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去参观吗……”
溥仪眼巴巴地盯着新结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巨赞法师。
“当然欢迎喽……”巨赞笑着慨然应允。
他顿时神采飞扬。或许因一颗佛舍利曾伴随了他大半生的缘由，自从巨赞提起广济寺珍藏的佛牙舍利后，他便极欲大饱眼福。细雨连绵的天气里，他与乳母之孙佩兴来访巨赞，恰逢其外出而未遇。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溥仪又偕妻二次谒访广济寺。
嚣闹的西四路北，一株古槐掩映着幽静的古刹。三扇大门的中间顶上横嵌着一块青石门楣，镌刻着“敕建弘慈广济寺”七个隽秀的楷书大字。
当溥仪夫妇应约推门而进时，身着圆领海青衫的巨赞法师，早已恭候，双掌合十地将他们迎进西跨院的居室内。
巨赞邀客人落坐后，沏上两杯花茶，请他们品啜。溥仪看到雅室布置得异常肃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沿墙书柜装满佛教典籍和巨赞创办的《现代佛学》等刊物。
对书法颇有兴趣的溥仪，欣赏着墙上悬挂的条幅：“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仔细看来，方知是著名的弘一法师的墨迹。溥仪和巨赞法师聊起了家常。医学造诣颇深的法师，听说溥仪挺喜欢医学，还学过点中医，笑指他的妻子说：“你喜欢医学，找一个伴侣也是搞医的，挺好……”
溥仪只知巨赞与妻子同是江苏人，却不晓得这位佛教界的著名学者，竟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他由于从事爱国活动，遭到通缉。蒙中国佛教会长太虚大师荐举，他在南京九华山受戒后，赴支那学院苦读五年，以惊人的毅力诵读了佛经数千卷，著书多种，精通了德、英、俄三国语言，成为国内闻名的佛学家。抗战爆发后，他在南岳组织抗日活动，之后又因结识徐特立先生而险遭反动分子杀害，只好远走桂林。一九四九年，他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还与赵朴初一道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对于这些，巨赞对溥仪缄口未言。
“你们知道这座寺院的历史吗？”闲谈中，巨赞法师向溥仪夫妇简要介绍了广济寺的兴衰史。
这座中外闻名的京华古刹，始建于金代，元朝末年曾毁于火灾，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重建，一九五二年做了较大修葺。当年冬季，巨赞法师为筹建中国佛教协会，由北海移居此寺。
说着，巨赞法师引领他们走过西路院内的汉白玉戒坛和天王殿，来到大雄宝殿前，手持钥匙，打开了殿门。殿内正中塑有一尊栩栩如生的释迦牟尼像，左右是其弟子的侍立像，两旁分别为释迦的十八尊形态各异的护法神像。在大殿里，溥仪和妻子津津有味地听法师向他们介绍了各尊佛像的名称和来历。
可以想象，这些不免会叩响溥仪的记忆之门。他从三岁“登基”起，就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并不为众多人所知。据考，自清朝开国皇帝始，大都虔信喇嘛黄教。在紫禁城养心殿的东配殿里，就专门设置了一个佛堂（相传，是雍正皇帝所建），以专供黄教的祖像和法器。按照清朝不成文法的习惯，作为皇帝，必须有一个“替僧”代其出家，溥仪也不例外。
“替僧”之说，恐要溯源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他为了使佛教作为有效的统治工具，三次“舍身”寺院，然后寻找替僧，代他出家，自己仍旧回朝做他的皇上。之后，除个别朝代外，替僧沿袭盛行。清代尊喇嘛黄教为正宗，于是，溥仪的替僧自然也选中了一个喇嘛。
据清朝末代太监孙耀庭等人对笔者谈，替僧不见得与皇上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两人的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则不能相“克”，其品貌亦要求端正。孙耀庭回忆说：
“溥仪的替僧叫孙虎，原来也是个太监，当喇嘛是后来学的。由于孙虎是代溥仪出家的替身，所以，宫里的底下人，一般都不敢得罪甚至怕他。因为他和皇上的特殊关系，常人不大接近他。他吃得也比一般人好，在宫中有一定的势力。”
孙耀庭谈起对孙虎的印象时，说：“孙虎就在宫内住着。他人很瘦，个子不甚高，老提着一个鸟笼子在宫里溜达，人们背后都叫他孙喇嘛。他在夏天头上常戴个像草帽似的凉帽，上面还系着一个红缨子。冬天，他爱戴个棉帽，宫内叫做秋帽。民国年间，我去神武门西边，恰巧他也去了，我们俩离得特别近。他穿着一身紫色喇嘛大褂，里面穿件大棉袍，看上去不到四十岁的样子。我那时也就二十来岁。溥仪比我小四岁，算来他比溥仪大很多。溥仪刚登基时，孙虎当的替僧，也就不过二十岁左右。”他还说，每逢宫中“忌日”，就由孙虎率雍和宫等处的喇嘛到宫内宗政殿去念经、作仪式，是很气派的。冯玉祥“逼宫”，孙虎也被轰出紫禁城，栖身于一处寺院，在旧社会中湮然无闻地离开了世间。
