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日，成都的报刊刊头之下赫然印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蒋总统昨日莅蓉”，下面的新闻内容是：
（中央社）蒋总裁今日（30日）晨9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夏幼权等随行。成都方面，陆校张耀明校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徐焕升，均赶赴机场恭迎，省垣各要员，均未及前往。总裁驻节军校官邸，11时许，阎院长、王主席等，赴军校晋谒。
蒋介石一行到达成都的狼狈，在记者的妙笔之下，并没反映出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从容而来的，哪知昨夜众人如此惊魂！
蒋介石乘坐汽车，从机场进入城内的途中，只见主要街道、巷口都布满了栅栏，有的栅栏为了醒目还漆上了红色，各种栅栏纵横交错，犹如迷魂阵。蒋介石见此情景，大为惊愕，问道：“这是做什么的？”
随同的俞济时回答说：“大概是防盗防乱兵用的。”
“哦。”蒋介石带着疑窦，悻悻地住进了离别72天的中央军校黄埔楼。
当周宏涛、夏幼权扶着他上楼时，蒋介石突然手一挥，停了下来，吩咐道：“黄埔楼的警卫和军校几个大门的警卫，立即全部换成军校学生担任。”
张耀明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马上下令：“午饭前，军校各总队师生一律理发剃须，换上新军装，担任军校警卫！”
随即军校学员换上了原警卫团卫兵。而负责警卫黄埔楼的学员，都是经过俞济时、施觉民严格选拔的。俞济时又下达命令：“先生在军校时，正门只许先生及侍卫人员出入，其余车辆一律走东门。”
张耀明以为自己是校长可以例外，一次让司机开车就近路走大门进校，谁知门卫拦住他的小汽车，说什么也不让进。张耀明无可奈何，只得返车，转而走东门。
在重庆惊魂之后，俞济时的胆子似乎也吓虚了，犹嫌军校安保防卫措施不够，又下令施觉民：“你火速觅妥新式小轿车三部，专供总裁使用。”
特别警卫组寻来了最新式的小汽车。施觉民报告蒋介石：“汽车已从行政院选调。”
谁知蒋介石对市内栅栏横行一事耿耿于怀，说：“有了汽车市内的栅栏一横，我看还得像重庆那样用十一号！”
蒋经国也骂道：“街头巷尾构筑那些无用的木栅，真是自欺欺人。”
这时内务科长蒋孝镇慌里慌张地跑进来说：“由于从重庆走得慌，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今晚先生没有铺盖咋办？”
俞济时随即拿起电话，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通了阵子电话，再交代蒋孝镇说：“我向王主席商借了一套丝棉被子给先生用，你去取一下。”
次日中午，蒋介石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召至了黄埔楼，询问：“城内那些木栅栏是咋回事儿？”
王陵基解释说：“这是市民为了防止盗贼和战乱做的，修栅栏是经过我同意的。”
蒋介石不耐烦地说：“那我的车子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出城？”
俞济时马上插言说：“马上下令停止修建。”
在这防人甚过防贼的战乱年头，王陵基深恐蒋介石等人对自己产生误会，回去后立即下令强制拆除木栅栏，全城市民半夜被紧急动员起来，“噼噼啪啪”开始拆除布设在城门口和各个街道上的栅栏。
次日，蒋介石在黄埔楼召集党政军各方要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固守川西北和西昌一隅，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图反攻。为此，他特命令手下大将胡宗南组织川西大会战。
12月3日，蒋介石突然又主动向张耀明提出，要检阅军校全体师生，再次鼓劲。
因为上次炮车出过差错，这次张耀明不敢怠慢，检阅台仍设在校内的中正台上，连夜组织师生把台上台下装点得花花绿绿，所有墙壁贴满了标语，操场上四处插满了迎风飘扬的彩旗。
次日只是天气不如上次好，阴云密布，川西特有的冬日浓雾直到上午9点多钟仍未散尽。因近日连绵阴雨，操场上积水遍地，显得泥泞肮脏，师生们站在操场上，军靴和军装大多沾上一些黑色泥巴，加上寒风呼啸刺骨，散布在学员队伍中的侍卫们发现他们的军容稍稍有些不及上次。
9时半，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等人陪同下，步上中正台。
