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沾上一个“乡”字，就让历史的触角直接伸向底层。
古之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称为“乡党”。《论语》中有“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学者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同样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古代官僚体系的一大特点是“皇权不下县”。由此，那些处于社会根基的乡党们，他们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不接受官府的直接干预。既然官府不得干预，那么乡党的运行规则就由自己来定，正所谓“乡人自治”。当然乡人自治，也不是说他们各自为政，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所谓自治，是由乡党中那些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的，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对于乡党间的纠纷，一般由里甲长、乡约来主持调解。在乡村社会的舞台上，这“关键少数人”是主角，是头牌，是民意的代言人。每逢喜事，他们往往会衣冠楚楚地站在村口，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露出八颗牙，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他们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他们就端坐祠堂中央，耷拉着眼帘、沉默不语，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道：“你们都是不肖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一个普通人想要科举高中，除了天生聪颖，还需要祖上积攒下来的阴德，成功率实在低得惊人。如果一个人能识文断字，谙熟“乡党应酬”，乡党们肯定会委托他办他们办不了之事，简单如过年书写对联，繁复如上通下联、左右逢源。他一旦被乡党们认可这方面才能，就会晋升到基层斯文人之列，也就有资格成为乡党的领袖——乡绅。
官府中人喜欢结交乡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趋于亲情化。原本你我就是乡里乡亲，如今又有缘成为官府衙门里的同僚，真是缘分比天大。而在这其中，位高权重者长一辈，仰仗权势者自然也就矮上三分。无事走访纯属里人往来问候，登门造访算是老乡互相走动；纳敬只归于乡情交流，贿赂也划为乡谊往来。送者堂而皇之，受者也心照不宣。对其中尊贵显赫者，年纪轻的直呼干爹，平辈的就尊称一声老大。同乡之间，或认了干亲，或拜了把子，或结了儿女亲家，或攀了岳丈东床；同乡圈里，张三是李四小舅子的叔叔，王五又是赵六大伯家的连襟。玩的虽然是乡情乡谊，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裙带路线。
公门结拜乡党，使得权力庇护完全呈公开化趋势。官高位尊者犹如一棵参天大树，而那些有资格置身于大树底下乘凉的往往是其乡党。体制内渗透乡党势力，人身依附掺杂着裙带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此风未消反长。当年的阎锡山用人原则也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打造出来的社会结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乡土观念作为人情的黏合剂。对于晚清时期的体制社会而言，但凡能够与官府衙门沾上一丝半点儿的关系，都会深深地打上乡土观念的烙印。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在貌似温情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事实上成了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作为个体的社会人通过在这张关系网中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及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
就拿主宰晚清沉浮命运的“湘系势力”来说，曾国藩本来只是想在政治上寻求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没想到那些识于微时的故交旧友会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和幕僚。这些人物本就不是安于平淡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湖南的拔尖人才。曾国藩的湘军核心层就是由这些老乡中的杰出人物组成。不光是高层，就连“湘军”队伍中的中层和底层也基本上都来自湖南、湖北两省。而湘军本来就是打着血缘与地缘旗号组建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
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湖南人更不例外。湖南乡村社会有个传统，就是当地人习惯将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的乡亲都称之为“屋门口人”，平日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果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他们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要维护“屋门口人”的利益，所以当时在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乡民械斗事件。
湘军将领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他们将这份乡情看得很重。曾国藩就坚定地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同心协力。而他的九弟曾国荃在用人上比曾国藩更为决绝，他奉行“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也就是说，曾国荃将自己可信可用之人圈定在屋门口十余里。
在湘军发展过程中，这种“唯乡人是举”的用人观念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作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集结在一起的。湘军，兵源来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曾国藩幕府的八十余人中湘籍占四分之一，作为基本阵营是不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属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而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