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西厢记

王实甫（元代约1260—1336）

元杂剧之冠

才子佳人文学的翘楚

我国古代的经典爱情范本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元末明初文人贾仲明

元代著名的戏剧大师王实甫是一个向传统陋习大胆挑战的文人，也是一个终身郁郁不得志的流浪公子。身为戏曲家，他突破传统，大胆地探险；作为文字大师，他挥洒自如，别具诗情。他早年也曾为官，而宦途异常坎坷；同时，他又出入于各色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交往密切。身为戏剧家，他以其接近极致的细腻与敏锐，以生花的妙笔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打通了文体之间的界限，将元代杂剧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重性情的高峰，笔下的一幕幕场景，都体现了诗一般的情怀。作为自由恋爱观念的引导者与启蒙者，他挑战世俗成见，写出了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可谓惊世骇俗的名著《西厢记》。

被授予“杂剧之冠”美誉的《西厢记》与《红楼梦》齐名，在中国戏曲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王实甫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西厢记》里为中国文学史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至情至性的贵族奇女子，一个热心的、有着豪侠气概的红娘和一段千古传唱的爱情佳话。很难说是《西厢记》成就了大师王实甫，还是王实甫成就了《西厢记》。这部我国古代的经典爱情范本，如歌如诉，美不胜收，演绎了一个爱在天荒地老时的民间故事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丽传说，智慧、温馨、浓情并重，它对青年男女追求幸福进行了热情歌颂，为历代老少所痴迷，也因此获得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恋人们的喜爱。无愧为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更是元杂剧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郁结着柔情与凄美的词句来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杂剧《西厢记》。在中国民间流传甚为久远的“西厢记”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世很多文人诗作中也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故事。而元代杂剧大师王实甫的5本21折的《西厢记》，则是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改写为戏曲，也许故事大同小异，但题材却集中了许多，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愈加鲜明了。

《西厢记》讲述了一个并不简单的爱情传奇。故事发生在唐贞元年间，当时前朝崔相国刚刚病逝，崔夫人郑氏带着女儿莺莺、侍女红娘和小童欢郎一行30余人，护送相国的灵柩回河北博陵安葬，路上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此时，河南洛阳书生张珙（字君瑞）奔赴长安赶考，路过河中府特地前来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杜确，顺便游览普救寺。张生无意中与莺莺相遇，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为了追求莺莺，张生便不前往京师，在寺中借了厢房住下。

华文精选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哪里？在梦也难寻觅。

【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五煞】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此时，两个正值好年华的人默默相恋了。就在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因而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杜确求助。杜确的救兵及时赶到，孙飞虎最终兵败被擒。

华文精选

【四煞】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女儿嫁给张生，只许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因此大病一场。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在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便叫红娘前去安慰。红娘代莺莺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赴约，但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只好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当真了，从此一病不起。红娘探望张生，暗示当夜莺莺一定前来相会，张生的病当即痊愈。深夜莺莺来到张生的书斋，二人暗订终身。此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据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崔夫人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张生与莺莺惜别后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谣说张生已做了卫尚书的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此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喜结连理。

虽然历史上有无数个版本的“西厢记”，但唯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得以传世。不但超越了此前的《莺莺传》以及其他任何“西厢故事”的思想高度——王实甫不再把女人当做理所应当受侮辱与损害的对象，而是更尊重女性，更公正地看待、评价她们——更在艺术水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巧妙地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那个守旧闭塞的时代，放浪形骸的杂剧大师王实甫能借《西厢记》一针见血地点明真谛：只有爱情——这唯一的标准，是两颗心结合的根本条件。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

众所周知，《西厢记》的一个较早的题材渊源是唐代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而王实甫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成功地改编了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以一种赞扬的笔调，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

《西厢记》中的张生，固然是一个才子，但这个才子最突出的特征，则是他的痴情与志诚，即如莺莺所称的“志诚种”。当他一见钟情地爱上莺莺之后，立即置自身的功名与前途于不顾，开始了自己热烈的追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老夫人的欺骗，小红娘的嘲笑，乃至于自己心爱人的斥责，但他并不因此而动摇、退却。爱情上的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爱情上的一线希望也会使他欣喜若狂。毫无疑问，张生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就在于王实甫通过这个人物成功的喜剧性格塑造，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著与真诚，同样，《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也不再是“尤物”，不再是妖孽，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少女。与元稹的《莺莺传》不同，这个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再是在张生与莺莺之间展开，而是莺莺和张生一起，与老夫人发生了冲突，莺莺与张生对爱情的追求，也被作者赋予了合理性。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情节上，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者对莺莺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权利的肯定。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对坐读之者，叹其解脱无方也。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

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不仅仅是“秀才是文章魁首，小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而且是有灵有性、有血有肉，敢于追求自己爱情的活生生的才子佳人。作者在这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表现的是人的青春的追求，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热烈的生命力。这种健康的情感形态的出现，以及对其肯定判断的产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心态的诞生，体现着一种文明的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在《西厢记》中作者都是借助“才子佳人”这一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王实甫对这一形式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而由此产生的对后来中国古代爱情剧的深远影响，恐怕也是他不曾预料的。

