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诞”龙门
远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国汉王朝的都城长安，车驾辚辚，马鸣萧萧，人声鼎沸，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就在这喧闹的长安城中，有一幢堆满了竹简、飘散着墨香的宁静居所。一位普通的老人，衣冠整束，白发飘然，神色安祥，目光宁静。他刚刚结束了一部巨著的最后几句话，搁下笔，面对着几案上灌注了自己毕生心血和精力的这部通史著作手稿，发出了轻轻的叹息和无声的微笑。
凝望着窗外微风轻扬的柳絮，他感到心里很充实。在人生的路上，他早已走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走过了浪漫而充满激情的青年，也步履坚定地走过了严酷而惨烈的中年……现在，他已没有一丝牵挂，没有一点遗憾，他已实现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位老人的卒年现已无从细考，但这部他倾注毕生心血而作的不朽的史书，却为他树立了永恒的丰碑。在他身后几十年，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史书公之于众，这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并一直流传至今、名传遐迩的史书——《史记》。它的作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降生于我国西汉王朝开始进人鼎盛的时代；降生于我国古代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政治文化中心；降生于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的“龙门”。
龙门紧紧连着吕梁山脉，气势十分雄伟，远远望去，两峰劈立，山势上合下开，激流怒涛奔腾冲击其间，岩鸣谷应，景致极为壮丽。
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代，这里有一座龙门山，因和吕梁山脉相连，挡住了黄河的去路，以致洪水泛滥成灾。尧帝命鲧去治水。鲧因治水不得法，一连治了9年而水患仍不断，结果在羽山被舜杀了。鲧的儿子禹受命继续治水。禹从积石山（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开始疏川浚河，经过这里时，将龙门山劈成两半，对峙在黄河东西两岸，像敞开着的两扇大门，地势非常险要。据古书记载，龙门的气势是：“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峰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人们认为，只有神龙才能由此飞腾而过，因而称之为“龙门”。
在这里，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其美妙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相传每年暮春时分，都有许许多多金色的大鲤鱼从百川诸海游集于这龙门口之下，为过龙门而竞相跳跃。能够跃上龙门的鲤鱼，身后便有云雨相随，闪亮的天火从后面将它们的尾巴烧掉。鲤鱼经过这样的拼搏和磨难，便可化为美丽而雄健的神龙飞腾升天了。跳不过去的，则“点额暴鳃”，留下了失败的印记。但是，在每年成千上万的鲤鱼之中，能够跳上去的也不过72条。
在龙门的南方，黄河转折向东，在其支流渭水的弯道附近，有一关一山，这是自古以来极其重要而明显的政治与文化的分界线，那就是史称“崤函之险”的函谷关和杜甫诗中“诸峰罗列似儿孙”的西岳华山。古称的“关东”、“关西”的“关”就是指函谷关。我国古代那些专论天下大事的纵横家们，分析局势时都离不开这个分界线。大体上说，在古代，关东是已经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关西则是以游牧为主的戎狄文化活动区。
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而关西则在几位卓越君主的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励精图治，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指函谷关至陇关之间，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从此，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而不衰。以现在的省份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在内。
摊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的交界线接近中央的位置，就恰似一道门，它可以尽窥关东、关西的一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也许就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地理位置吧。
司马迁就降生在这样一个极富诗意、充满神话色彩、而又独具政治文化之重要意义的地理环境中。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在美丽的龙门附近，有一户复姓司马的官宦人家。这一天，似乎要有喜事降临。苍茫的天穹之上，一轮滚圆通红的太阳被泥土尘埃裹夹着，透出浑厚的光。来自大漠的风雄劲地刮着，呜呜作响。
户外，杨树、柳树激动地抖动着枝叶，迎风起舞，主人司马谈焦急又渴盼地踱出门外，环顾着四周，不安地等待着。突然，一声强健有力的新生婴儿的啼哭，闯入了这个世界。司马谈复又疾步奔入房门，欣喜地抱起这个结实的男婴，左看右看，上下打量，眉宇间嵌入无限的欣慰和殷切的期待。这是司马氏的后代，这个诞生于龙门的小小“金色鲤鱼”，将来能够飞腾跃过这神奇而险峻的龙门吗？
少年时代
司马迁祖辈世代为史官，父亲司马谈又是汉王朝的太史令，承继祖业的理想已初步植入他年幼的心里。少年时代，司马迁是在勤奋苦读中度过的，这为他日后著史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世祖，但对于自己的家世又都怀着一种神秘的、亟望了解的渴盼。除了家庭环境熏陶的因素以外，司马迁的潜意识中也有一种继承先辈、寄望后人的东西。
司马迁热爱他的故乡，以其有“大禹治水”的遗迹而自豪。同时使他感到自豪的还有他那极富文化传统的家。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不无敬仰地记述了自己的祖先，甚至一直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无法分辨谁是人谁是神。到了颛顼帝时，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管天上之事，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又命火正（官名）黎专管地上之事，大会百姓，使各安其业。这样人和神便分开了。重、黎这二位都是著名的大巫，掌管天文、祭祀之事。在充满神话传说的原始社会里，巫是最有文化的人，他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作出权威的解释。后来，社会进步了，原始宗教消歇了，巫便为史所代替。
