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芸编指痕·书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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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丛刊》和《备要》的竞争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出版机构的发行所都在河南路,两家相处比邻,彼此竞争激烈。如商务发行《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百衲本二十四史》、《清稗类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中华书局便跟着发行《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小字典》、《辞海》、《中外地名辞典》、《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清朝野史大观》,《新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英文周报》。甚至有一次涉及版权问题,诉诸法庭,双方大伤感情。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最突出的是被喻为“双包案”的两部大部头书的出版。商务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四部丛刊》,中华于一九二四年跟着发行《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持编辑,樊炳清、姜殿扬、林志烜、张元炘、胡文楷、庄吕尘、孙义、丁英桂等力助而成,全部影印。原来商务的涵芬楼广收善本,具有优越条件,那么丛刊选取的版本,当然是最好的了。如初编全书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写宋本十六,影写元本五,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十八,日本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其余也属明清佳刻,名人校本,朱墨两笔校的,便用套版印行,先后两版。“一?二八”沪战中,再版之书,大多化灰为烬。一九三六年发行缩版本,有平装的,有精装布面的。初编二百四十册,续编五百册,三编五百册。如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查东山的《罪惟录》,都是手稿本,为外间所未见,也列入三编之中。

中华的《四部备要》,主持的是陆费伯鸿、高野侯、丁竹荪、吴志抱等。陆费伯鸿辑印《备要》的动机,表面上说是由于他的前五代祖父陆费墀总校《四库全书》而思有所继承,讳言步商务后尘。他在《备要》缘起上有那么几句话;“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晚岁构宅于嘉兴府城外角里街,颜其阁曰‘枝荫’,多藏四库副本。洪杨之乱毁于火,今者甪里街鞠为茂草矣。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这里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啊!实则他看到商务刊行《丛刊》,暗地羡慕不已。恰巧当时杭州八千卷楼旧主人丁辅之昆仲,把创制的仿宋铅字让给中华,陆费伯鸿就用仿宋字印行《备要》,在报上大事宣传,称为聚珍仿宋版,也依据最精善本,如《五经古注》用宋岳珂相台本,《十三经注疏》用清阮元附校勘记本,《鱼玄机诗集》用北宋本,《陆放翁全集》用明汲古阁本。第一集,选书四十八种,四百零五册,刊印样本,发售预约。订明五年出齐五集,全书三百五十一种,连史纸线装二千五百册,定价九百元。后来又印行精装点句本。

我友吴铁声,他服务中华书局数十年,深知当时情况。据他见告: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明清较好的版本影印,对稀少古本的复印与流传,是有一定贡献的。记得有一次,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陆费伯鸿不甘缄默,也刊登广告,针锋相对,说《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的以讹传讹,印刷上的墨污,把“大”字变成“犬”字或“太”字等等,贻误读者。中华书局还在广告中重金征求读者意见说: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一字酬以一元。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同行嫉妒,营业上互相竞争,这原是常事。但是因此也成了一件好事,《四部备要》中存在的错字,当然不少,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落叶,一面扫,一面生,确是难免的。自经读者来信指出,书局付出酬金数千元,因而在《四部备要》重印时错字得以纠正,提高了质量。

搜罗广博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所刊行的工具书,有些于社会贡献较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便是其中之一。

该书刊行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精装一大册,凡三百余万言,编辑者有谢寿昌、陈镐基、傅运森、殷惟龢、方宾观、谭廉、张堃、臧励龢诸人,由陆尔奎、方毅校订。

编刊该书的动机是这样的:臧励龢编辑《辞源》时,感到《辞源》虽收入地名七千余条,但由于体裁所限,不能把全国古今地名一一收入。而阅读书报,遇到地名,往往在《辞源》上无从查得,很不方便,因此他很想把《辞源》收入的七千余条作为基础,从事扩充,加之他少年时,爱好考古学,后又到处游历,东至榆关,西至巴蜀,南逾岭峤,北历燕赵,游踪所至,凡有关形势阨塞,郡国利病,无不随时纪录,这为他编刊地名辞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了一个时期,陆尔奎提议编《中国地名辞典》,由谢冠生主其事。一半尚未完成,谢就游欧离职,停顿了一年,臧便自告奋勇,晨钞暝写,经过三年才得以成书。书成臧也有事他去,校勘增订,由馆中其他编辑担任。中间商榷审核,邮书往还殆无虚日,这样又经过了四年,附入《行政区域表》、《全国铁路表》、《全国商埠表》、《各县异名表》。付印后,因政治区域有所变更,新置及新改诸地名未经列入,又增刊《地名大辞典补遗》,共一百多条,这在当时来说,内容是比较完备的。

这书搜罗广博,群经正史,《国语》、《国策》、《通鉴》,诸子及各种古籍有诠释的,无不采取。又地以人传,凡有名于世的名胜寺观、园亭台榭,即使已经零落湮没,也仍列旧名。其他如群山脉络,水道变迁,名城要塞,铁路交通,矿山商港,村镇圩集,无不新旧毕备。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记胜》,《读史方舆纪要》、《清一通志》、各省通志等,更采辑周详,足资考证。

