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刘牧群的改革，外卫改变太多。更为关键的是，警务组成为了外卫的中心，不仅负责专任（保密局特别警卫组）、外卫（警官队）、警卫（宪兵特勤队）三单位的调度、督导与考核，而且负责与警察、警备、调查、政工、保防等有关单位的联系、配合，另外还负责勤务发号施令，即警务组员要轮值担任值日官——每日武官室将蒋介石当日活动安排知照警务组，警务组按照这些活动安排立即会同侍卫官、侍卫分配先遣与随从等任务，并用专线电话以暗语通知警卫室指挥的特别警卫组、警官队、特勤队出动。由于这些改变，警务组组长的责任就加重了不少，除了与一般警卫机构督导联系外，还负责警卫会议、内卫夜间巡查、先遣专机指挥官、中央党部转来党员“社调反映”有关总裁安全警卫意见处理及蒋介石乘车散步或巡视时途中遇见突发事件、面谕随车侍卫官查报而转饬警务组办理事项和俞济时饬令密查案件等的工作。
警务组组长钟民祉忙不过来，于是几次找到俞济时叫苦，要求增加人手。
钟民祉是警务组前身侦察班成立时的“老人”，抗战胜利后，警务组频繁变动，人事调整也很大，历任组长、副组长和资深警务员都外调地方，出任警政警备等长官，但他一直没有走人。到了台湾后，众外调“老侍卫”大多处境艰难，生不如死，而他竟然升任组长，成为了警务组中最好运的人，一下子声誉提高了不少。此刻他要人，俞济时岂能不给？而大陆“沦陷”后，侍卫人员有的被俘虏，有的被蒋经国整编，人员本来就紧缺，若随便招募离散官兵，又怕混进“共党分子”，怎么办？俞济时左思右想，只好决定去招集旧部，满足钟民祉的“要人”要求。
而这时，张毓中正在台湾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呢。
他是如何来到台湾的呢？原来他在江西庐山警察署当了两年署长，1949年春又转调上海市警察局任卢家湾分局局长，谁知没干两个月，上海就要解放，他们在炮声中仓皇乘坐渔船船逃跑，结果，渔船被炸弹炸中，勉强漂流到浙江定海，才逃得一命。辗转逃往台湾后，他参加了老长官毛森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然而，这支部队被陈诚强行撤销，毛森因为派系打压当了败将，远遁去了泰国。张毓中失去了部队后，被分发到“国防部”海上突击队当突击队员，继调到第8军任附员，而这些职务都是挂缺不上班的工作，老侍卫竟然当了“闲云野鹤”，后来有关部门再将他调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
这些年张毓中身在侍从室之外，心却时刻关注侍从室发生的一切，早就听说蒋介石引退前安排总统府警卫旅换番号为保安司令部警备旅后，曾遭到保安司令部一帮子人的歧视和排挤，此刻这对侍卫室人员有歧视的保安司令部自己岂能去？于是他抱着一半戒心一半反感，迟迟不去报到，对方也不客气，干脆将他除名。结果，张毓中失业了。
一些好友、长官听到张毓中的遭遇后，三四个人主动为他安排工作。经过慎重考虑后，张毓中最后决定接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林秀峦替他办复职的办法。就在等候林参谋长的回信时，1951年3月19日上午，他忽然接到警卫室副主任陈善周的电话。
陈善周自1933年6月侍从室成立侦察班开始就一直担任副职。1945年11月，侍卫室改组为警卫室，黎铁汉升任警卫室主任，他才由副组长升为组长。以后，他也如居亦侨等人一样干烦了，想出去，结果被调任为南京警察厅东区署长、重庆市警察局长。在重庆解放前几日，他辗转来台。这次侍卫室重新恢复，他又被俞济时请回来出任警卫室副主任。
在电话中，陈善周急切地说：“毓中，我告诉你，俞局长要我通知你，要你回警卫室接警务组组长的位子！他要你马上将有关资料，寄到士林官邸给我！你就等着召见好了！”
张毓中以为他和自己开玩笑，因为自己以前和俞济时关系一直不怎么样，当初离开侍从室多少也带有对俞的不满，才一气之下走人。现在他咋会突然命自己接替警务组组长的位子？这警务组今非昔比，人员多，权力大着呢。张毓中猜想一定是与自己关系要好的陈副主任“拉自己下水”，而非俞济时的本意，于是不客气地回答说：“副座！我受宠若惊，很高兴，先谢谢你！但俞局长对我印象并不好，不会主动要我当组长的。”
“你不要开玩笑和胡乱猜了，这件事真是俞局长突然交代的！”