到了周朝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代获得了司马这个姓氏。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记载周朝的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时代动乱，司马氏家族的史职曾经中断，司马氏也散成了几支。在秦国的一支世居夏阳，就是司马迁的嫡祖。祖先也都担任着其他官职，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时，才又重新当起了史官。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显赫，然而他们父子却都以世代做史官而自豪。司马迁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史官的家庭里。
对司马迁的一生和事业有着直接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的，还要数他的生父——这位重操远祖旧业的司马谈。
司马谈，这位曾将司马迁导向伟人伟业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很早就有志于做一个历史学家，并想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
他曾经向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过天文，向汉初的学者杨何学过《易经》，还向黄老刑名学派的人物黄子学过道家的哲学。他曾经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的文章，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初步整理和总结了古代的学术思想。他对各家学说一一加以评论，指出它们的优缺点，尤其对道家推崇备至。他认为六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治理好天下，只是所取道路不同，各有得也各有失而已。
司马谈非常羡慕自己的远祖能够得到“太史”这种官职。“太史”也就是史官，在汉代通称“太史令”。在统治者眼里，它只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位。尽管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当中有一些正直的人，却并不因此而感到卑微，反而以能记载天下大事为自己的职责而感到自豪。
就史官的职责来说，无疑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史官，由于他们正直的品行，严肃认真的记事态度，却往往和统治阶级的意愿相违背。历史上的奸臣暴君，大多无法逃脱他们的笔伐，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也不能使他们动摇屈服。对强权和暴政的斗争，使这些人养成了严正刚毅的性格、强烈的正义感和顽强的反抗精神。
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将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之事直接记载入史，因而遭到崔杼的残酷杀戮。他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杀。他的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仍然是照样去写。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认为晋灵公被杀害的责任在卿大夫赵盾，因而在史书上直接写道：“赵盾弑其君。”孔子因此而赞誉他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他也因此一直受到后人的称道。这些正直史官往往不惜以生命来维护真理，坚持并捍卫“不虚美、不隐恶”的这一原则。
所有这些，对司马谈，尤其是对日后的司马迁，都产生了极其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建元六年，司马谈终于做了“太史令”，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不仅决心自己坚守这个世代相传的职业，而且也殷切地寄厚望于自己的儿子，一心一意要将司马迁培养成为一个能承继祖业，能继孔子作《春秋》之后而著史书的有学问的接班人。
司马迁的幼年时代，是在龙门附近的农村度过的。
所居之处，南边蜿蜒着黄河，北面迤逦着龙门山，出门便是满坡的庄稼田。
陕北高原上的太阳，总是炽烈的；西北大漠吹来的风，总是雄劲的；奔腾而来的黄河，也是汹涌的。这里既充满着神秘而浪漫的气息，又展示着雄健而豪放的个性。
司马迁的童年生活，也是浪漫而豪放的。
在乡间农舍里，他跟着父亲识字背书，了解外面的世界；在黄河之畔，他帮助家人耕田牧牛，在大自然中嬉戏。一次，父亲想考考司马迁，要他读一篇文章，谁知他竟一口气熟练地背诵了出来。父亲感到十分惊讶，以为他为了读书而疏懒于放牧，便暗地里去查看牛羊，没想到牛羊也长得膘肥体壮。做父亲的非常高兴，不禁连声赞道：“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每逢傍晚，父亲常带着司马迁在黄河边散步。一日，壮丽的落日挂在天幕上，余辉将天边的浮云染得通红，似有千百条金色的鲤鱼在凌空跳跃。父亲北眺龙门，东望黄河，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给司马迁讲述了那个“鲤鱼跳龙门”的美丽传说。司马迁凝视着天边的彩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倾心地向往着。
从此之后，耕田之余，玩耍之后，或放牧牛羊之时，他常常要面向东方，痴痴地眺望龙门——那个似刀削斧劈、高高耸立的龙门，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跃上去，不怕身后的电闪雷鸣，天火相随，要跃上去看看外面更高的天空，看看天外更大的世界……
然而，正当司马迁五六岁时，那个龙门外面的世界却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正在为一个新朝代的来临而忙碌着。在龙门西南方的都城长安，锦旗高挑，鼓乐齐鸣，那个比司马迁只大十一二岁的汉武帝刘彻，黄袍蟒带登基了。
一个五六岁孩子，或许还不懂得皇帝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将有何意义。他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竟然就在这个皇帝身边做事，他的一生，就要与这么一个皇帝相始终；他的命运，他一生的事业，都要与这个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135年，10岁的司马迁随父亲司马谈来到都城长安。长安是当时的大都名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的一生，是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的。
他脱离了农家儿在田野里耕田牧牛、自在悠然的闲散生活，开始了在父亲直接教导、严格督促下紧张的学习生活。司马迁学习非常刻苦认真，很快便诵读用古文写的书（当时将秦代以前的文学通称为“古文”），如《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
在长安这样的文化中心，司马迁又有幸拜识了两位博学的名师。一位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古文学派的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师从他学过《尚书》；另一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儒董仲舒，董仲舒是今文学专家，尤其精于《公羊》、《春秋》。师从于这两位大师，使司马迁获益匪浅，为他日后能大量阅读古书，搜集整理古代史料，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据司马迁自己后来说，他创作《史记》的精神和准则，就是从董仲舒的《春秋》学说获得的启示。
