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六年（1626），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二月，郑芝龙乘机率船犯漳浦，进泊金门、厦门；三月，又犯海澄。所至官兵莫能抗。福建巡抚朱钦相以蔡善继曾有恩于郑芝龙，特命其为泉州巡海道，令蔡继善作书招降郑芝龙。郑芝龙想得到官职，以便发展海上贸易，接书后即到泉州投诚。其同伙陈衷纪等不愿降，仍率船回台湾。因蔡善继“待芝龙颇倨，且促其缴报战船、兵器”。郑芝龙之弟郑芝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兄弟便连夜乘潮引船离去。
同年秋，郑芝龙船泊铜山（今东山），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檄都司洪先春率把总许心素等进剿，双方战于将军澳。洪先春败绩，逃回金门。郑芝龙胜而不追。是冬，朱一冯又令金门游击卢毓英同洪先春合剿，双方战于陆鹅，卢毓英战败被擒。郑芝龙待之以礼，表示非敢抗拒官军，不得已耳；如果得到朝廷官职，当为朝廷效死力。卢毓英许为荐扬，获释。卢毓英回厦门后，向都督俞咨皋报告郑芝龙情况，俞咨皋主剿，责令卢毓英回省听候处理；随后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出港剿捕，二人皆战死；又遣副总兵陈希范进剿，也被击败，陈希范临阵先逃。
明天启七年（1627）六月，俞咨皋亲督舟师讨伐，在陆鹅被击败，郑芝龙追至厦门，号令所部不许登岸扰掠，旋即收兵回铜山。
同年十月间，郑芝龙又在铜山击败受俞咨皋勾引前来进攻的荷兰船队，俘其大帆船一艘及其他一些船只。为保证海上商路畅通，郑芝龙很快又同荷兰人妥协，归还所获“西卡佩尔”号快艇。
明崇祯元年（1628）七月，泉州知府王猷向新任巡抚熊文灿上条陈说：“郑芝龙两次大败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至海门，约束其众，不许登岸，实有归罪之萌。不若遣人往谕，仍许立功赎罪。熊文灿采纳王猷建议，遣卢毓英前去招抚。”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政府授予海防游击之职。从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讨伐海盗山寇，不断壮大实力；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同年，闽南大旱，郑芝龙向熊文灿建议，用海舶载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垦荒，每人给三金，三人合一牛。而从事垦荒者在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因此郑芝龙愈发富有。
明崇祯二年（1629）四至六月，郑芝龙在金门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和杨六、杨七，吞并其众。崇祯三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崇祯四年春，郑芝龙歼海盗钟斌于大洋；九月擒山寇钟凌秀于广东平远，以功升参将。
郑芝龙一面剿平海盗，一面抗击荷兰侵略。明崇祯六年（1633）七月，荷兰派船队在海盗刘香配合下袭陷厦门。九月，郑芝龙奉命率部反击，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十月，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50多艘。郑芝龙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荷兰人退回台湾。崇祯八年四月，郑芝龙于田尾洋焚毙海盗刘香，尽收其众。至是，郑芝龙控制了整个福建洋面。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在湄洲洋面，郑芝龙率部又击败郎必即里歌所率领的荷兰船队，焚其战舰5艘。从此，荷兰侵略者再不敢轻窥闽境，郑芝龙以功于崇祯十三年秋晋升为总兵，开府泉州安平，海舶直通其内，贸易丛集，繁华不亚于省城。
三、海商的政治意识及影响
明朝后期粤、闽海商的政治意识取决于这些海商的社会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第一，看重经济利益，敢于冒险，不惜触犯法律，与政府对抗。第二，文化水平较低，民族意识薄弱，私欲强烈。第三，组织性差，容易分化瓦解。因此这时期闽台两岸的海商大致呈现三种类型。由于个人素质不同，大体有三种政治意识：
第一是反政府意识。组织海上武装集团，违反海禁政策进行走私贸易，这是亦盗亦商普遍存在的反政府意识所决定的，这在林道乾长期坚持反政府的海上武装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明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林道乾率众攻澄海县溪东寨，官兵海上追剿，疲于奔命，劳而无功。潮州官兵无力对付，想到招安林道乾。林带队驻扎潮阳县境，表面上已被招安，实际上仍在沿海收购货物，从事海上商业活。他还开辟澄海县河渡门港口，使之成为商船往来的热闹港口。他在这里屯集货物，兴贩海外。明朝在万历初年调集众多兵力围攻林道乾所部海盗武装，于是林道乾转移到柬埔寨、暹罗等地贸易，使明朝无可奈何。
明万历八年（1580），两广总督刘尧诲联合居澳葡人来对付林道乾。由于林道乾在东南亚的发展直接对葡萄牙人的贸易利益起了冲突，所以葡人对于参与战事十分积极。明朝还要暹罗同时发兵联合进击。万历九年明朝使者再次赏谕柬埔寨，令与暹罗并攻道乾。林道乾打败包括葡人在内的各国敌人，掠走了暹罗国大批船舰扬长而去。
第二是投靠外国势力意识。一些没有军事势力的海商，投靠外国势力，谋取利益。在明代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活动中，就有许多海商混在倭寇中牟利。在荷兰殖民者入侵澎湖的事件中，李锦、潘秀、郭震三名福建奸商就是投靠外国势力的典型代表。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派韦麻郎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他们的舰队首先停泊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韦麻郎在此地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中国海商。李锦得知韦麻郎的意图之后，竟然出卖祖国，劝荷兰人侵占澎湖。韦麻郎担心福建地方官不许。李锦献计说，只要向税使高宷行贿，就可达到目的。李锦还伪造大泥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漳州守将陶拱圣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后，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韦麻郎带三艘战舰抵达澎湖。这时正好是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明军已经撤回大陆，荷兰人占领澎湖马公岛。李锦也潜入漳州查探通商之事，福建的官员把他与郭震抓获，让他们与潘秀一起劝韦麻郎离开澎湖。但他们三人并未劝韦麻郎离开。福建政府又派遣了詹献忠等人去让韦麻郎归国，詹献忠也是奸商，乘机带了许多货物去卖。韦麻郎见此，又派通事林玉去贿赂税监高宷。林玉到福州后，被官府抓获。福建巡抚徐学聚将驱逐荷兰的事交给了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通过沈有容的努力，韦麻郎撤离澎湖。此后，福建政府将李锦、潘秀、郭震三位汉奸斩首。