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乐声中，升旗仪式开始了。在几名军校学员的护送下，青天白日旗帜沿着旗杆徐徐拉起，旗杆顶上的滑轮“吱吱呀呀”转动着。突然，随风飘荡的旗帜升至旗杆中间，“呼啦”一声，不知何故，升旗的绳索从中间绷断，旗帜与绳子从旗杆滑轮上一同摔落而下，掉落在地上。
这个突发事件把全场人员都吓懵了，待回过神来，立即抬眼去看蒋介石，只见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台上，一言不发，呆若木鸡。
这时的升旗学员赶紧捡起地上的旗帜，以最快速度放倒旗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挂上绳子，而后，快速升起那面被泥水弄得泥巴斑斑点点的旗帜。
落旗事件重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他本已准备好的训话被噎得荡然无存，仅仅说出“同学们”一句，便嗓子嘶哑，干咳了几声后，满面愁容地说不下去了……
咋办？有了上次的经验，阅兵总指挥立即进行下一个项目，大声宣布：“变换队形，开始阅兵。”
谁知这时蒋介石一改往日阅兵习惯，独自走下中正台，同队列中的师生一一握手，这一握手，一个队列一个队列地进行，竟然长达一个多小时。
事后，竺培基大惑不解地对侍卫官周天声说：“先生阅兵，改成握手做什么？”
“是呀，好像大有惜别之情……”周天声想到这一点，赶紧自己捂住了嘴巴。
当日下午，蒋介石批准军校撤离计划，决定军校各学生总队及军校勤务团、教导团、军官教育队等部队于翌日开始动身，西移转至云南腾冲一带。为不致使自己的防卫力量减弱，他特地留下第二总队总队长李邦藩率该总队暂留军校，专事护卫任务。
晚饭前，蒋介石别出心裁，亲自授意张耀明放映电影《文天祥》，一是为明日将离校西移的学生“壮魂”，二是为留校护卫的第二总队学生兵灌输“忠贞不二”的“文天祥思想”。
第二日，蒋介石下令将军校进修学习的高官要员的子弟空运台湾，计200余名高干子弟，其余没有好爸爸的全部开往云南。而后，俞济时下令军校全部戒严，不准留校护卫的第二总队师生随便出营门一步。宪兵在军校四周高墙上拉起了电网，蒋介石和侍卫乃至第二总队一起住宿在军校内。
蒋介石蜗居在黄埔楼，深居简出，遥控指挥西南战局。但是戒备森严的北校场依旧接二连三地发生咄咄怪事，让警卫人员防不胜防。
12月5日一大早，施觉民特别警卫组的一名卫士上厕所，把解下的佩有两支日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木门上，蹲在茅坑斜眼一瞧：木门上的腰带和手枪竟然转身之间不翼而飞。卫士惊慌失措，提着裤子追将出来，“贼”呢，连人影也没见着，吓得尖声大喊：“抓贼啊！抓贼呀！”
消息传出，举校震惊。张耀明怀疑说：“这是有人图谋不轨！”
俞济时则说：“矛头是直接指向委座。”
于是，凄厉的警报响起，全校进行紧急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这日，蒋介石本准备早饭之后到市区去转一转，此事一出，出于安全考虑，侍卫人员不得不将此安排取消。这使得蒋介石闷闷不乐，窝在黄埔楼，只是在吃午饭和晚饭时把胡宗南、王陵基叫来，询问了一下成都市区及城外的情况。
晚饭过后，据各方反馈来的消息，一切平安，蒋介石绷紧的脸才稍稍松弛下来。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半夜时分，军校内黄埔楼下门边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响。卫队如临大敌，倾巢而出。刚刚睡下的蒋介石也被枪声从床上惊起。白天丢枪，此时枪响，惊魂未定的他的第一次反应就是：“第二次西安事变爆发！”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准备奔命而出。
但是，当他穿着拖鞋跑到楼下时，楼下发出一阵嘈杂吆喝声后就平静下来，再也没听见第二声枪响。这时蒋孝镇跑来报告说：“有人走火了！”
“咋回事儿？”蒋介石虎着脸儿问道。
“是一位名叫张宗禹的广西籍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在站岗时抱着枪进入梦乡，糊里糊涂地把打开保险的扳机压了下去，致使枪走了火，子弹穿着岗楼顶板，冲向天空。”
蒋介石转身说：“把张耀明叫来！”
张耀明才下令把张宗禹扣押起来，立即跑步赶来黄埔楼。蒋介石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正言厉色地说：“你要认真清查军校内部不稳定因素。”
