等等。
这意味着一个古老问题的重述：在什么意义上“高级乐趣”(如贝多芬)比“低级乐趣”(如爱尔维斯·普莱斯利)优越？怎么能证明为什么人会“耽于”低级乐趣？这能教育吗？特别是这能教给一个不想受教的人吗？
什么能“抗拒”高级乐趣？得到的普遍回答是高级乐趣在感受上要比低级乐趣要高出很多。但必须有上述所有特殊的实验的条件才能使人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即有能力充分地和自由地比较这两种感受。成长在理论上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高级”感受优于“低级”感受，因为“低级”满足会变得令人厌烦。
另外，体质等身体因素对选择和价值也有所影响，比如说鸡、试验中的白鼠、林中动物在出生时就出现了选择上的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假如任后者自己选择食物，他们会得病或死亡。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
一切生命体在满足自身和抗拒外来侵害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在对选择的满足上，不同类型的身体也不一样。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了上述所说的决定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关于事业、食物的选择等就属于这类，要强调的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例如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物如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更健康、成熟的人；年长的人；更坚强、更独立的人；更有勇气的人；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这些说法适用于不喜欢单纯用“好”、“坏”、“高”、“低”等词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词在操作上的规定性说明。例如，非人的战神(罗马神话)会问：“什么时候、谁、在什么条件下，真理而不是虚假会被选中？整合而不是解体、完善而不是不完善、秩序而不是紊乱会被选中？等等。”
这种说法能更好地表述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但不管这些词如何，人都证明具有善恶两种冲动，并在善恶两种方式中行动。自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哪一方面是更深、更基本或更类似本能的。
为了科学调查研究的方便，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改换一个提法：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时候谁将选择存在价值，即成为“善良的”？什么使这一选择的可能性缩小或增大？处于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选择才最有可能进行下去？或者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传统？
这些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