还有不少海上武装集团与荷兰殖民者勾结，侵犯中国主权，大海盗刘香就是典型代表。明崇祯六年（1633）六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8艘战舰，对厦门港内的郑芝龙部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内二十几艘战船。
第三是与政府妥协意识。在明朝政府的镇压下，海盗式海商都有与政府妥协的愿望，只不过他们不愿放弃亦盗亦商的经济利益，对招抚阳奉阴违。隆庆年间，林道乾曾受招抚。明万历二年（1574），林凤也曾修书议和求抚，但是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到了明朝末年，明朝实力衰落，招抚海盗成为主导手段，于是郑芝龙受福建政府招抚，在为明朝政府剿平海盗，抗击荷兰侵略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崇祯十四年（1641）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的商船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他把海商的势力发展到新的高度。
然而，海商缺乏民族精神的政治意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斗争中，充分暴露其弃义求利的本质，对海峡两岸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清朝入关后，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势力，在政治上仍采取投机获利的策略。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四月，福王朱由崧立，改元弘光，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弘光二年（1645）五月，南都失守，郑芝龙同弟郑鸿逵、侄郑彩与巡抚张肯堂、原礼部尚书黄道周等迎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郑彩为建国公，军事大权全归郑芝龙。但是郑芝龙只顾发展自己实力，并不想抗清。不久，隆武帝集诸臣会议，讨论战守。郑芝龙与黄道周等人争位置，抢站东班。大学士何楷以“文东武西，太祖定制”，责郑芝龙违制。郑芝龙不听，从此文武不睦。何楷愤而辞归，被郑芝龙遣人割去耳朵。隆武帝拜郑鸿逵为大元帅，领兵出仙霞关，图复浙东；又拜郑彩为副元帅，领兵出杉关，同江抚杨廷麟、楚抚何腾蛟会合。但两人出关后皆以缺饷为由逗留不前。黄道周愤而自请往江西募兵，郑芝龙拒给粮饷。隆武二年（1646）四月，隆武帝责郑芝龙揽权扣兵。而此时郑芝龙已接清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及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招降信，称降清可获授“三省王爵”。郑芝龙为保家财和权位，决心投降，借口“入海取饷”离开隆武帝，并密谕仙霞关守将施天福等尽撤关防。
八月，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率清军越仙霞岭入闽，随即遣将追杀隆武帝于汀州。郑芝龙以封议未定，又担心博洛将罪其立唐藩事，率船回泊安平。博洛在占领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之后，遣人持书再招郑芝龙称：已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希望郑芝龙尽快归清。郑芝龙得书大喜，立即呈上降表。郑成功、郑鸿逵和许多部将都不以为然。郑成功跪哭苦谏，劝郑芝龙“三思而行”。郑芝龙不听，单骑到福州会贝勒，握手甚欢，并以为从此又可依恃清朝势力纵横海上。几天后，郑芝龙即被挟北去，从行500人皆被拘置别营，不得相见；到北京后，被授为精奇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
由于郑芝龙降清，使南明在福建的抗清力量受到重大损失。郑芝龙长子郑成功自小学儒，深明春秋大义，以微弱兵力奋起抗清。他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以郑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依靠杰出的文韬武略，得到民众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最后实力超过了郑芝龙。
这时候，郑芝龙成为清朝牵制郑成功的工具。明顺治九年（1652）十月，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命其作书招降郑成功。次年八月，郑芝龙差李德、周继武持手书到厦门，告诉郑成功：清廷已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让以泉州一府之地安插兵将；要郑成功“移忠作孝”，归顺清朝。郑成功答道：自古大义灭亲，不能从命。顺治十一年六月，郑芝龙遣次子郑世忠随清使叶成格等，持四府（即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将的敕命来闽，又劝郑成功归降，也无结果。清廷看到郑芝龙已无作用，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革郑芝龙封爵，收之入监。顺治十四年，郑芝龙及其眷属被流放到宁古塔；顺治十八年郑芝龙被杀，其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同时被诛。
综上所述，明朝后期的海商冲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发现台湾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得不到明朝政府的谅解，台湾地位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明朝末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对两岸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然而由于郑芝龙在政治上缺乏远见，难免以悲剧收场。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