张耀明岂敢怠慢，天一亮，就发动留校的第二总队和未走的师生进行大清查，并要求大家“相互进行检举揭发”。
于是，一名叫王北岳的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浮出水面。他是由北京大学考入军校的，平时喜欢写一些小诗，自诩“东方歌德”，时常偷偷背着人看一些进步书籍，因而许多同学怀疑他是地下党。以前因无真凭实据，不好检举，这次军校勒令清查，有人将他揭发出来了。张耀明立即下令：“把他禁闭在草堂寺。”
随后，进行军事法庭审判，他被送进监狱，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还有一个湖南籍的学生也在“相互检举揭发”中当作嫌疑犯抓了起来。此人弱不禁风，在草堂寺关禁闭时，吓得几度昏迷不醒。后经审查，确实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平时爱说一些夹枪带棒的讽刺挖苦话而已，几天后就放出来了，还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次军校大清查，并没查出共产党。张耀明向蒋介石和俞济时作了一次专题汇报，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了，枪走火之事因为时局日趋紧张也不了了之。
其实，真正的危险此时又在向他们靠近。
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成都设有一个留蓉工作部，地下党唐会昌等人从报纸上获知“总裁驻节军校官邸”，立即找到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和副书记吕振修，说：“为迎接成都解放，我们何不擒贼先擒王，干掉蒋光头？”
“如何去干掉他？”王逸平问道。
“他住在中央军校的黄埔楼，我们利用城北菜地中的草棚作掩护，炮打黄埔楼，就一定能炸死他。”
“是啊！多好的方法！”
留蓉工作部党支部同意了，并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被地下党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团长姜期永。
姜期永随即命令手下亲信在北校场外的草棚内秘密设置了一门迫击炮，将炮口对准黄埔楼，说：“只要一声令下，便可将黄埔楼炸几个大窟窿。”
“好，好！”唐会昌说，“只要墙倒楼塌，蒋介石及其卫队必死无疑。”
谁知偏巧俞济时派了一名侍从人员跑到成都的励志社打招呼说：“总裁可能晚上要到励志社住宿，望做好准备。”这个情报马上送到了留蓉工作部党支部。王逸平和吕振修等人立即召集支部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有人说：“老蒋住处飘忽难定，行动诡秘难测，炮打之时，万一他不在黄埔楼，下一步就难办了。”
“是不是他们听到什么风声了？”有人说，“我们要炮打黄埔楼，老蒋就不在黄埔楼住宿。说明情况已变，炮打之举太冒险了。”
“是呀！万一炮打黄埔楼失败，军警必定在城内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会伤及无辜市民，也给我们的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与上级‘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方针大相径庭。”
众人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认为炮打黄埔楼的计划有些冒险，于是决定立即停止，随后，设在菜园草棚内的迫击炮也悄悄地撤了出来。
事实上，蒋介石并未迁出黄埔楼，俞济时的“空城之计”使得蒋介石再次死里逃生。
这时解放军已解放自贡、富顺、内江、江安和荣县等地，四川大部分地盘成为解放军的地盘。蒋介石父子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了。
12月7日，蒋氏父子邀张耀明共进午餐。席间，蒋介石突然问起军校学生的战斗力，并吩咐说：“立即把军校学员武装起来，组成战斗体制。”
张耀明把饭碗一放，当即下令分发军械库内的全部库存枪支弹药到第二总队和其他少数留校师生。