司马迁在学习中富于钻研精神，具有严谨的态度。一次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时，他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的不同，便又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进行比较和研究，最后才得出结论，确认《尚书》上的记载是正确的。
司马迁还具有相当广博的天文、历算的知识，对于先秦和汉代的学术思想斗争的历史，了解得也极为透彻。
司马谈是个有心的父亲，在教导司马迁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向司马迁述说了祖辈世代为史官的家世，和自己立志著史的理想。每逢学习之余，在幽幽的烛光之下，司马谈总是把我国古代的一些生动的历史故事讲给司马迁听。如荆轲冒死去刺杀秦王，不幸事未成而悲壮牺牲；陈胜、吴广等英雄豪杰不甘被奴役，举兵反秦；西楚霸王项羽英雄一世，面临垓下之围，最后竟自刎于乌江……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深深打动了少年司马迁，在他的心中种下了对历史的爱好和对于英雄人物的景仰。
就这样，少年司马迁在父亲和当时的大家鸿儒的直接教育之下，树立了最初的理想，端正了做人的品行，培养了严谨的治学作风，打下了极为雄厚而牢固的知识基础。这些，无疑都为他日后能够写作《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果说，10岁以前，司马迁还只是神往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并为一生理想的实现做好了基本的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壮游全国
年方20岁的司马迁，结束了10年的闭门苦读，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壮举，进行了历时数年、行程数万里的全国游历。此次游历所获甚丰，对其日后做人著史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司马迁来到长安后的头几年，西汉王朝开始真正转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专权的窦太后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汉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
年轻的司马迁也沉浸在国家强盛和繁荣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之中。
经过差不多10年的闭门苦读，这个盛世的骄子，从小就热爱祖国的河山，现在更是勃勃跃动，愈发抑制不住了。他像一只羽翼刚丰满的鸟，再也不满足于只盘旋在自己所熟悉的天空，而为远方天边壮美的云霞所召唤，为天边激荡的风雷所激励。他要振翅远方，去亲自领略那更为广博的世界。
终于，公元前126年，在司马迁20岁的时候，他怀着承继父业执笔著史的宏志，带着对祖国山河实地考察的渴望，也怀着童年时代美好的幻想，决定暂时中止对经传史籍的研读，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实地寻访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珍贵的史料。
这一年，他兴致勃勃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离开了都城长安，出武关（今陕西省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长江，踏上了他的漫游之路。
此一游需历时数年，行程几万里，旅途风餐露宿，又少车马舟楫，游历之苦可以想见。但为崇高志向的激励，为壮丽河山的吸引和先辈前贤事迹的召唤，司马迁早将旅途艰辛之苦置之度外。他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并为他的行程做了具体的计划和详尽的指点。
但此时，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估量出司马迁这次游历对他一生的事业将产生的重大意义。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从南阳通往南郡的大路上，走来一位风尘仆仆、英姿飒爽的青年。这青年背负着简单的行囊，大步流星地赶路。旅途的劳顿饥渴，风吹日晒，都丝毫没能减退他的神采和兴奋之情。逢到古迹遗址或形势险要之古战场，他便要停下来仔细地考察一番。
一路上，所到之地，每一处都有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说，每一处都是历史遗迹的宝库。他现在还不能预料，此一游，所获几多？
南国在召唤。从南郡渡过长江，在湖南长沙的北面，有一个汨水和罗水的合流之处。来到这条浪涛汹涌的江边，司马迁不禁发出一声深情的呼唤：
“汨罗江！”
汨罗江，这条本不出名的江，只因与大诗人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家喻户晓。这里是战国时楚国的土地，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死向卑鄙的卖国贼作最后抗争的地方。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就对大诗人屈原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汨罗江畔，他独自凭吊了这位他所敬仰的先贤。
透过滚滚的江水，司马迁仿佛看到了150多年前遍地狼烟、满目疮痍的楚国。屈原大夫因为人品正直，才华超群而遭受陷害，被逐流放。他，欲报国而不得其门，欲救人民而不得其路，最后满怀悲愤，怀沙自沉，怒投汨罗江。他仿佛看到了屈原大夫一袭白衫，挺立江边，昂着披发怒问九天。耳畔不禁响起了诗人的吟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司马迁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不禁感慨万端，潸然泪下。
屈原的壮丽诗篇和一生的坷坎遭遇，都已深深地印入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后来在《史记》中，他以深情的文字记录了这个伟大诗人极不平凡的一生和令人痛惜的结局，满腔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热情地歌颂了屈原与日月同辉的高尚品德。
在这里吊屈原、思屈原，使司马迁不禁还想起了只比他早三四十年的汉初青年政治家、文学家贾谊。贾谊亦曾伫立在这同一个地方，望着江水长叹，满怀激愤而作《吊屈原赋》，以悼念屈原。贾谊和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他少年得志，后来却受到权贵的谗害，被汉文帝放逐长沙，最后忧郁而死。他在这里吊屈原，就像是对自己心灵的呼唤，是对共同遭遇的感慨抒发。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贾谊，其为人、为文，也早就是司马迁所深深崇拜的。
