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伯恩茅斯海边度假，我设法从一个渔夫手里弄到一条巨大的章鱼，把它放在我们旅馆的浴缸里，并在里面放满海水。我喂它活螃蟹，它会用它那角状的嘴把螃蟹撕开，我想我逐渐喜欢上它了。当我进到浴室里时，它的确认出了我，于是变换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它的感情。尽管家里养过猫和狗，但我从没有过一只自己的动物。现在我有了，我把我的章鱼看做跟所有我想带回伦敦的狗一样聪明，一样是我的挚爱，我想给它一个家，一个极大的装饰了海葵和海草的水槽，把它当做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宠物。
我读了很多关于水族养殖和人造海水的书，但是，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有一天，当女仆进到浴室里，看见浴缸里的章鱼时，她发疯似的用一把长扫帚戳它。被惹恼的章鱼喷出一大团黑墨水。我晚些时候回到家，发现章鱼已经死了，四肢摊开，躺在它喷出的墨水里。回伦敦后，我伤心地把它切开，想了解一些东西，并把它分解的遗体保存在福尔马林里，并在我的卧室里放了很多年。
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听着我的父母和哥哥们谈论关于病人和医学条件的话题，这让我着迷，有时也让我很震惊，但是，我的新化学词汇让我可以与他们争论。他们可能会谈论肋膜腔积脓症（empyema，一个美丽的脆生生的四音节词，却用于描述胸腔内恶心的化脓），但是我会想到焦臭（empyreuma），用于描述燃烧有机物气味的词汇。我并不是只喜欢这些单词的发音，还喜欢它们的词源。我在学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化学术语的起源和出处，有时也整理它们是如何历经波折获得现有词的词义的。
但是我父母喜欢讲医学故事--通常会从描述一个病例或手术开始，延伸出整个故事。尤其是我母亲，她通常会给她的学生、同事、客人，甚至周围的任何人讲这样的故事。对于她来讲，医学总是深入人们生活的。我有时会看见送奶工人或是园丁呆呆地听着她的临床故事。
在手术室有一个装满医学书的大书柜，我会随意翻翻那些书，总是有一种又喜欢又惊恐的复杂心情。一些书我读了很多遍：约翰·布兰德·萨顿的《良性与恶性肿瘤》。这本书因其独特的关于怪异的畸胎瘤和肿瘤的素描而著称：腹部连在一起的连体婴；脸部连在一起的连体婴；两个头的牛；耳朵旁边有一颗小头的婴儿（那个头就像一个微小的复制品，只是缩小很多）；“毛粪石”--吞食了大量的毛发或其他食物残渣，阻塞在肠胃道，有时会使人致命；大到需要用手推车装载的卵巢囊肿。当然，父亲也曾告诉过我关于“象人”约翰·迈瑞克的故事（约翰住过伦敦医院，而父亲曾在那里实习）。展示所有皮肤病的《皮肤病图谱》也十分恐怖。但是我读得最多的、信息最全的，是法兰奇所写的《鉴别诊断》--它小小的素描尤其吸引我。恐怖的远不止这些，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早衰，一种急性病，可以让一个10岁儿童在几个月内迅速变老，成为一个骨头脆弱、秃头、鼻子尖尖的人，像满脸皱纹、尖嘴猴腮的巫婆--如《所罗门王的宝藏》里300岁的老巫婆加古尔，或是拉格奈格岛上发狂的斯特勒尔布勒人。
我回到伦敦，跟着我舅舅开始了“学徒生涯”（有时我会这样想），对巴拉德菲尔德的恐惧像梦般消失了，但仍留下迷信，还有一种预感，好像那噩梦随时都会再次降临到我身上。
我知道化学实验有危险，但我愿意与这些恐惧周旋，我说服自己，只有小心、警惕、审慎、深谋远虑，才能学会控制，或是找到一条穿过这危险世界的路径。可能确实因为小心（和运气），我算是保全了自己，还控制得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和健康，我不知道有什么防护可以让人长命百岁、百病不侵。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恐惧侵袭了我：我变得害怕马（送奶工用它来拉他的平板车），害怕它们咬我；害怕过马路，尤其是在我们的狗格里塔被摩托车轧死以后；害怕其他孩子会嘲笑我；害怕踩在铺路石间的裂缝上；最重要的是我还害怕疾病，害怕死亡。
我父母的医学书助长了我的这些恐惧，让我有了忧郁症的征兆。在我12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神秘的、几乎威胁到生命的皮肤病。我的手肘和膝盖流出一种分泌物，弄脏我的衣服，因此我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生怕别人看见。我害怕地想：难道我注定要得我曾经在书上见过的那些怪病吗？
我喜欢放在餐厅的那张巨大的铁桌子，想象如果我们遭到轰炸，它坚固到足以承受整个屋子的重量。有很多关于桌子救人的说法，那些人借桌子免于被压碎或窒息而死。当空袭来临时，一家人就会躲在桌子底下。这种保护让它像一个避难所，并且几乎有了人性。桌子能够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关心我们。
我感觉它非常舒适，几乎就像屋内的一个小别墅，当我10岁从圣劳伦斯学院回家，即使是没有空袭的时候，我有时也会爬到桌子底下，静静地坐或躺一会儿。
父母也发现我那时非常脆弱，当我在桌子底下躲着时，他们也不会有意见。但是一天晚上，当我从下面出来，他们看到我头皮上光秃秃的一圈，害怕极了--癣是他们立即就能诊断出来的。我的母亲近前来看了看我，然后跟我父亲小声嘟囔。他们从没听说癣会这么突然出现。我一声不响，装做很无辜的样子，把剃刀藏了起来，是我偷偷带在身上的马库斯剃刀。第二天，他们带我去看皮肤专家姆安德医生。姆安德医生看了我一眼--毫无疑问，他看穿了我的把戏--从我秃头的地方拔了一根头发样本，把它放在显微镜下检查。一秒后，他说，是“人工皮炎”，意思是头发脱落是自己造成的。听他这样说，我脸红了。后来就没再讨论为什么我会剃头发或者为什么我会说谎。
我母亲是个非常害羞的女人，她几乎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必须去的时候，她就会躲在一处，默不出声，或是陷入沉思。但是她的性格也有另一面，当她自由自在地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变得豪爽、洒脱，会变成一个表演者。很多年后，当我把我的第一本书带到法贝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那里，她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见过面？”
“我不记得了。”我很窘迫地说，“我从来都记性不好。”
“你是想不起来，”她又说，“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你母亲的学生。那天她正在做关于哺乳的演讲，几分钟后，她突然停了，说，‘哺乳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她弯下腰，抱出一个藏在她桌子底下的熟睡的小孩，打开包裹小孩的被子，当着全班人给他喂奶。那是1933年9月，你就是那个婴儿。”
我遗传了我母亲的害羞、对社交的恐惧，还有她在观众面前的挥洒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