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香花散发着浓郁清香的季节，文达和于浩成来到植物园与溥仪商洽进一步修改书稿。在陈设简单的宿舍，溥仪拿出抽屉里舍不得吃的糖果，热情招待客人。第二次会面，他对文达的幽默风趣、于浩成的热情豪爽有了更深的印象。也就是这次交谈中，溥仪同意从四月下旬开始，由文达帮助他补改书稿。
历史记下了这样一个时间、地点：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九日，香山饭店一〇四号房间。
按约，溥仪在这儿与文达开始了密切合作。从此，除了星期日外，他几乎每天下午步行来香山改稿，风雨无阻。至今，在一份保存完整的北京市的简报中，仍有关于他当时情况的记载：
从四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五日期间，溥仪一般在午前劳动，其它大部分时间到香山饭店，与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研究和修改《我的前半生》。
接触中，溥仪逐渐熟悉了这位与自己个子差不多，脾气、性格也很合得来的朋友。但他的了解毕竟肤浅，只知文达是天津人、出版社的文编室主任，却不晓得他曾是有着丰富经历的新四军战士、抗日游击队的负责人。他当日本人的傀儡时，文达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这些，直到后来他才渐渐了解……
文达自幼长在天津一个开明的富商家庭。正当他处在求知若渴的少年时期，其胞兄文运千里迢迢从北京闯入他居住的上海亭子间。从此，他随兄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一九四一年，他转到抗日根据地，做了新四军《淮海报》的记者。硝烟战火中，他先后担任过穿城区长、浙西金坛区委书记、新四军团党总支书记。殊死的战斗生涯，使他增长了本事。他刻苦研究并演习青帮礼节，编写青帮的“通漕”（海底），后来，竟利用帮会势力端掉了淮阴的伪军团部，俘虏了敌团长。
在香山合作的日子里，溥仪听文达如数家珍地谈起苏北的青帮和东北的“在家礼”，钦佩他学识的渊博，不由追问道：“你是从哪儿学的？”
“我是在抗日中学习的。”
这时溥仪也许又想起东北那段汉奸生活，羞惭的潮红涌上双颊……
文达所说确是事实，在抗日烽火里，他先后转战太湖、崇明岛，与敌人拼搏于刀光剑影之中。此后，战斗又赋予了他新的使命——打入地下秘密情报战线。解放初期，他调任天津市公安局侦察科长，一九五三年，赴朝担任彭德怀司令员在板门店谈判的警卫员。丰富的生活积蓄，为他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文达与陆石合作发表了《双铃马蹄表》后，又业余创作了《一个奇怪的数目字》和《爱甩鞭子的姑娘》。他与溥仪开始合作前夕，才刚刚调入群众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修改《我的前半生》，则是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起初，溥仪与文达磋商拟定了改稿的宗旨：一是在原书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砍掉原稿中重复、悔罪式的段落；二是文字上稍加润色；三是补充一些生动的细节；四是将特赦前后的情节写入……
似乎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文达准备修改提纲。下午，两人议定内容，边谈边记。在许多情况下是文达提问题，溥仪作答，这经常引出溥仪肚里的一段段绘声绘色的故事。交谈中，一个个下午匆匆而过。晚餐，溥仪照例是在香山饭店，两人边吃边议次日的修改提纲。
晚饭后，文达将溥仪送到山脚下的路上，然后又一头扎进房间，摆弄起钢笔、裁纸刀、糨糊。溥仪回到植物园，稍事休息，也正襟危坐桌前，将回忆凝聚笔端，准备第二天的改稿。
京西的夜晚，深沉而又寂静。常常是，灯盏一个个地熄灭了，银白的月色掺和着柔和的灯光，依然分别映照出香山和植物园那两间平房窗子上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