因为武器用一层层防锈油纸裹着，应急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军校下令学员赶紧启封、擦拭，并派出教官带着他们去在校北门外实弹试枪。谁知这些平时很少打实弹的学员为过枪瘾，拿出整箱整箱的子弹，“乒乒乓乓”打个不停。枪声如爆竹般震响在军校墙边。对枪声十分敏感的蒋介石如坐针毡，以为地下党发动暴动，不停地向窗外张望。而窗外却一切平静如初。再问蒋孝镇，回答说：“黄埔楼周围，军校值勤学员和侍卫人员在附近站岗放哨。操场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并无临战征兆。”
蒋介石大为诧异，吩咐说：“把顾祝同叫上楼追问缘由。”
随行的“国防部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上楼后，如实相告，说是军校在试枪！气得蒋介石破口大骂，一会儿说他浪费子弹，一会儿说他不知敌情，有意制造混乱。顾祝同下楼后，立即对张耀明下令：“今后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违者枪毙。”
下午和晚8时，蒋介石发出两道命令：立即枪杀狱中政治要犯；国民政府迁设台北。消息传出，滞留在成都的高官要员无不人心惶惶，大为震惊，纷纷奔走相告说：“快快准备，留在成都的时间不多了。”
深夜，军统特务开始处决狱中政治要犯。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寒风刺骨的冬夜，惊醒了黄埔楼上的俞济时。天还没亮，就把负责市内治安的人叫来，责问夜中枪声从何而来，待知原委，方才松了一口气。
12月8日下午3时许，蒋介石问道：“楼下怎么这么嘈杂？”
“一些人正在找行政院的人，想弄到飞赴台湾的飞机票。”侍从人员说。
蒋介石吩嘱说：“别管他们，我们准备到市区转一转。”
蒋经国和俞济时商量了一下，决定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卫士，加上司机一共五个人，乘一辆汽车出军校东门，由城西门、南门、东门、市中区、北门的顺序巡视市区。小汽车窜出军校大门后，街头巷尾已是人群拥塞，车辆往来。小汽车穿梭其间，并不引人注目。
6时半，蒋介石一行人在暮色中由正门又进入了北校场。
12月9日下午2时，俞济时小心翼翼地进来想蒋介石报告说：“张岳军在昆明被卢汉扣留。”
“怎么回事儿？”蒋介石有些意外。
“卢汉通电投共了。”
随后，又传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先后在各自驻地宣布起义。固守川西北、建立反共基地的虚幻防线至此完全崩溃。蒋介石大骂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人是“叛徒”、“投机分子”。
卢汉起义后，前度被施觉民派去昆明的那个特别警卫组也随之完蛋了。
同一日，西南好几位重要人物宣布投共起义的消息传出，中央军校内一片混乱，蒋介石气得连晚饭都没有出来吃，接连把一日前任命兼任西南军政长官的胡宗南叫上楼三次，进行“当面授计”，把胡宗南忙得满头大汗。
原来蒋介石决定要离开成都了。
半夜时分，俞济时吩咐蒋孝镇：“派人将当初从王陵基主席那借来的那床丝棉被子送去。”
蒋孝镇赶紧叫上一名侍卫抱着被子，赶去王公馆。
这时蒋介石已要动身了。但是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他把蒋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带头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中华民国国歌，很是伤感。竺培基无心唱什么“国歌”，赶紧上前说：“军校前门出现可疑人物行踪，是否可从东门或后门绕道，再由装甲车护送出成都南门？”
蒋介石厉声呵斥道：“我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
施觉民赶紧打电话商请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西南军政副长官杨森协助，设法引开校正门附近的嫌疑人员。
一折腾，就已是12月10日清晨了。蒋介石、蒋经国、谷正纲、陶希圣、俞济时以及秘书沈昌焕、曹圣芬一行人与留守军校的顾祝同等人告别。而后，蒋介石一行由第二总队一个大队乘车护送，出军校正门，直驰新津机场而去。
当王陵基接到侍卫急急忙忙地送来的被子后，立即意识到蒋介石要走人了，心想他什么也没交代，自己怎么办啊？立即开车赶去。在军校门口，劈面迎上蒋介石和一大群人的汽车鱼贯而出。他们见到王陵基的汽车停在路旁也没人和他打招呼，直向大街疾驰而去。
王陵基立即吩咐司机说：“快，快，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去凤凰山机场。”
