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位21年，如果从永徽六年（655）她被立为皇后、参与国事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显复位，前后则共执政约50年。她执政期间，尤其是称帝之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民生问题。
武则天当政期间，正值战乱刚止，人民亟须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就可能导致再次的生灵涂炭。武则天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早在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就曾上“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轻徭赋”，旗帜鲜明地提出鼓励农业、减少农民负担的观点。
她认为农业是国家之本，只有抓好农业生产，才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从而稳定国家政权。而农业生产搞上去了，百姓就有所依靠，国家的税赋也就有了保证。国家的税赋也不能太重，太重了就会造成农民离开土地，另谋生路，这样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减少农民负担，把农民牢牢地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发展。只要农民有了余粮，就能提供上缴国家的赋税，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国家强大了就会减少对赋税的依赖，形成良性循环。为此，垂拱二年（686），武则天还亲自撰写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各级官员学习，并印发各地让农民掌握农业技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皇帝主持撰写的农书。在近代考古中就发现了唐代的大型粮仓——含嘉仓。此仓铭砖上都有天授、长寿等武则天的年号，而且规模巨大，有二百多个仓窟，每窟能装五十万斤粮食，可见当时农业生产的兴旺。
武则天还非常重视与农业相关的基础建设，比如说水利建设。水乃农业之命脉，只有兴建好水利才能促进农业生产，而史书上有记载的武则天时期建设的大型水渠就有二十多个。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武则天曾极力推行均田制，规定男丁分地一顷，年纪大以及弱残可分四十亩，寡妾还可以分得三十亩。通过均田制，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减少并吞土地的现象，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为了解决边疆战备的问题，武则天特别重视屯田制，就是让士兵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在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的情况下，如果边疆的军粮只依靠内地粮食的运输，势必会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且还无法保证军队的需要。为此武则天特意褒奖屯田业绩突出的娄师德，以鼓励边疆兵将积极开拓土地，做到自给自足，减轻国内的经济压力。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武则天还采取了“惠商”的政策。在古代，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而武则天的出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对商业的态度。商人逐利的特点虽然不为社会所认同，但武则天在家庭的影响下必然看到商业带来的利益，而且商业发达就可以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武则天显然意识到提高整个社会的商业化，对于改善百姓生活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所以武则天着力发展洛阳的商业，通过扩大“市”的范围，增加商品交换的数量，从而带动商业的发展。长寿二年（693）由李昭德主持扩建洛阳外城时，就按照“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的标准建设。建有三个标准的市场，可见商品交易在当时已经非常频繁，这时的洛阳已经不光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与此同时，和商业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宫廷作坊尚方监有工匠五千七百余人，其中多为纺织工匠。在民间私人纺织作坊也逐渐增多，甚至还有织机五百张的大纺织作坊。这就说明当时丝绸产业已经形成较大的规模，而且这些产品还能被社会消化处理，百姓生活水平应该有所改善。
武则天还不满足于国内贸易繁荣这一点——对于一个强盛的国家来说，闷在家里搞商业只是国家财富的流转。武则天认为加强对外贸易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赚取“外汇”是一项长期而有益的事情。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外贸”生意得到了蓬勃发展。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都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成为具有了国际性地位的商业大都市。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东西两市都是四方珍奇齐聚，来往客商络绎不绝。在广州集中了来自波斯、南洋、阿拉伯的商人，他们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品，而后买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回国贩卖。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繁荣，最大好处就是为国家带来了税收。而针对国内贸易，武则天采取低税扶持的方针。商品的税率较低，主要是收取市卖之税，也就是在市场里买卖的场地费用，这个税相对于商品的价值来说，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武则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主要是从国家财政整体考虑的。她认为商人没有利润就会放弃做生意，如果赋税过高就会抑制商业的发展。即使对商品征收合理的赋税，商人也会想方设法逃税，对逃税打击太大又会破坏已经成规模的商业。所以不纳税只收取场地费用，就可以让商人安心从事商品的交易活动。虽然上缴的税费总额不会很多，但是交易量大了自然做生意的就多，收入总量还是可以增加的。可以说武则天这样做是以抚育市场为先，市场形成后就会带动国家财政的改善，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放弃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中国当时的商业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商业的发达就产生了富人阶层，一大批依靠做生意富裕起来的人在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后，也和当年的武士一样积极投身官场，力图在上层社会有所发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大批家财万贯的大富翁。据《太平广记》记载，有一名叫邹凤炽的超级富翁，家中的金银珠宝不可胜数，而且全国各处都有他的私人住所和花园。一次，邹凤炽谒见高宗时夸口说，如果在终南山每一棵树上都挂上一匹绢，自家的绢还有富余。如果没有富可敌国的家底，量一个商人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夸这样大的海口。除了一般的商人乐呵呵地赚了个盆满钵满，就连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都不能免俗，虽然她不缺钱，但是依旧热衷于把东西买来卖去，获利颇丰。
武则天虽然不指望国内商业带来的利益，却看重对外贸易的关税收入，并把这块利益作为承担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高宗时就下令诸国来往商船应当在每年四月以前预支贩卖商品的关税，在船到后十日按照货物的价值缴税。这就说明了武则天发展对外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赋税，而对内贸易则是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而衡量社会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可以从人口增长和物价水平两个方面来看。先说人口的增长。唐初人口数量不多，在贞观初期，全国“户不满三百万”。而李治执政第一年，就向户部尚书高履行询问去年增加了多少户人家，高履行告诉他是十五万户，李治听后就非常高兴。人口的缺乏直接导致生产力的短缺以及军队数量的不足，所以武则天注重增加人口，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人口的增长。据《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705）十一月，户部尚书向李显汇报，全国共有六百一十五万零六千一百四十户，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不包含数量巨大的流民。这就说明经过李治、武则天两代执政者的努力，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比李世民时代翻了一番。既然人口增加了这么多，必然要求能够保障必要的粮食、衣服等生活消费品。这就表明了当时农业、商业发展已经可以满足人口的发展，而人口的发展又促进了生产、贸易的发展。而从人口的增长率来讲，甚至比开元盛世增长得还迅速，这就是武则天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证据。
此外，物价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参考数据。在贞观年间，斗米三四钱，后来降到了二钱。到了李治、武则天封禅泰山期间，斗米还维持在五钱左右。武周时期的物价虽然没记载，但可以推断一直都在上涨。物价的上涨除了“恶钱”的原因以外，对外战争的增多以及武则天自己好大喜功、崇尚豪华等有关。在财政支出较大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得益于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武则天执政期间很少发生因民生问题的起义、暴动，从这方面可以印证当时的物价水平上涨没有超过百姓承受的范围，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综上所述，武则天执政期间可以说政通人和、万事兴隆。之所以累述这么多与经济相关的事情，主要是中国历史向来不注重经济方面的记载，更侧重于上层建筑的记载，而从经济数据就能衡量出一个国家一个特定时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