《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

商务印书馆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九三○年发售预约,由张元济主其事。首冠一序,即出于张的手笔。原来,张元济曾听到叶德辉这样感叹:“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所以他就发愿辑印旧本正史,才有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举。当时所选用的版本,除《旧五代史》、《元史》、《明史》之外,都是用宋元版本影印的。逢到断笔、缺笔、花笔和欠周到之笔,都用朱笔描修;书版黝旧,则用粉笔垫衬。原版断烂,便据他本写配,总之手续繁多,殚精竭力,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全书约六万五千余页,分装八百余册,用金属版精印,分连史纸、毛边纸二种,都是线装本。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当时的预约价,一次缴清的收三百元,分期缴清的收三百六十元,连史纸毛边纸价同。一九三一年八月,商务举行三十五周年纪念,曾发行特价。

该书原期于一九三三年全书出齐,不料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敌机滥肆轰炸,商务总厂被毁,不但成书无存,即原版本也遭波及,那制成之版,完全化为灰烬,不得已,一方面补配原本,广事征求,一方面更制新版,重行印刷。赶至一九三三年年底,一至三期书才得印成。一九三四年三月重售预约的,只有连史纸一种,预约价四百八十元,订后即可取书十种。尚有十四种,分四、五两期续出。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全书八百二十册已告完成,但战时各地存书颇多损失,抗战胜利后,清偿预约户,所存的书已为数不多了。可是由于一度主持者对于线装书不加重视,把仅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贱价售出,全部售价低至六七十元,那《衲史》六开本的原铅皮版,作为废品处理,因此一时不易重印了。

《衲史》的唯一遗憾,就是《旧五代史》没有找到薛居正原书,用的是吴兴刘氏刊原辑《大典》本。当时商务不惜重价征求,遍登申、新各报,历时很久。那登报广告是这样说的:

“殿本《旧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并非薛氏原书,然不敢谓必亡也。昔闻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见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有谢在杭,许芳城藏印,甚以当日修史诸臣未见其书为借。又明末福建连江陈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黄氏续钞堂,均有其书,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间。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虽选定《大典》有注本,然欲餍读者之望,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旧刻薛氏《五代史》原书者,倘蒙慨允见让全书,固极欢迎,即零卷散叶,亦甚快睹,请即摄照一叶,寄至敝馆总务处出版科,并示价格,当即通信商议,如不愿割爱,仅允借照,敝馆亦可遵办,别议报酬,伏维公鉴。”

上述广告登载后,没人应征,仅有某某和商务接洽,说该书时为安徽歙县诗人汪允宗所藏,一九一五年让给某书贾,但谓是书为大定刊本,与所说金承安转运司刊本已有出入,且名《五代书》,不作《五代史》。商务辗转探索,迷离惝恍,不得要领。结果该馆只能把刘氏嘉业堂所刻《大典》注本列入《衲史》中。按《大典》本为余姚邵晋涵取《永乐大典》所引《薛史》掇拾成文,不足,更补以《册府元龟》所引,以及《太平御览》、《五代会要》、《通鉴考异》等书数十种,有的入正史,有的作附注,也一一载明来历,四库馆臣,复加参订,书成奏进,勅许颁行。最先刊印的为武英殿本,主其事的,把所注原辑卷数尽行削去,彭元瑞力争不从,《薛史》真面目不可复见。同时有《四库全书》写本,南昌熊氏据以影印,仍有删削之处,刘本得诸甬东抱经楼卢氏,疑亦当时传录之本,所列附注凡一千三百七十条,彼此对校,殿本少于刘本凡五百三十八条,库本少于刘本凡四百七十一条。刘本较为完备。

至于《旧五代史》是怎样一部书呢?原来赵匡胤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诏修《五代史》,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次年书成,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后来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失实,重加修订,修成后藏在家里。欧阳修死后,朝廷取付国子监刊行,因此《五代史》有新旧之分,实则各有优缺点,很难轩轾。经过了若干年,废去了《薛史》,从此《薛史》传本日稀。

《薛史》在元、明时虽流行不广,但尚未全绝。明末黄梨洲即有是书,当时吴任臣作《十国春秋》,曾向黄氏借阅。以后黄氏藏书遭到水火之灾,该书是否被毁,无从查考。上述关于汪允宗所藏,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曾详载其事,且转录汪氏《货书记》一篇,据说该书一九一五年在香港卖给广东书商,从此便不知下落。也有人说,汪氏藏本为丁乃扬所得,但丁秘而不宣,托言移家时失去。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都谈到这部书,都希望该书尚在人间,有出而与读者相见的一天。

溧阳人彭谷声,解放初写信给我,信中云:“《薛史》为海内著名孤本,先祖宦粤时所得,有鉴于清明上河图故事,从不轻示于人。抗战时期,弟亲自挑至皖南,始克保全。”(当时谷声曾请吴湖帆绘千里负书图以为纪念)谷声二十年前客死西陲,我曾写信给他的儿子长卿询及这事,得到长卿复信,大意说:“当时年幼,不知道这回事,或许父亲离沪时寄存戚友处也未可知。”但是经过查询,始终没有发现,成为一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