因此，离开了汨罗江畔，司马迁又去长沙寻访曾被贬谪（即降职）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的旧址，进行了凭吊。后来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的事迹和有关材料搜集在一起，写了一篇合传，叫做《屈原贾生列传》，表现了他对屈原和贾谊的敬仰。
这次凭吊，在司马迁的心灵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谁又知道，在司马迁后来的一生中，其做人、为文，竟都与这两位先贤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湘南的九疑山，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九座山峰高耸，一样的青山绿树，一样的溪水潺潺，峰峰相似，山山相依，云中雾中，更是你我莫辨，因之被称为“九疑山”。
古代史籍中有舜葬九疑的记载。舜是我国历史传说中古代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据说舜当年南巡时死于苍梧之野，葬在九疑山。司马迁在这风景秀丽的九疑山上，瞻仰了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做了实地考察。古史遗闻已很渺茫，但山川形势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从湘南到湘西，经沅江顺长江而东下。登上蓊郁葱茏的庐山，便可看到茫茫九江在这里如何汇合、分流，看到大禹疏导九江的丰功伟绩。夏禹是传说中另一位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司马迁兴致勃勃地登庐山，临九江，仿佛又看到了大禹为制服洪水，和民众一起疏通九江，“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不敢入”的情形，深为感动。
之后，他继续沿江东下，渡浙江（今杭州以下的钱塘江），登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去探寻著名的“禹穴”。
传说夏禹曾经在这座山上会集诸侯，计功封爵。“会稽”即“会计”。此山也因此而得名。会稽山上有一个洞，深不见底，有传说这里是夏禹藏书的地方。也有说只有夏禹曾经深入此河，因而被人们称之为“禹穴”。据说，禹晚年东巡至会稽，死于此也就葬于此了。古书中记载说他的墓地极为简陋：“苇棺，穿塘深七尺……”司马迁对大禹治水的精神极其钦佩，此次探访又增加了实际的感受。
对这两位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遗迹的实地考察和探访，使司马迁获得了许多新鲜、直接的材料，为他后来写《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积累了素材。
会稽又是夏禹的后裔、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都城。勾践卧薪尝胆、雪耻报国的故事也是司马迁从小就熟悉的。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曾经被吴王夫差困在这里，被迫向吴王称臣。他为了雪洗这一耻辱，使自己时刻不忘报仇，把一个苦胆悬挂在室内座席之上，每天都要尝尝它的滋味。晚上睡觉不睡锦被绣床，而是躺卧在薪柴之上，并且常问自己：“你忘记了会稽的耻辱没有？”这样，经过22年的准备，勾践最后终于灭掉了吴国。
司马迁游历了会稽后，便由越而吴，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雄的姑苏山下。这里，景色秀丽迷人，众多的湖泊连成一片。几乎到处都能见到令人发怀古之幽思的遗迹和故址。
当地的老百姓告诉司马迁，当初伍子胥劝吴王不要沉湎于酒色，否则就有亡国的危险。吴王夫差不但不听，反而赐给伍子胥一把宝剑，叫他自刎，伍子胥临死之前说：“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国东门，让我看着越王打进来。”吴王听了恨得咬牙切齿，叫人用马皮把伍子胥的尸体裹起来沉入江里，叫他什么也看不见。
对这些古遗迹和生动的传说，司马迁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他登上姑苏山，眼望烟波浩渺的太湖，古今兴亡多少事一一涌上心头。金戈铁马，那骄横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远贤信谗，最后反被勾践围困在姑苏山上，求和不得，只好自杀，悔恨莫及了。
在吴地，司马迁还参观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和宫室。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47年，距司马迁参观时不过120年，司马迁见到的这些遗迹还是相当完整的。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美令人惊叹。因此他在旅行日记中说道：“盛矣哉！”
结束了在江南的游历，司马迁渡过长江继续北上。
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东南）是大名鼎鼎的汉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司马迁与韩信的生活年代相距不过几十年，因此，他从淮阴父老们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宝贵、生动的关于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这位在楚汉战争中，“归楚则楚胜，归汉则汉胜”，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大将韩信，年青时却十分贫苦。他在青少年时不过是一个在社会上漂泊、寄食于洗衣妇的流浪儿。他曾被无赖欺侮，受过为人不齿的“胯下之辱”。但是，他的志向却非同一般。
司马迁在父老们的指引下前去观看了韩母的墓地。这里，是一处地势较高的空阔的旷野。父老们告诉司马迁，韩信的母亲死后，他无钱安葬，就找了这块高地安葬了母亲。他是希望这地方周围将来可以发展成为万户人家的城市，亦即意味着他自信将来要被封为万户侯。
在淮阴，还流传着韩信与一位劳动妇女之间的故事。少年韩信孤苦贫穷，一位漂洗棉絮的洗衣妇同情他，每天送饭给他吃。韩信非常感激，说将来一定要重重地报答她。她听后却很生气，回答他说：“我岂是希望报答？我是希望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够振作起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她的话犹如惊雷震耳，给韩信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从青少年时的穷困和遭遇，到在楚汉相争的时势下成为英雄和王侯，韩信的经历，给了青年司马迁很大的启迪，引起他深深的思索。
淮水经淮阴城北东流入海，泗水自北而来，在淮阴城东入淮，这里就是所谓的淮泗口。司马迁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来到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今山东省曲阜县）。这里，是孔夫子的家乡，更是几百年前中国古文化的中心。这里早就是司马迁十分景仰的地方。
这时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约已有10年的光景，崇儒之风已吹遍全国，这个孔子的诞生地自然更是有着一番兴旺的景象。
少年时就熟读《论语》、《春秋》的司马迁，对于孔夫子满怀崇敬之情。司马迁曾引用《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句子来表达自己对孔夫子的敬仰。现在踏上了孔子家乡的土地，更使他激动不已，处处感到亲切。