陈善周在电话那头解释，但还是被张毓中打断：“副座！照理说，我应该追随你，不可说不。但我实在不愿一再吃回头草，实在抱歉，要说个不字了，请你原谅！”
陈善周的口气转而责备了，说：“张毓中，你不知道！俞局长现在对外卫的看法，不但大有转变，而且还特别重视！你相信他突然作出这样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其实俞局长在大陆期间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想想，他总是把最复杂艰巨的任务，指定由你担当！”
“什么重视？！人善被欺马善被人骑！我张毓中算是看透了！”张毓中昔日的不平之怒气一下涌上心头，也开始口不择言了。
“唉呀！你看你的，怎么出去这些年，就变成这样烦人啦！”一贯善言的陈善周似乎无辞了，“俞局长那都是对你特别看待！现在他主动要你担任警务组组长，你应当感到高兴和欣慰。再说，你也应为先生的安全、警务组光荣历史着想，不要意气用事了。”
警务组组长钟民祉刚升兼警卫室少将副主任，警务组正好是警卫室下属单位。这张毓中官瘾就是再大，也不敢去呀！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不起钟民祉兄！”
“这跟你我都没关系，你不必放在心上。他的上面不是还有我吗？！”
张毓中终于放下所有的包袱，同意再次回到侍卫室去，为蒋介石当警卫。
第二天，陈善周又打电话来说：“俞局长刚才面谕，要你4月1日下午2时到士林官邸去见他，要你先报到再候召见，现在你就赶快准备，届时我派车来接你。”
蒋介石对侍卫都是先召见后任用，这次竟破例先报到再召见。深谙侍卫室惯例的张毓中觉得非比寻常，有些诧异，但是却不得其解，只好耐心等候4月1日了。
当日下午2时，张毓中去“总统府”见俞济时。他已多年没见过这位老长官了，脑海里还留着他神情严峻、专制独断的印象，忐忑不安地敲门喊道：“报告！”
里面回答：“进来！”
张毓中推门而入，俞济时居然破例面露笑容，说：“毓中就座，毓中就座！”
这口气和以往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随后，他和张毓中攀谈起来，先说起了到台湾后侍卫体质的改革和变化，最后对张毓中说：“为了外卫警卫的改进与加强，我要你回来当警务组长，现在给你十天时间，你先对警卫状况全盘了解一下，再来正式工作吧！”
俞济时一破先例，不但态度和蔼，而且说话时还插讲了一些让人仰脖大笑的笑话，这令张毓中吃惊不已。出了俞济时的门后，楼秉国、陈善周、竺培基的办公室兼卧室都在旁边，张毓中先敲门去见楼主任，刚好陈、竺两位副主任都在。他们客气地表示欢迎，张毓中向他们敬礼问好。楼秉国特地问张毓中道：“俞局长刚才和你谈了些什么？”
张毓中就照实做了汇报。陈、竺两人会心地笑了一笑，没说什么。楼秉国似乎有些讶异：“真的就这些了？”
听他的口气，以为张毓中有所保留。陈善周急忙说：“现在警务组的人员和侍卫组一样，都驻在官邸之内了。”
张毓中问道：“当年侦察班的老人还有在的吗？”
“现在组员中已无一人了！”陈善周说，“警务组的警务员有潘一平、王兴诗、王瑞松、趟品玉、王学训、范子坚，六人均为资深警务员；李凤超、林浩然、石镇南、吴亲仁、刘永坚五人，均系陆续由保密局遴选而来的，周星环、童兆鸿、吕其广三人系来台后由侍卫组侍卫官调任，一共14人。嗨，个个资历深，思想纯正，经验丰富，吃苦耐劳，尽忠尽责，都是好侍卫！”
张毓中说：“三位长官，那我就去警务组看看了。”
楼秉国说：“去吧！”
殊不知此时警务组全组人员已在会议室（餐厅）迎接张毓中呢！
张毓中一跨进餐厅，众人笑着向他围拥而来，握手、敬礼、鼓掌，问长问短。万劫归来，突然被人众星捧月，张毓中恍若隔世，竟然变得感伤，哽咽得说不出话。而其他人还热闹地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地问候、恭维，这让张毓中泪中含笑，大声地说：“以茶代酒，我们来庆祝一番。”
在张毓中的带领下，于是众人畅谈往日悲欢。席间，张毓中问道：“大家来台后的状况和处境如何？”
大家都说：“比大陆时期好太多了。”
张毓中早晨还为家人的生计发愁呢，听了这话，知道侍卫室待遇肯定比外面要好很多倍，放心了，没再去细问，继续与众人忆旧话今。众人热聊到傍晚，值日官叫厨子开晚饭，由于意犹未尽，大家一面用餐，一面畅谈，用餐后，仍欲罢不能，一直谈到就寝时间到了，才不得不停止，各自回去。
