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峰顶的枫叶，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染红了西边湛蓝的天际。与之辉映的晚霞悄然隐去，渐渐投入群峰的怀抱。
溥仪在植物园，突然接到了老万从城里打来的电话：“大哥，您听到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没等回答，嘴快的老万便迫不及待地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知了他：“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特赦令，名单里有溥杰！”
“是吗……”二弟被赦本是预料之中的，但如此迅速，仍使他感到有些出乎意外和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次日，他看到了《人民日报》登载的特赦令，不顾劳动中摔坏的腿伤还未痊愈，从香山赶往城里，与五妹一家谈论不休。一位家人的日记里也不断出现了溥仪与之交谈入夜的记载：
十二月四日晚，大哥归来，谈至夜深，乃关于杰二哥的归来问题。
十二月五日晚，与大哥谈至夜时，少允就寝……
不难看出，溥仪对杰二弟的特赦是多么由衷的喜悦。
十二月七日，溥杰从抚顺抵京，风尘仆仆地径直来到五妹家。此时已是傍晚时分。推开房门，只见溥仪、五妹夫妇及全家人都在焦灼地等候着他。他跨进门槛，一看到溥仪，便大声叫了声：
“大哥！”
“二弟！”溥仪激动地站起身，喜不自禁地伸开双臂迎上前，兄弟俩满含热泪地抱在了一起……
忆及兄弟相逢，溥杰事后曾写道：“我和溥仪的兄弟关系，在前半生中根本谈不到——即使在苏联和抚顺时也是如此。只有这次特赦后，他才毫不勉强地称呼我为弟，我也在实际上觉得他是我的哥哥！”
当晚，吃过饭，溥仪陪着杰二弟接连看望了涛七叔、任四弟、三妹夫妇，直至夜半才姗姗归来。溥杰万万没有想到，任四弟还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自己已保存十几年的一个万余元的存折，这是父亲死后分家时存到他名下的。夜间，溥仪和溥杰一同宿在五妹家外屋那个双人床上，自是说不尽的离情别绪。
溥杰回京头三天，由溥仪带着看望了久别的弟弟和妹妹们，又和载涛、任四弟、三妹、五妹夫妇、察存耆，在“马凯”、“康乐”等餐馆连日欢宴庆贺。七叔的女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达里扎亚夫妇也来看望了他。杯盏交错中，溥杰沉浸在亲人欢聚的天伦之乐中。
谁想，一场难以预料的风波出现了。
家族的团聚，使溥杰很自然地思念起远在海峡彼岸的妻子——嵯峨浩和梦中犹思的女儿？生。在与溥仪的谈话里，他不由涉及了这个现实问题。然而，溥仪的态度却是出奇的冷漠。那天在五妹家里，他板着面孔，生硬地说：“我劝你，趁早与日本妻子断绝关系……”继而，又一下举出了三条吓人的理由：
“第一，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限；第二，她如果从日本回来，你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
至于第三点，溥仪更是问得溥杰瞠目结舌：“浩回来后，她在日本的家属会常来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到这儿，不禁愕然。
虽然他一再试图说服溥仪，但脾气固执的大哥，只是一个劲摇头。后来，杰二弟只得以沉默表示保留己见。二人虽说不上是不欢而散，总归不免心存芥蒂。之后，溥仪返回了植物园，溥杰则住进了崇内旅馆……
后来，溥仪左思右想不对劲，又气愤地去向一位领导嘟囔说：
“溥杰和他的日本老婆还没划清界限，就被释放了，我真没想到！”
说来，溥仪之所以持这种近乎没有人情味的“王母娘娘”式的态度，也并非纯出于偏见，而有着一段历史渊源。
辛亥革命的枪声，震落了溥仪头上的皇冠。由于享受逊位的优待条件，他才作为废帝留居紫禁城的。溥杰从十四岁起去宫中做溥仪伴读，开始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历程。逃往天津寓居后，溥杰始终追随溥仪。为了培养肱股之臣，他在伪满先是派杰二弟和三妹夫等人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五年，溥杰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又让他充任了伪满长春禁卫步兵团中尉排长。
这时，一个险恶的阴谋在日本军部首脑中已酝酿成熟。开始，溥仪和溥杰的耳朵里已听到所谓“日满联姻政略”的风声，但并未引起他们多大注意，当关东军的御用挂——吉冈安直向溥仪透露，希望溥杰娶个日本姑娘时，溥仪警觉了。
当时，年届二十八岁的溥杰并非没有妻室，那是他十三岁时被母亲和端康太妃所指婚的一位名叫唐怡莹的女子（即端康太妃的侄女）。早在他留学日本前，二人就久已分居，婚姻名存实亡。
溥仪随即唤来了溥杰，当面训示：“你如果和日本女人结婚，家里有了日本老婆，我们就更会处于日本人监视之下，那是后患无穷的！”他还叫来了二妹，命她尽快在日本人之先，给溥杰找一个满族姑娘。正当二妹与婉容的一个亲戚商量，将这家的姑娘嫁与溥杰之时，吉冈得知消息，赫然召去溥杰，厉声告诫：“与日本女子联姻，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那边的亲事不要再提了。由本庄繁大将亲自帮你张罗婚事。”为使溥杰与日本女子结婚合法化，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甚至不惜派遣吉冈迅速赴京，逼唐怡莹离婚。导演了一出全武行的丑剧。