到达曲阜后，他首先参观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在墓地的附近有个“孔里”（孔家巷）。据当地人讲，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和鲁国人搬来居住的有100多家。尽管孔子已经去世500多年了，但鲁国人代代相传，每年按一定的时节来此祭祀孔墓。儒生们更是常常到这里来习礼、读书、饮酒、射箭。
孔子生前所居之处和教授弟子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孔子庙。这里陈列着孔子当年用过的衣服、帽子、古琴、书简和车辆，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里受孔子的影响很深，据说楚汉战争时，刘邦已兵临城下，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学诵诗，学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历经几十年，其风仍未泯，儒生们仍定时来此讲习古礼，这让司马迁好好地饱览了一番。
出于对孔子的崇敬，兼作旅途休整，司马迁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向学者们请教，研究印证孔子所著之书，搜集有关孔子的遗闻轶事，并跟当地儒生学习孔子的礼仪。他细细地观察，默默地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儒家教化的遗风，这使司马迁大为感慨。他想，天下那么多称为贤人的君王，也只是当时被人称颂，死后却默默无闻。而孔子出身布衣之家，死后历经十几代人，仍为学者学习的榜样，尤其是无论天子王侯，还是普通百姓，研究“六经”都要以孔夫子的著述为标准，孔子真可谓是圣人啊！
齐、鲁之都是儒家的发源地，孔子生前也曾在齐国住过，齐、鲁又是邻国。为了搜集更多的史料，司马迁又动身前往齐国的都城临淄。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著名的宰相孟尝君，相传他的家里经常有食客数千人。从山东峰山往南，就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到了这里，司马迁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强悍，民情风俗与孔子的故乡大不相同。他向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打听，才知道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收天下的豪杰侠客，因而迁居薛城的有6万多户人家。同时也有一些作奸犯法之辈，逃命藏身到薛城来，遂逐渐形成了此地这种特殊的豪强风气。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后来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这次游历曾在薛城受困，但如何受困，并没有说明。不过在《孟尝君列传》中，他曾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那么，他说的受困说不定是受到了当地暴徒的欺凌。
在实地的感受，使司马迁觉得人们所说孟尝君以好客自喜，的确名不虚传。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孟尝君列传》时，由于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所塑造的像“鸡鸣狗盗”之辈和魏子、冯欢等人物形象，都很生动丰满。孟尝君那种“不耻下交”的风度也跃然纸上。同时，战国晚期贵族养士的情况，也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是秦楚、楚汉战争的古战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享有一世盛名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
项羽曾经在此地创造了一次战争史上以寡击众的奇迹，即公元前205年与汉高祖刘邦的彭城大战。项羽只用3万精兵，就把刘邦的56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赶得汉兵10余万人挤到睢水里，睢水为之不流。当时许多新立的诸侯都再度归楚而叛汉了。
这一带地方豪杰辈出。彭城的东边，是项羽的故乡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彭城西北的沛郡（今江苏省沛县以东一带），是曹参、周勃、樊哙和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今江苏省徐州附近），是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和汉高祖刘邦的家乡；而沛郡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县），又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
这些人都是楚汉之际的风云人物。项羽和刘邦都是秦末起义军的领袖，刘邦还是西汉王朝的创建者，这两人为争夺封建霸业，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场有名的楚汉战争。萧何、曹参、周勃先后为汉初丞相，足智多谋，为安定汉室立下了大功；樊哙曾经大闹鸿门宴；夏侯婴曾为刘邦驾车，后被封为滕公。西汉的开国元勋，几乎都是这一带的人。因此，这里是搜集秦汉之际的历史资料和了解刘邦及汉初统治集团一些重要人物的一个中心。
这时，经过了长期的游历，一路上千辛万苦，司马迁已感到疲惫不堪，旅费也所剩无几。但对于这样一个汉初史迹的宝库，他又岂肯轻易放过？因此，他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继续他的游历。
在这里，司马迁听到了许多在史籍资料中不可能了解到的奇闻趣事。
在沛县，司马迁听说，刘邦早年在当地做泅水亭长，是萧何的一个好说大话的小同乡。他到县里打官司，常常得到萧何的袒护和开脱。还听说有一次刘邦到咸阳，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不禁感叹地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刘邦很会说大话。有一个叫吕公的人，和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因为躲避仇人迁到沛县来作客。县里的豪杰和属吏听说县太爷家来了贵客，都带着礼物前去拜贺。萧何负责代受礼物，规定出礼金不到千的坐在堂下。刘邦本来很穷，却吹牛说：“我出一万。”其实他一文也没有。帖子拿进去后，吕公听说刘邦献一万，便亲自出来迎接，请他坐了上座。萧何知道底细，私下说：“刘邦真会吹牛！”后来，吕公见刘邦很有才智，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吕后。
从沛县人的口中，司马迁还了解到最后灭掉强秦、击败项羽而取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及其手下的许多文臣武将们，这些叱咤风云的一时豪杰，起义前都只是一些中下层的小人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公元前209年的秋天，陈胜、吴广等首先在沛郡的蕲县起义，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刘邦在沛县人民杀了县令之后，得到沛县人和萧何、曹参等的拥戴，成为沛县起义军的领袖。