张毓中正式上任后，先把心静下来了，连日在官邸办公室内静静地呆着，先研阅有关的警卫资料，再从旁见习先遣、随从、值班等勤务，很快就进入了负责全盘警卫的“组长角色”。
此时蒋介石的官邸在士林，避暑行邸则在阳明山湖底路。张毓中获知蒋介石夫妇春秋冬三季住士林，夏季住阳明山后，安全警卫措施也按季节以两邸为中心进行部署。蒋介石在台北的时间最多，必去办公地是“总统府”和中央党部，常去的地方有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士林石牌军官团、台北介寿路台北宾馆。此外，他还有个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去台北市区及台北县的北投、淡水、金山、二重埔、新庄、汐止、八堵，桃园县的龟山、桃园等处“乘车散步”。何谓“乘车散步”？就是坐在车里往外看看，算是一种“独门散步”了。根据蒋介石工作和生活习惯，侍从室部署了几条警卫线。为了对这几条警卫线作深入的了解，张毓中从第十日开始，分别“沉”到特别警卫组、警官队与特勤队，进行实地视察。并巡视各警卫线的地形、道路、岗哨位置及服勤等战况，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重新安排了警卫计划。
这样，蒋介石安全防护更加严密了，有如古代的皇帝般森严，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挥部会派出一个宪兵连，全副武装赶到预定地点，接着，特别警卫组和警官队和沿线军警出动，组成绵密的沿途警戒网。当内卫们护卫着蒋介石走出官邸大门时，张毓中手下要求的所有的军、宪、警完全到位。随蒋介石出行的，除了武装部队外，还有便衣组，全部配备火力，每人一支卡宾枪，外加两把勃朗宁手枪。侍卫官也得佩戴两支手枪。武装卫队随扈出行时，通常用一只长葫芦状的黑箱子把长枪装在里面，放在机动车上，遇有紧急情况，立即搬出来使用。俞济时声称：“这样的安保措施，只有美国总统才可以有！”
刘牧群和张毓中的“安保智慧”集中一起，旧式侍卫方法与新派警备模式融合，把对蒋介石的保卫推向了侍卫室从未达到过的巅峰。不过，一切功劳归领导。1951年10月，“劳苦功高”的俞济时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后让位给李弥），同月，他以陆军中将上将待遇“假退为备役”；1953年2月，俞济时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刘牧群调任局长，由皮宗敢接任侍卫长。
皮宗敢是湖南长沙人，从1941年12月调任侍从室任秘书后，几进几出，也可以说是老侍卫。但他这次脱颖而出，完全是被宋美龄看上的。1947年3月，皮宗敢离开国民政府参军处，调任驻美大使馆首席武官兼任台湾负责洽购美援物资及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军需品的“中国物资供应局”局长。皮宗敢在宋美龄的领导下，在美国聘请代理人从事反共宣传，拉拢共和、民主两党要员，策动美国参、众议员组织“援助反共中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声势浩大，美国总统都不愿缨其锋芒。1952年6月，皮宗敢从美国回到台湾，这次在宋美龄的赏识之下，正式调任“总统府”侍卫长。
不过，侍卫室的“总统”安全工作，事实上还是归“退居二线”的俞济时统辖。侍卫长皮宗敢的主要职责就是宛如清宫里皇帝吃饭时为其“尝菜防毒”的小太监，为“总统”蒋介石“试菜”。在蒋介石用餐前，他得对每道菜先尝一口，以检验其“味道”；蒋介石用餐时，他则侍立一旁添汤加菜；“总统”及家人用餐完毕，他才能进餐。有时蒋介石吃完饭，放下碗筷就要出门散步，他只好饥肠辘辘地相随，以饼干之类的食品充饥。结果，皮宗敢当侍卫长没过多久，就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后来，不得不将胃切除三分之二。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