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窝了一肚子的气，决心在下一次会议时，一定要认真准备，团结一致。这时，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发展使马歇尔进一步感到要加快横渡海峡作战的压力。他担心，如果英、美力量耽误在地中海，那么，就有可能在英、美组织大规模渡海作战时，德国就崩溃了。到那时，前苏联就会大大地向西推进，使英、美在和平谈判桌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英国人施加压力，争取把渡海作战的日期最终确定下来。这一次美国参谋长一个非常有力的条件是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积极支持。
5月8日，罗斯福与他的参谋们一起，为新的一次会谈做最后准备，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决定，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英国人尽可能早的时期内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欧洲，并在1944年春天为此项行为做好准备。”
在这次被丘吉尔称为“三叉戟”（Trident）的华盛顿会议上，丘吉尔又用他那雄辩的口才，向他的美国盟友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前景：只要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登陆作战，就可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对德作战。东南欧各国的人民就会普遍行动起来，燃起抵抗的熊熊烈火。意大利一投降，就能一举缴获它的舰队，从而使英国抽出一部分海军来对付日本。更为重要的是，在进攻意大利与横渡海峡作战之间有七八个月的空当时间，这是使用已集结在地中海庞大舰队的最好机会。假如西西里岛战役能在8月底完成，英、美军队又不进攻意大利，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这些军队干什么？丘吉尔振振有词，摆出一副同情前苏联的样子，进一步问道：苏联红军在日夜作战，流血牺牲，难道英、美两国能集结这么多兵力在地中海而无动于衷吗？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以极大的耐心，向美国人解释，在西西里岛战役以后进攻意大利，不是出自“边缘”战略和战后政治目的的考虑，他们相信，这会加速渡海作战胜利的到来。意大利的战斗，必定会牵制部分德国陆军和空军，减少德国驻法国的兵力。丘吉尔同时宣称：他不能“妄称”横渡作战的问题已经解决，浪潮起伏的海滩，敌人防御的实力，敌人后援部队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交通设备等等，都使得在法国西北部沿岸的登陆作战成为一个“不容低估的任务”，它只能“视一个合理的能稳操胜券的计划”而定。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170～1171页。丘吉尔的这番话，已经从1942年的立场上大大地倒退了。当时，他还对1943年渡海作战充满了信心，现在却是疑虑重重，不敢保证了。他始终规避正面作战的概念，喜欢在那些崎岖不平、难以布置重兵的多山地区，依靠奇袭和零敲碎打来打击敌人，而不愿意受任何预先确定的计划的束缚。
丘吉尔不肯对横渡海峡作战明确承担义务，使美国参谋长们深感不安。但这一次，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讲话首先作出了反应。他指出：关于横渡海峡作战的问题已议论了两年，还没有确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这严重影响了西方盟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红军一直承受着德军的主要压力，前苏联一直要求英、美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表示，他希望尽早看到英、美军队在欧洲与德军正面作战，以减轻前苏军的负担。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他怀疑是否应该进攻意大利。他觉得任何人都同意，1943年渡海作战已不可能，但是，在1944年春季，必须全力以赴地来进行这次战役。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3～564页。
罗斯福的表态，对会议的倾向和进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丘吉尔事后追述说：罗斯福执意亲自最后决定大问题，这自始至终支配和影响参谋长们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在英国集结29个师，准备于1944年5月渡海作战。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3～564页。
英、美军队进攻西西里岛的“哈斯基”（Husky）行动于1943年7月8日打响，德、意主动撤离该岛，退回到意大利本土。“哈斯基”行动对意大利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7月25日，国王宣布解除墨索里尼总理的职务，由巴多里奥元帅组织新的政府。不久，意大利新政府宣布向盟国投降，共同对德作战。希特勒担心失去意大利，把他的难兄难弟墨索里尼从游击队的手中解救出来，在意大利北部重新又粉墨登场，充当希特勒的傀儡，德军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派兵驻守意大利。
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里奥政府的投降，使英、美觉得获得了一个在意大利行动的好机会，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丘吉尔原来以为意大利是一个“金苹果”唾手可得，但德军在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意大利的战斗对盟国总的来说是有点得不偿失。从开始到1944年6月4日占领意大利首都罗马，为了对付22个师的德国人，占用了盟国30个战斗师，而实际兵力方面的比例大约是2：1。就盟军取得的战果而言，与投入的这些力量是不相称的。这场战斗，并没有能够阻止德国人向法国海岸的增援，相反，它把盟国的军队束缚在山丘地带，在那些地方，以美国卡车和坦克的巨大生产力为坚强后盾的盟国机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被完全抵消了。意大利战斗的后果，完全证实了魏德迈将军的悲观估计。在西西里岛战役前，魏德迈就指出：即使“哈斯基”行动在经过了“浴血奋战”后获得成功，英、美也不可能在意大利“长驱直入”。