沛县是秦末人民大起义最早的一个中心。因此，这里参加起义的人很多。
汉朝的开国丞相萧何，原不过是沛县监狱的一个主吏；大闹鸿门宴，使西楚霸王项羽都要刮目相看的樊哙，当时只是个卖狗肉的；后来被封为滕公的夏侯婴，过去是个车夫；被刘邦誉为“安刘必勃”、刘邦死后灭掉诸吕的丞相周勃，原以织“薄曲”（养蚕的器具）为生，还曾当过送葬出殡的吹鼓手；勇敢善战、屡建军功的颍阴侯灌婴，原只是个贩卖丝绸的小商人……关于这些人的这些经历和传说，官书家传和档案中肯定是不记载的。司马迁通过走访那里的父老乡亲，并和樊哙的削爵为民的后代交了朋友，察看了这些人的故居，才得到这些宝贵的材料。面对这样丰富的材料，司马迁也叹为“异哉所闻”！这使他对汉初统治集团的构成，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
在这些人低屋茅舍的旧居前，司马迁时而低首徘徊，时而仰天凝思，胸中激荡着秦汉之际的历史风云，他不禁大为感慨：这些人原为普通老百姓时，谁也没有认为他们能做什么大事，更没有人能料到他们日后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即使当初曾为沛县小官吏的萧何与曹参，当初宣布起义时，还心存畏惧，不敢领头，因而推举了刘邦。但就是这样一群小人物，一旦被时代浪潮推上历史的舞台，就都成了叱咤风云、举足轻重、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一幕，书写出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这可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里是古时的大梁——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司马迁来到这里，魏国的整个历史，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时的大梁，已是一座被摧毁了的古城。司马迁站立在一片废墟上，想起大梁人讲给他的大梁惨烈而悲壮的一幕。
那是秦魏的最后一战。秦国派军队进攻大梁，大梁人民不肯屈服，于是秦兵便引水灌城。大梁人民负城顽抗了3个月。最后，城终于被攻破，魏王投降，魏国也灭亡了。目睹眼前这片废墟，司马迁就好像又看到了这幕历史上的悲剧，深为大梁人民宁死不屈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在大梁，司马迁还特地去访问了“夷门”（大梁的东门）。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是魏王的异母兄弟，但他从不因自己富贵而看不起别人。当年他曾在夷门礼贤下士，屈身拜访在夷门看守城门的侯赢。侯赢已是古稀老人，家中贫困，但信陵听说他贤能，便大会宾客，亲自驾车去迎请他，并把他奉为上宾。后来赵国受到秦国的围攻，赵王弟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因此赵国多次求救于魏，但魏王受了秦国的威胁，迟迟不肯发兵救赵。信陵君便采用了侯赢之计，请魏王的宠姬如姬盗出了魏王的虎符，发兵去救赵，才迫使秦军退却，解了赵都邯郸之围。
司马迁登临夷门，思绪万千。当年侯赢不就是在这里傲然登上信陵君亲自为他驾驭的马车吗？不也是在这里，侯赢送别前往救赵的信陵君，并告诉他当他携虎符到达军队时，他将自刎以送别公子，以明不欺其志的吗？这如今已经破败了的夷门，曾看到过多少可歌可泣的行动，听到过多少慷慨激昂的话语。可惜夷门不能将这些告诉后人。
于是，在大梁的城墙边、大路旁，便常可见一位青年，向在晒太阳的、歇脚的田夫老乡们恭恭敬敬地求教，还不时用笔和木简做一些记录。由于他的谦虚和诚恳，父老们都愿意尽其所知告诉他。
结束了在大梁的访问，司马迁已完成了他这一次游历的全部计划。
又是一个艳阳天。几天的休整使司马迁抖去了一身的风尘，一扫旅途的疲倦。他喜出望外地整理着一路上收集和记载的各种见闻和史料，依然沉浸在游历的兴奋之中。一路上的亲历耳闻，旁收博采，收获大大超出了原先所料。他像一个幸运的观众，在各种实地布景中，欣赏着历史上的种种悲喜剧；他又像一个导演，在摄制着各地的风光片，在准备着指挥历史剧的大舞台。然而，他却更想做这个“历史剧本”的编剧，去真实地再现那一幕幕历史上的话剧。他信心满怀，踌躇满志，真想立即踏上归程，盼望着能尽快投入到纵笔著史的浩大工程之中去。
这是司马迁人生旅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壮举。
此一游历经数年，行程几万里，途中的劳累饥渴、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这次长途游历，磨炼了意志和筋骨，又何尝不是为其日后担当历史重任而做的一次锻炼和考验？
此一游对司马迁后来《史记》的写作，更是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宋代大散文家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这是指此次游历对于司马迁《史记》著文风格的影响。而《史记》中那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更不是太史公的向壁虚构或金匮石室（皇帝藏书的地方）藏书所能提供的。这些构筑《史记》的“血肉筋骨”以及那些史实准确、考据翔实、描写生动的优美文字，无疑都是这次游历的馈赠。因此，也可以说，这次游历是《史记》写作的摇篮，无此一游便无《史记》之诞生。
至于在这次游历中，直接考察了解实际，大量接触人民群众，对于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宝贵的历史观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梁，司马迁踏上了归程。穿河南、入陕西，重负满载地返回了长安。
入仕郎中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与品德通过了朝廷的考试，从而被选拔到朝廷里，做了一名郎中。从此步入仕途，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西汉王朝庞大的封建官僚系统中，郎中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小官，是郎官中最低的一级。
郎官是皇帝的侍从，一般的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居宫时，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侍卫；皇帝出巡时，他们则随侍在皇帝左右。因此，郎官的职位虽不高，但深居宫廷内部，接近皇帝，一旦为皇帝所赏识，便可飞黄腾达。所以，这又成为贵族官僚、富贵子弟们积极谋求的目标，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20来岁的年轻人能谋到这一职位，是很令人羡慕的。
司马迁并不冀求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也从未有过追求高官厚禄之想。然而，在汉王朝发达兴盛之时，能够进入宫廷，得以了解统治集团上层的各种情况和内幕，并随从皇帝巡行各地、游览四方，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增长见识，丰富阅历，却是司马迁所欲求的。并且，这毕竟是他的一段新生活的开端。
阳光灿烂地照耀着，空气格外清新。司马迁雄心勃勃，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司马迁入仕之年，正是汉王朝鼎盛的时代，他所侍奉的君王，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这样的时代，逢这样的帝王，司马迁何幸！在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前途上，似乎洒满了阳光，铺满了锦绣。