考察《西厢记》一类的爱情剧，我们不难发现，剧中女主角除了在剧情结尾扮演“奉旨成婚”或封为“诰命夫人”的喜剧角色之外，她们的命运实际上更多的是和失意才子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形是颇耐人寻味的。如前所述，功名使婚姻变得美满，婚姻则使功名更加耀眼夺目。然而功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而婚姻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没有获得功名的文人更急于在婚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心理的补偿、平衡与宣泄，这便是封建士子独特的情爱心理——在功名心的刺激下滋生起来的情爱心理。当失意文人的目光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向转向内向的时候，佳人淑女便起了莫大的平衡作用，她们与落难才子和背时英雄结下了不解之缘。（朱伟明）

那个叛逆的女子

罗曼·罗兰在他生活的时代感到窒息，于是他呼唤着：“快打开窗户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以满腔的热情，表现封建叛逆者的爱情，明确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进步思想，为沉闷酷郁的元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崔莺莺是相国家的千金，而张生却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的一介寒士。二人于河中府普救寺相遇，便在他们生命的河流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果说在这之前莺莺和张生的青春是被压抑而沉睡着的，那么这时便因为爱情而苏醒了。同时，他们的爱情从开始的一刹那就构成了带有反封建意义的叛逆行为。

虽然《西厢记》本质上也不过是一落难书生遇见相国千金的老套故事，但王实甫的版本实在是精彩。

——《南方都市报》

《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

——郭沫若

在自由与专制、爱情与礼教的冲突中，莺莺所承受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比张生来得更直接更沉重；在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迫害的时候，内心的痛苦也就更加强烈。在那个墨黑如漆的长夜里，一个贵族少女除了自身引出爱情的火光，来照亮她的人生之外，她能够更多地想到和做到什么呢？爱情，是她在生活激流中碰到的一根浮木，她不能不用全部的力量来抓住它。莺莺捍卫自己自由爱情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捍卫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维系着她生命的全部重量。然而，这又是多么的艰难啊！她的叛逆，不只是要触动她所属的那个阶级，不只是伤透了母亲的心，而更重要的，是她首先必须背叛反映在她的思想性格中的她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习性、教养和观念。这样使得她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充满了矛盾、痛苦和戏剧性的冲突。因为在她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势力，不只存在于社会上，存在于阶级关系上，存在于她母亲的身上，也存在于她自己的灵魂中。

然而，莺莺是勇敢的。佛殿上，而且是“热孝”中，与张生第一次相遇，就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巧妙而大胆地流露了对张生的爱慕。我们从这里也就看到了莺莺内心潜藏着的对父母许下的那门亲事的不满；“闹道场”一出，她频频顾盼张生，在张生面前全不掩饰她的感情；后来通过红娘传书递简，与张生墙角联诗，月下听琴，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也是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把张生和她的书简对比，不难发现，莺莺的诗意是较张生更为袒露和大胆的。在红娘的帮助下，她与张生最后私下成亲。虽然，在莺莺的性格中勇敢与软弱并存，但热情、开朗和勇敢更突出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莺莺的叛逆思想并非偶然出现的东西，早已潜滋暗长，这时，在“情”与“礼”的抗争中便迸出了耀眼的火花。

她对封建婚姻和封建礼教的背叛走了一条回环曲折的道路，是带着一种软弱进行热情追求的。但她最可贵的就是：虽有软弱，而最终不为封建势力所压倒屈服，相反，她冲破了牢笼，战胜了自己的软弱——她的胜利是双重的：她的叛逆既是对统治阶级的叛逆，又是对自身封建劣根性的叛逆。

《西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没有遵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没有屈服于封建家长的意志，争取婚姻自主，追求爱情幸福。虽然他们不像数百年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在生活和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成为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并且也缺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种不惜以生命的昂贵代价，来换取人生美满生活的大无畏精神，但是他们的斗争表明他们无愧于充当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的先驱者。（萧练武）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大笔一挥写就了《西厢记》的王实甫，名德信，是元代大都（今北京市）人。因为身世不详，所有后人只能通过推测，初步断定其生卒年大约是公元1260年至1336年。

现实生活中的王实甫是一个屡屡感慨“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的失意文人，当官之路从未顺畅过。在《丽春堂》等作品中，王实甫就曾经发出了宦海沉浮的无奈叹息。而后世从“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的散曲诗句中，可以料想到王实甫早年曾经做过官，只是仕途异常动荡，到了晚年才不得不退隐。

作为元代著名的戏剧大师，王实甫活动的年代可能与关汉卿等人相去不远，主要创作应该集中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在他的散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的字句，可见王实甫至少在花甲之年还笔耕不辍。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杂剧创作中，主要作品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大王歌舞丽春堂》、《韩采云丝竹芙蓉亭》等。

明初文人贾仲明在凭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中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风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显然王实甫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不能免俗。或许是人生不得意，他常常在为上层社会所不屑的场合出没，他的朋友，也都是些戏子演员。但就是这长期以来秦楼楚馆的浪荡生涯，给王实甫建立了一个了解女性、体恤女性心思的平台，所以，他能带有自觉的女性关怀意识，有别于深深烙印着男权社会痕迹的主流男性作家们。学者钟嗣成的《录鬼簿》将王实甫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在称赞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一新制作”的同时，也称赞了《西厢记》的曲文，高度称颂其成就为“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第5章 西厢记

第5章西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