当他们赶到北京时，唐怡莹已迁居上海。吉冈以为唐家欺骗他，便派日本宪兵封住大门，亲往院内搜索。当证实唐怡莹确已离去后，又逼迫其弟代为“捉刀”，在离婚书上签字，还让当地派出所长画了押。日本人如此煞费心机，究竟用心何在？原来，他们为使满洲彻底殖民化，妄想豢养一个日本血统的“嗣皇帝”。因溥仪生子无望，便把主意打在了溥杰身上。终于，日本关东军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作为所谓“政略婚姻”的对象。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浩在日本东京军人会馆完婚。
不出所料，这只是序幕的开始。
连一个月都不到，日本人便授意伪满“立宪院”炮制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即规定：皇帝驾崩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对此，溥仪内心最清楚不过，所谓“帝位继承法”的其他款项无非是虚张声势，其实质只在“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从中他甚至“嗅”到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此后，凡是溥杰的妻子送来的菜，他从来不尝，与溥杰吃饭时也要等二弟下筷后，他才敢稍稍吃上一口半口。
有这样一件事，也似可说明当时溥仪与溥杰的关系。侄子毓嵒让人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日本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溥仪知道后，强硬干涉：“你如果和她结婚，我以后就像对溥杰那样对待你，什么真心话也不对你说。”可见，兄弟间的关系紧张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关东军阴险的“政略婚姻”，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嵯峨浩不仅未涉足于任何罪恶的政治活动，反而与溥杰产生了纯贞的爱情。然而，“八一五”前夕，伪满政权的崩溃使他们充满幻想的婚姻生活遭到了破坏。
在远处隐隐传来的枪炮声里，溥杰与嵯峨浩在吉冈家听到了这位“御用挂”悲切地奉劝：
“你们要随皇帝一同迁往通化，如若失利，你们与我都准备自尽……”当时陷入绝望的溥杰，坐在归途的汽车上竟突然掏出手枪，想自杀殉“国”。
“你不能死！你要想想我和孩子……”嵯峨浩失声地叫嚷着扑上去，压住了那可怕的枪口。溥杰收起了手枪，却又把另一支手枪交给了妻子，他不是叫她自杀，而是让她自卫。手枪成了临别前的特殊赠物。从此，溥杰与嵯峨浩在战火弥漫的硝烟里，被迫各自东西……丈夫随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妻子携六岁幼女？生被八路军收容，在风雪交加的东北随军飘泊，母女俩饱受了冻馁之苦。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嵯峨浩才乘最后一艘遣返船渡海返日。
此时，溥仪正与溥杰一起关押在苏联。溥杰惦念着妻子的生死，曾悄悄试探着给日本去过两封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九五〇年，他们返回中国，在抚顺接受改造。一九五五年初春，溥杰用微颤的双手拆开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不禁惊喜地呆住了：不大的信封里掉出妻子与两个女儿的三封来信！柔肠寸断的情思，促使他向日本发去了一封又一封信件，同样，一封又一封复信也飞越重洋，寄往抚顺。
溥杰夫妇间频繁的书信往来，被溥仪知晓。这时他对杰二弟虽非过去那样别设城府，但说出的心里话，却更加使杰二弟如堕冰窟。
“溥杰，你时至今日还惦念那个日本女人，这可是民族立场问题！”
溥杰不敢公然反对这顶大帽子，委婉地问道：“那大哥的意思呢？”
“不要给她再写信了，应该一刀两断！”
“所领导也没有这样说啊？”溥杰表示疑问。
“不！”溥仪似乎有些气恼，“这是非自己表态不可的。”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结果的谈话。尽管如此，溥仪非但丝毫未放弃“王母娘娘”式的态度，而且继续数次劝说杰二弟与妻子断绝关系，甚至激愤地责令他打消与嵯峨浩破镜重圆的念头。
他的理由是，二弟的婚姻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略婚姻”的产物，应该随同历史埋入坟墓。
时隔不久，一天晚上看电影《李二嫂改嫁》，溥仪拉溥杰坐在一起。溥仪从银幕上的画面，联想到了二弟与弟妹的关系，又一次规劝溥杰与嵯峨浩离婚。杰二弟向大哥谈起了内心的矛盾，然而更多地说起了自己与妻子之间已冲破“政略婚姻”的“囚禁”，产生了真正爱情的事实。可是，溥仪却不能理解。
当他离开战犯管理所的头一天晚上，与溥杰畅叙离别时，作为分手前的嘱咐，他又重提那个屡屡使兄弟二人陷入尴尬境地的老话题。
“我要走了，只有一件事还不放心，就是你和嵯峨浩的关系问题。我不能眼看着你掉进泥坑里不管。”
他推心置腹地对溥杰说，一定要帮他找一个比她强的中国妻子。