司马迁从入仕做郎中始，其生活道路、政治遭遇、事业成败均与汉武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要了解司马迁一生的际遇，就让我们先来大略地看一看汉武帝其人及其统治的时代。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这一阕词，道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历史上这几位帝王的重要地位和杰出功绩。
汉武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上可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相提并论的，具有雄才大略和卓越建树的统治者。
汉武帝在汉王朝君主的宝座上坐了半个多世纪，其间成就了不少事业。他凭借着汉初70年来积聚的经济力量，在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抗击匈奴的十几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击败了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西北边疆的威胁。他又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道路，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权。随即又开通了“西南夷”，使居住在今天四川西部、南部，甘肃南部和云贵地区的各民族纷纷归附。他还消灭了南粤、闽粤的割据者，把西汉王朝的版图扩展到了东南沿海、岭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并发展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和国外一些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汉武帝在对外征战的同时，对内大兴水利，垦荒移民，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繁荣稳定，国库充盈。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汉武帝为适应此时的形势，废弃了汉初时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采用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高昂代价。至汉武帝中期，频繁的战争和好大喜功的封禅及惊人的奢侈浪费，使汉王朝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各种矛盾均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深刻的政治裂痕。
这位皇帝晚年多少觉察到这种问题和隐患，曾发布了著名的“轮台之诏”，公开承认某些失误，宣布要停止战争，实行富民政策。他采取了种种办法，终于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汉武帝时代，历史为司马迁父子完成修史任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的巩固，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当务之急。因此，要全面地总结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编写一部贯通古今上下、综合百家之说的新史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需要。而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对先秦旧籍的搜集、保藏、整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使新史书的编写有了可能。
汉武帝本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又专横愚昧；他治国有方，但又刚愎自用；他自信、有识、多智，却又狭隘、暴戾、多疑。他身边需要有司马迁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为其服务，但一旦下属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他有所顶撞，他又会毫不留情地置下属于死地。
因此，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陪伴这样一位君王，司马迁的命运似乎也是注定了的。一方面，他的抱负和才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施展，为他成就一番事业而实现宏愿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另一方面，阴晴无常，风云多变，伴君如伴虎，又使为人正直、有独立见解的他，也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不留心，就会跌得粉身碎骨。
年轻气盛，才华初露，雄心勃勃的司马迁，入仕之后将要陪伴的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从此，他的生活道路、政治遭遇、事业成败均与汉武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游历已成为司马迁的生活中一件令他心驰神往的事情了。如果可以，他愿意更多地去看看祖国的山川河流，了解更多的风俗人情，丰富自己的阅历。恰好，他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又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
此时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的时期，他正热衷于祭祀活动并且巡行频繁。因此，入仕后的几年间，司马迁也得以有更多的机会随从皇帝去游览四方。
有一次，他随从武帝到夏阳、汾阴，过陇山，西登崆峒山（今甘肃省平凉县西），临祖厉河，又北出萧关（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甘泉。
汉代皇帝祭天的常礼是：春天“朝日”，秋天“夕月”。“朝日”在早上举行，由皇帝向东拜日；“夕月”在晚上举行，皇帝向西南拜月，名为“朝日夕月”。汉武帝人虽在甘泉，“朝日夕月”之礼仍然举行。正当此时，他得到南越王赵佗的丞相吕嘉弑王反叛的消息，立即命令将军路博德、杨仆等率大军前往讨伐。
一年后，叛乱被平定了。此时，司马迁也以自己的才能和品德赢得了汉武帝的信任。他被任命为汉朝的使臣，代表皇帝和朝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为开通西南地区，汉武帝曾派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两次去西南活动。此时，西南地区已建立了五个郡，这些郡羡慕汉朝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希望获得汉王朝的先进技术。因此，汉武帝便派遣司马迁这样阅历丰富、富有才学的人来担此重任。