当他急急地抄近路赶到凤凰山机场时，蒋介石的座机和侍从机停在那里，可连一个警戒兵都没有。本来机场是由保安团警卫，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接任城防之后，另派嫡系部队看守。谁知盛文比蒋介石等人逃得更快，以致机场连一个看守都没了。王陵基远远望见毛人凤一个人站在飞机下，于是走过去，想和他打声招呼，谁知发现他的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别惊慌，好像生怕王陵基要武装扣留他。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成都附近有两个机场，一为凤凰山机场，这个比较近，一为新津机场，这个比较远。蒋介石一行人的车辆夹杂在装甲车行列中驶出，经武侯祠门口向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俞济时玩了个“瞒天过海”的脱身之计，故意让第二总队的学员大队护送着部分车辆前去新津机场，舍近求远，表面上是为了更加安全。其实兵分两路，一路浩浩荡荡地开去新津机场，蒋介石等人一路则悄悄地暗中脱离大队伍，突然转而驰往凤凰山机场。毛人凤是这个计划的策划人之一，暗中抢先带领保密局少数人员赶来了这里守备和等候，眼看王陵基意外地出现在机场，于是吓坏了。
而王陵基在路灯下望见毛人凤那副神气，也懒得理他，便独自一人站在不远处等候蒋介石等人的车队。一会儿，蒋介石等人的汽车小队驶到。蒋介石下车后，看到王陵基，也不打招呼，急急忙忙窜上了飞机。
这时当初和蒋介石等人握别的胡宗南也急匆匆地赶来了。蒋介石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没啥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说：“叫王陵基上飞机来。”
王陵基见了蒋介石后，他也没说什么，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取联系。”
王陵基也只回答了一个“是”。
既然要走人，连告诉说一声都不，“个人关系”无缘无故“恶化”到这种地步了，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王陵基于是连招呼都没打，走下了飞机。
随即，蒋介石的座机便轰鸣起来，起飞了。
而前去新津的那一路车队抵近新津机场时，果真遭到中共游击队的拦截，随行护送的第二总队学生大队立即还击，战斗十分激烈，“每当一名军校学生遭受袭击伤亡时，即以另一学生递补，以维护‘蒋公’之安全”。在飞舞的子弹中，“蒋介石”的车队终于穿过火力网，驶进了新津飞机场。不一会儿，“蒋介石的座机”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蒋介石的专机升空后，径直向台湾飞去。他“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四个小时之后，当再从飞机上往下望去，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蒋介石离开成都后，解放军大军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成都，胡宗南等部19个军、52个师全部被包围。王陵基败返成都，与第5兵团司令长官李文一起想往名山逃窜，随即在逃亡途中在江安，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残留在西南的国民党军各部纷纷投诚、起义。第15兵团司令长官罗广文准备起义，事先曾拉第24军军长吴中相一起行动。吴说：“这样做对不起先生（指蒋介石）。”加以拒绝，以后第24军溃不成军。12月23日，胡宗南逃往海口。
12月24日，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长官陈克非率部在郫县地区起义，吴中相只身从重庆逃到上海，由其在香港开轮船的亲戚带到香港，再转往台湾。
同一日，正副总队长彭斌、张佐斌、麦征甫率领内二警官兵在灌县发布起义通电。
25日，逃到成都的宪兵第24团团长沙吉夫等人在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吴天鹤等人的率领下发出起义通电。
27日，成都解放。
1950年3月，胡宗南彻底丢了西昌，辗转经香港去了台湾。至此，蒋家王朝在大陆的部队全部被消灭，蒋介石丢失了在大陆的所有地盘。
§§第七章 台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