面对态度坦诚的大哥，溥杰既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也缺乏足够的勇气与之争辩，他只是含糊地表示，要更好地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获释。对于实质问题，则又一次表示了沉默。实际，溥杰内心的不满，没有说出来，却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上：“我可不能学吴起，来个杀妻求将……”话虽不当，倒反映了他对溥仪频频“说教”的反感情绪。
如果说，在抚顺，溥杰还能对溥仪采取支应态度的话，那么，当溥杰特赦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尖锐而不可回避了。他不仅面临来自溥仪等人的强硬反对态度，对于嵯峨浩是否能回到中国来，心里也没甚底数。在心绪烦乱的苦恼中，他忆起许多如烟的往事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曾与贺龙元帅的一次交谈。
一九五五年三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参加旅大港的接收仪式，途中去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时，看望了溥仪和溥杰。两位元帅关心他俩的生活，还问到了溥杰妻子的情况。当时，溥杰悲观地说：“她已回到日本。即使我出去了，她也不一定会找我来的。”
“不对。我相信，她将来会找你来的！”贺龙元帅反驳说。
这句话，果然不期被元帅说中。
十二月九日，即溥杰抵京的第三天，他便欣喜若狂地接到了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由于她事先难以得知溥杰特赦后居住的地点，竟大着胆把电报发往“中国国务院”，请其代为转达的。四天后，溥杰又接到妻子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其中刻意表达了对他的无限眷恋之情。他的眼睛潮湿了。
激动之余，无法解脱的愁闷重又笼罩心头。五妹夫老万看出他的心思，对他说：“可以把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向组织反映，请求给予指示，也许会有办法。”于是，他诚恳地向组织谈了忧心忡忡的问题。在一份书面汇报里，他写道：
“在我得到特赦的那一天，惊喜之余，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妻子和女儿，觉得自己无法解决。因为她是日本妇女，情况太复杂了。到北京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大哥溥仪对我‘一刀两断’的劝告。跟着，我的妹妹当中，也有了‘不要为她而贻误了自己的后半生’的提醒……”
溥杰谈起自己在“思想斗争中烦闷极了”之后，也直率地提出：“我总认为，我的妻子已等候我十几年，现在我得到特赦，怎能无缘无故提出一刀两断的意见？”他把妻子的来信和自己的复信一古脑儿端给了组织。但他马上又后悔了：“这是不是给领导找麻烦？”
不久，他放心了。在喇叭胡同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听到了市民政局王副局长通情达理的话：“溥杰关心他妻子的回国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应该受到非议。”
溥杰顾虑的减轻，并未与溥仪态度的转变成为正比。十二月下旬，中央统战部薛副部长召集溥仪、溥杰兄弟等人谈话时，溥杰当着溥仪的面，大胆汇报说：
“我已把被释放的消息，告诉了在日本的妻子，也向她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我要帮助她进步。要团圆，先要在步调上一致。”
这时，薛副部长插话说：“她今后可能有机会回来，要从长远考虑。”
简单的一句话，燃旺了溥杰心内的希望之火。但溥仪望着溥杰兴奋的眼神，困惑不解地轻轻摇了摇头，嘴唇嚅动了几下，但终于没有说出话来。
“血浓于水。”溥仪哪里晓得，嵯峨浩的第二封信又寄到了，信上还寓意深刻地引用了一句日本谚语，借以表达她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切盼心情。溥杰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中被妻子真挚灼人的感情所激动，拿着信找到了有关领导，明确表态：“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国的问题！”在同时带去的一份书面汇报里，他这样写着：“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报恩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但是在回国之后，如果她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他的诚挚愿望得到了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溥仪和部分亲属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始终盘绕在他的脑海，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面对这一难题，他多少次长叹短吁，终竟束手无策……
此时，溥仪仍未能理解杰二弟的苦恼和他的内心世界。他没有向溥杰摊牌，却向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李文达，直言不讳地谈出了深信不移的看法：