在意大利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英、美军队首脑在魁北克聚会。丘吉尔再次作了争论，表示对渡海作战的怀疑，但美国人坚持在“三叉戟”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另外，在这次会议上还做出一个决定，为了配合“霸王”（Landlord，原定的“围歼”行动改为“霸王”）行动，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土伦一马赛地区，同时组织一次小规模的登陆，主要使用美军和新近装备的法国军队。这个战役的代号首先称“铁钻”（Anvil），后改为“龙骑兵”（Dragoon）。
1943年11月底、12月初，英、美、苏三国的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这时整个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盟国需要就最后击败“轴心国”和战后和平问题作出安排，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自然是影响三大国关系的纽带。
丘吉尔真有一种英国人所称之的“叭喇狗”的精神，为了他们的地中海战略路线，他可以不厌其烦，老调重弹，不肯就横渡海峡作战承担明确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次，美国人得到前苏联与会人员强有力的支持，英国的意见被孤立，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马歇尔表现得非常友好，而对丘吉尔和布鲁克频频发问，还不时进行奚落和取笑。但丘吉尔就是不肯就横渡海峡作战问题明确表态。会议气氛紧张。斯大林说：“如果可以提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英国人，你们对‘霸王’战役究竟有没有信心，还是只不过是为了安慰俄国人说说而已。”丘吉尔再次申述了他的理由，于是，斯大林从座位上陡然站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道：“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为了缓和尴尬的场面，使丘吉尔和斯大林都能下台，罗斯福便以调解的口吻说道：“我们大家都很饿了，我提议休会，去出席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
接下来，丘吉尔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最后下定决心，不再回避渡海作战的责任。问题最后在德黑兰得到解决。马歇尔感到非常高兴，两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横渡海峡作战，认为这是打败德国人、减轻前苏联负担、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办法。他同丘吉尔、罗斯福和美国海军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美国陆军的资源可以为着一个明确的计划和方向努力了。
二、斯大林的大问题
1943年11月29日，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直率地向西方盟国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谁来指挥‘霸王’战役”？
斯大林的提问略显粗鲁，但确实击中了罗斯福的痛处。几个月来，在遴选谁来担任“霸王”战役最高统帅的问题上，他遇到了许多麻烦，使他难以下定决心。
马歇尔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是担任最高统帅的最佳人选，他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最能体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性，令人赞叹不已。
任命“霸王”战役最高统帅，既涉及到英、美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英国人。1942年7月，英、美确定在北非登陆作战，需要找一个联合部队的司令官。迪尔陆军元帅致电丘吉尔，敦促他与罗斯福总统“立即”商讨此事。他说他个人认为，马歇尔是担任该职务的合适人选。他相信马歇尔会愉快地接受这一职务，只是马歇尔暂时无法从华盛顿抽身，但他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可以先去欧洲指挥北非的登陆。丘吉尔通过与罗斯福通信协商，同意由艾森豪威尔去指挥“火炬”战役，但关于任命马歇尔担任“围歼”行动最高统帅的事，因不怎么紧迫而放到了一边。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双方又讨论了横渡海峡作战的最高指挥官的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面有难色。如果以一个英国人为统帅，罗斯福将不得不告诉他的选民，一个外国人将指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支远征军队；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感到在政治上很难向英国人民解释，要由一个美国人来指挥对欧洲的进攻，结束英国人同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最后双方协定，在以后的横渡海峡作战中，哪一个国家在人力物力上所占的份额大，就由哪个国家的将领来担任最高统帅。罗斯福考虑到：在最近的渡海作战，英国人在人力物力上占有优势，因而正式提议，最高统帅一职由英国的将领来充任。这样，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已非正式同意了未来“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人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丘吉尔告诉布鲁克元帅，将由他来荣膺此职。为了与英国的参谋系统相配合，英国的摩根将军被正式任命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
1943年4月底，摩根将军通过计划得出结论：“霸王”战役在刚开始时，英、美力量不相上下，但登陆以后，美国的人力物力将得到压倒性的增加，从而使美国的贡献大大超过英国，因此，应由美国将领来担任最高统帅。摩根的建议，正中美国的下怀。美国人认为，英国参谋长们对横渡海峡作战疑虑重重，半心半意。只有由一个美国将领来充当最高统帅，才能确保此役获得成功。
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总统极力推荐马歇尔。8月10日，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