后来，溥仪一直未听到自己这位替僧的下落。可是，求佛问签却依然是他占卜凶吉的安慰。
伪满时，溥仪拜佛、打卦更是登峰造极。但这种自由，也竟被日本人硬要其信奉的“天照大神”所替代。伪宫旁，建立起一座“建国神庙，每逢初一、十五，总得去祭拜。一般常人，就连他的亲属也未必知晓，他在”天照大神“之外，还虔诚地供奉着一尊神秘的”佛“——”佛舍利。
走出大雄宝殿，巨赞引他们参观了观音殿后，又来到了一处雅静的小院。院中，正面是一座二层楼阁。下面是多宝殿，上面是舍利阁。溥仪所想看的佛牙舍利，当时就藏于此处。巨赞陪溥仪夫妇登上舍利阁，瞧溥仪仔细地观赏佛牙舍利，看出他对此兴趣浓厚，于是向夫妇俩谈起关于佛牙舍利的一段曲折的小故事。
京西翠微山麓，有一座初建于唐朝大历年间的寺院——灵光寺。辽代咸雍七年，这里新建了一座十层的“招仙塔”。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寺院被焚，后人从“招仙塔”的残基处发现了一个石函，函内有一个密封的沉香木匣。打开后，里面竟然珍藏着一颗举世闻名的佛牙舍利。匣上还刻有北汉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高僧善慧题写的“释迦佛灵牙舍利”以及一些梵文经咒。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逝世火化后，留下了四颗佛牙舍利，其中一颗传入中国。公元十世纪，南唐一位高僧在新僵发现了它，并将其带回，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辽代丞相耶律仁先之母出资建成“招仙塔”，辽代皇帝耶律洪基亲自将藏有佛牙舍利的沉香木匣安放塔内，一九五五年春，由中国佛教协会移藏于广济寺舍利阁。巨赞法师说，为了更好地保存佛牙舍利，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九年已在灵光寺北院重建新佛塔。当溥仪这次观瞻一年后，舍利即被妥善地移奉至灵光寺新塔内。
轮到巨赞吃惊了。那是溥仪的一句话引起的。
“我原来也有一颗佛舍利……”
“啊……”巨赞惊愕得双手合十。
由此，溥仪谈起了自己那颗佛舍利。舍利，亦称之为“舍利子”，是梵语“身骨”的意思，一般指佛身火化后结成的珍珠状之物，光莹坚固，椎击不破。溥仪在伪满时供奉的佛舍利，是他从紫禁城带出的。据毓嵒回忆说：“在苏联那段时间，溥仪曾将佛舍利偷藏于皮箱内，祈拜时，就打开箱子盖，跪在床上，面朝舍利倾诉心愿。每逢这时，他总是提心吊胆，惟恐别人发现，总让住在一个屋里的我做掩护，幸好一直未被察觉。”
无须说，溥仪一直把这颗佛舍利作为保佑自己的佛的化身或护身符。谁知，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傍晚，苏联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长捷克索夫和副所长阿斯尼斯突然向他宣布：“收拾行装，准备回中国”。他正往从前放电影机的箱子里装物品时，翻译别尔缅阔夫忽然叫他马上停手，“你往里边装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
“你把箱子打开。”
溥仪无可奈何地从箱子中拿出一个浅黄色的绸子小包。
“打开这个包。”在严厉督斥下，他只得缓慢地打开了：绸子包里是一个滚圆、透明的，只有两公分直径的空心玻璃球，球上有个纯金的小盖。从外边就可以看清里面有一粒米大小的晶莹颗粒——佛舍利。苏联翻译看出溥仪一再躲躲闪闪地想把它藏起来，就认定这是一件珍贵莫测之物，断然宣布：“没收！”
这对于惊恐万分的溥仪来说，不啻大祸临头！嘴里虽不敢说什么，脸却吓白了。他估摸自己一直未被杀头，大概是佛保佑的结果。可是，佛舍利突然被没收，他认为这显然是凶祸到来的征兆。
回国数年后，他才领悟，这颗佛舍利竟成了他踏上新中国土地，与封建迷信决裂的标志。没有佛舍利，他反而生活得更好了。
谈起这些往事，溥仪与巨赞相视而笑，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这里面既含有对旧日“佛缘”的嘲讽，也明显透出自己对如今命运主宰的信心。
时近午间，巨赞一再盛情恳请溥仪夫妇用膳：“这里素菜做得很好，有专门手艺……”但看到他们执意要走，巨赞法师只好不再勉留。
新的佛缘以及一生的曲折经历，使他有了新的发自衷肠的神佛观，这不难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的墨迹中寻觅到：
我认为，神佛救不了人民，也救不了自己，那只是自欺欺人，害了自己。只有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才真正救了我，使我得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