“早在他们结婚不久，我看到两口子那么亲密，溥杰又一个劲夸奖她好，我就认为他是中了‘美人计’。”
他在提到溥杰妻子的名字时，不是称为嵯峨浩，而是贬呼为“耗子”。不管文达如何做工作，他也没打消弟媳有特务之嫌的顾虑。
但是，溥仪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与二弟在弟媳回国的问题上各执己见，闹得难解难分之时，周恩来总理出面接见了他们。
出乎他俩的意料，是周总理首先微笑着提起了关于嵯峨浩的回国问题，溥仪不由愣住了。
他根本没想到周总理会谈及此事。但是，周总理未正面询问他的意见，而是先请溥杰谈了对妻子的分析。
“你对你夫人的分析很对。”接着，周总理直截了当地发表意见说：“我看还是欢迎她来，来后再帮助她。”说完，目光停留在溥仪的脸上。
他这时的神情仍是疑惑不解。周总理笑了，他又愣了，但周总理没说什么，而是向露出笑意的溥杰问道：“她写的书你看过了吗？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周总理指的是《流浪王妃》。
“我有一本日文版的。”溥杰回答说，“看后，认为她写的有些地方立场不大对，有些歪曲，对抗日联军，也有些污蔑。这些我都去信向她指明了，不能光听谣言。书在出版单行本时有些删改，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时还比较好，后来大概被人改过了……”
周总理仔细过问嵯峨浩一家的情况后，说：“你对夫人的来信还没有回复，她一定很着急吧？”这是指他的妻子请求回国的确切答复信。
溥杰如实谈到了在她归国问题上的顾虑：“一怕她思想没改造好，二怕生活上没法照顾。”
“溥仪先生对这个问题就有点担心。”周总理首次温和地提到溥仪的态度，但引而不发，仍没有对溥仪直接评论。
“你的几个妹妹态度怎么样？”
“她们都劝我和她断绝关系。”溥杰避开了周总理的注视，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她对你三妹不是印象很好吗？听家族里的人说，每次来信都问候她。”
溥仪和溥杰四目相视，惊讶周总理了解得这么清楚。
“来还是让她来……回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周总理一语点到了实质。
这时，溥仪实在憋不住了，一连串的话冲着周总理脱口而出：
“我对溥杰和浩结婚是不满意的，因为那时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怕日本帝国主义有意扶植他，所以我对溥杰也动心眼，一直对浩不放心……”
“现在是不是放心了？”周总理微笑着插言。
“现在我对她仍然不放心……”溥仪双眉紧锁，语气凝重。
“你倒很直爽哟……”周总理又笑了。
溥仪用手向上推了推眼镜——这是他每逢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我怕溥杰和她通信泄露国家机密，又怕浩是特务。”略略思索后，他又说：“我弟弟各方面都比我改造得好，就是这点他不行。”
溥杰坐在旁边，一声不吭，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周总理。
“你的话也对也不对，”周总理幽默地对溥仪说，“先不要下结论。”又一转身，对在座的童小鹏说：“找一本《流浪的王妃》，给溥仪看看。”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日本人想操纵她，这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吧。你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
溥仪并未真正想通，他仍然视嵯峨浩为敌对关系，按自己的理解说：
“矛盾可以转化，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
即使这种情形下，周总理依然没有生硬地批评溥仪，“《矛盾论》你学得还不错。你相信政府，这很好。”
话锋一转，周总理又详细谈起嵯峨浩回国的具体问题，也谈到了她和女儿过不惯还可以再回去。
“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只你一个，东北就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了婚。你应该给她去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是个平民了。不要批评她，和大哥生活在一起也告诉她，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告诉她现在没有人高人一等的现象，让她也是一个平民的立场，欢迎她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谈话中，周总理关切地问起嵯峨浩的年龄，来中国时是否有人陪伴，叮嘱家族对她的态度要温和，连对溥杰给嵯峨浩去信的内容也帮着出了主意。甚至事先寄去路费和衣服，表示诚心欢迎她的这类细微小事，周总理都替溥杰一一考虑到了。
临别，周总理握着溥仪的手，颇有含义地说，要他帮助二弟处理好此事，同时，也要帮助说服家族。
出于对周总理的敬重，溥仪嘴里应承下了。归途，兄弟二人好一阵难堪无语，谁都竭力避免重提嵯峨浩回国之事。显然，溥仪在内心深处，还未完全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