司马迁此次奉命出使，西到了巴蜀以南，南至邛（今四川省西昌县）、笮（今四川省汉源县）和昆明（今云南省曲靖县）。这对他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得以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和风俗有了亲身的感受和清楚的了解，又一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至此，刚过而立之年的司马迁，足迹已踏遍了祖国的中原大地和西北、西南、东南的广大地区。他曾东游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南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西至四川、甘肃；北经内蒙古、长城内外等地。足迹遍及黄河、长江和粤江流域，几乎走遍了全国。
祖国的壮丽山河，自然界雄伟奇特的景象，和社会的现实生活，拓展了他的胸襟，丰富了他的阅历，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也更增强了他著史的宏志。
父亲遗命
汉王朝打仗已经打得厌倦了，对疆域的扩展也有些腻了。此时，北部匈奴已远徙漠北，威胁基本上解除；西南地区也完全平定，各部族已臣服。一派繁荣兴盛，一派歌舞升平。何以来消受这繁荣？何以来证明这兴盛？何以告太平，报成功？
于是，汉武帝要举行封禅大典了。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据说，古代帝王凡是建立了大功业的，都无一例外地要举行“封禅大典”，即先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做“封”；然后在泰山脚下的梁父等小山上辟地祭地，这叫做“禅”。“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一个帝王举行了这种典礼，才表明他是真正的皇天之子，领受了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
类似这种祭祀，最早起源于西周之时。据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说，历史上举行过封禅大典的有72君，但他能数得出的只有12个，而这12个也是未经证实的传说。实际上，真正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就只有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
那次秦始皇登泰山，刚行至半山腰，忽遇狂风暴雨，只好躲藏在一棵松树下，后来他赐给这棵松树以“五大夫爵”。此次封禅因天气原因搞得很狼狈，一些儒生博士们都暗暗地讥笑他，认为秦始皇没有多大的功德，不配举行这种典礼。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因为江山尚未坐得很安稳，自然还想不到去做这种不切实际、奢侈浪费的事情。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忙于安定民心，休养生息，力求平静无事，也就不想做这种劳民伤财之事。及至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的日益强盛，于是就不断地有一些儒生博士来向汉武帝歌功颂德，劝汉武帝举行封禅仪式。司马相如在病死茂陵之前，还在遗书中“言封禅事”。汉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许多地方效仿秦始皇，以他当时的尊严和权势，并不在秦始皇之下，因此他就急于要进行封禅大典。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特地把年号改为“元封”，他亲率一支18万骑兵的大军，从长安出发，旌旗招展，声势十分浩大。先北越长城，巡行边塞，耀威匈奴；然后东巡海上，路经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南），礼拜嵩山；之后便东登泰山，开始举行正式的封禅大典了。
封禅大典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能够随同皇上参加这一活动，更是终生莫大之幸事。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在数年之前就参与了封禅礼仪的制定策划等工作。然而偏偏不巧，正式的封禅尚未开始，他便途中病倒，留在了周南（今河南省洛阳附近）。一代的大典，不得参与，是一个史学家最为遗憾的事了，司马谈非常失望，气急之下，病情愈加严重。
此时，司马迁正奉命出使西南，游历于南国的奇山峻峰之间。待他归来，还未及向武帝回报，便匆匆赶至洛阳，见到了垂危的父亲。
病榻上，司马谈的额前散乱地披着几绺银发，他双颊通红，两腮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目光中饱含着极度的痛苦。病弱已极的司马谈抬起头来，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满身风尘、悲痛万分的儿子：这个孩子，是自己从小把他培养起来的，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曾令我万分欣喜。如今他已经完全成熟了，成长得比我期望的还要好……本希望父子二人同筹著史大业。以告慰先人，平终生之愿。谁料想天又有不测风云啊……
想到此处，司马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禁老泪纵横。他颤巍巍地拉起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用尽最后的气力，将终生的心愿郑重地托付给司马迁：“我们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世世代代担任这个职务。后世曾经中断过，现在我又为太史令，本想接续祖先，振兴祖业，为后世留下一部史书，没想到大业尚未成，我已经不行了……”
司马谈大口地喘息着，稍稍定了定又说：“自周公后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修治，复兴旧日的王道和衰弃了的礼乐，整理成《诗》、《书》，写作了《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孔子死后，至今又已有五百年了，其间，诸侯相互兼并，国史的记载中断了。”
“如今汉朝建立，天下统一。圣明的君主、忠贤的臣子、为节义献身的士人，有许许多多生动的事情需要记下来。我身为太史，没来得及去记载、叙述，废弃了国家的历史事业，甚为惶恐……”
司马谈无限遗憾又充满期望地望着司马迁：“我死后，你必将为太史。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你能立志学习做第二个孔子，上继春秋，下迄汉代，写出一部好的通史著作来，以完成我终生的誓愿……”
望着父亲那消瘦清癯的面容，听着父亲那寄望殷殷的嘱托，司马迁早已是涕泪横流、泣不成声了。这个慈父，也是严父，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导师，一生中给予了他多少爱和期望，培植了他端正的品行，教给了他丰富的学识，更将著史的宏志从小深深地植入他的心中……就在自己欲将理想付诸实施之时，父亲却要离去了。他怎能离得开这导师般的父亲呢？
但是，望着父亲那殷切期待的眼神，司马迁只能强忍悲痛。他目光坚定地抬起头，迎着父亲说：“父亲的教导儿子牢记在心了。我虽然不聪敏，但我一定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将父亲所编排整理的历史见闻全部整理出来，论述无遗，不敢稍有缺漏，完成一部史书的著述，了却父亲未遂的宏愿！”
托付了终生的挂牵，带着满腹遗憾，司马谈抑郁抱恨而亡。
三年后，司马迁继为太史令。他得职务之便，大量翻阅、整理了皇家藏书处的藏书。自此，他便全力以赴开始了著述《史记》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