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毛泽东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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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

一、加强国防建设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然而新中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重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一方面不予承认,另一方面大搞封锁禁运,并支持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对大陆进行袭扰破坏,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50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国乘机大举出兵,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大门口。这种严重的斗争形势,客观上要求党的军事工作的中心必须迅速转到国防建设上来,要求我们必须在国防建设上作出极大的努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加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建设强大国防,永远结束被人凌辱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科学的规划。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强大国防的号召:“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宣言,不仅强烈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建设强大国防的愿望,而且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防事业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了基本任务,成为革命胜利后指导我们军事工作的理论基石。1950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在为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从上述认识出发,新中国各项建设一展开,党中央、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方针。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国防建设的目标和措施。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战略构想中,国防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他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规定的国防建设总任务、总目标。同时还规划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1953年以前,党中央确定,国防建设的重点是抓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常备军建设,与此同时,根据我们长期形成的武装力量传统体制,注意发展民兵组织,建立国家动员基础。50年代中期,逐步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从1958年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两弹”建设,实行“超越式”发展,使我国较快地跨入有核国家的行列。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也大大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

显然,把实现国防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建立比较完整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国防工业体系;加强军事学术研究,实现军事理论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为我国国防事业绘制的基本发展蓝图。

和平建设时期,国防建设应摆在什么位置,如何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这是任何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遇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的欺负和包围。但是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他说:“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的精彩论述,正确指明了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最佳途径,成为此后全党全军认识这一问题的基本依据。

二、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这就告诉人们,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决不欺凌任何一个弱国。对于国际事务,始终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对策,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发展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又将它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7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也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最初作为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关系的准则,进而发展为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以及一切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

2.“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期,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对付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1957年初,毛泽东又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后来,毛泽东把后两者称为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一中间地带)。50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包括日本、欧洲各国、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引起世界各国注意,特别受到第三世界广大国家的欢迎。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美苏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要联合第二世界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主张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依据此战略思想,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更稳妥更现实的基础上,为我国争取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三、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初步设想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这一目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

对于台湾问题,最初是准备以武力方式解决。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介入,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在此形势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7年4月,毛泽东公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台湾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主张。在1958年10月6日和25日先后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毛泽东又建议国共两党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他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关于军队,台湾保存,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庄严声明,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的时机收回主权。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们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从而既促进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为港澳地区持续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

四、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和两个发展趋向

1.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在党内率先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一,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很大一部分物质技术基础。这期间,新建、扩建一大批重要企业,如十大钢铁厂,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还有拖拉机制造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设备制造业,精密机床、精密仪表制造业,原子能工业,有机合成工业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工业空白,我国已经初步有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布局也有了改善,广大内地和边疆的各省、自治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在此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人才,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科学技术工作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1956年我国各类在校学生为6987.8万人,其中高校在校学生40.3万人。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13120.1万人,其中高校生67.4万人,10年间高校毕业生达139万余人,是前7年的4.9倍。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工作成果突出。在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的指导下,发现了大庆等油田及其他矿产资源。农业科技方面,我国最早育成了世界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并大面积推广。化学方面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的结构,为人工合成核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1964年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

第三,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艰难探索所取得的正确经验和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和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2.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两个发展趋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追求,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

前一个发展趋向,是指在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思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重大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思想等。

在探索过程中,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还有一个错误的趋向。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关系变动上追求既公又纯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急于过渡的“共产”风,以及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由于这些错误,加上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探索失误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一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产生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二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偏差,夸大敌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对此,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在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往往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有些时候正确的趋向占上风,有些时候错误的趋向占上风。由于左倾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后来终于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存在正确与错误两个趋向。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由于探索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出现失误在所难免。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发生了失误,就否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

思考题:

1.毛泽东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因及意义。

2.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

3.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4.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5.试述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

阅读文献:

1.《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三、四部分),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