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下一篇《反省录》：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终于称共产党和解放军为“匪”了。大势不好，蒋介石的脾气也变坏，俞济时等人也日日诚惶不安。
眼看前线败仗连连，国统区反腐和要求和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妙计，以1948年为“宪政年”。何谓“宪政年”？就是在1948年“行宪国大”，即实行宪政。宪政是他当年与胡汉民争论议题的延续，其目的还是老指向——自己去当民国总统。
3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声势浩大的第二届国民大会，议题就是选举总统。警卫室派出人员参加会场的安保。然而，选举总统，其实谁都知道是走过场，蒋介石不可能把“领袖”之位让给任何人，将是“当然总统”。尽管他在会上表态坚辞不当总统候选人，4月19日，还是以2430票的高票“当选”，陪选人居正只得269票，35张废票。
在随后的副总统选举中，蒋介石内定为孙科，结果半路杀出程咬金，李宗仁也要求竞选。蒋介石措手不及，亲自登门去做李宗仁的工作，要求他放弃竞选。然而，势在必得的李宗仁不肯出让。结果，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蒋介石开始暗中拆李宗仁的桥，李宗仁除了自己出面外，连夫人派出了出面拉票，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李宗仁眼看难斗蒋介石的阴招，于是桂系宣布罢选，所属阵营的代表宣布离场走人。这样，孙科走进会场竞选，却发现代表席上人数疏落，只有自己的代表。结果，因为大会不足法定出席人数，主席团被迫宣布暂时停选。
眼看国民大会无法收场，新当选的总统处境尴尬，蒋介石下不了台，只好低头同意李宗仁参选。4月29日决选副总统时，蒋介石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最后，李宗仁以143票的微弱多数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听到广播李宗仁获胜时，一脚将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侍从备车。
上车后，侍从问道：“先生，开到哪里去？”
蒋介石一言不发。司机因平时他烦闷时总喜欢到中山陵去，于是向陵园驰去兜风。刚驰进陵园道上，蒋介石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
蒋介石才下车，又立刻上车叫：“再开出去。”
车刚驶入陵园，他又叫掉头回去。转回之后，又命司机开向汤山。随从侍卫见蒋介石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立即报告俞济时，赶紧加派车辆随行。
5月20日，国民政府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前李宗仁通过俞济时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
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
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
谁知在就职典礼前夕，蒋介石突然吩咐俞济时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俞济时赶紧派侍卫官通知副总统李宗仁，说蒋总统届时改穿军服出席。
国民政府花费巨资筹备的就职典礼十分隆重。当二十一响礼炮响过，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上台后，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学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样子，着中式长袍马褂。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侍从大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十分难堪。
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忿忿地骂道：“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了。”人家肚量小，有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侍卫副官的角色继续扮演下去。
随着所谓“民主宪政”的推进，在表面上，中国马上就要结束行之多年的“军人统治”，进入一个“文人政府”的新时代。但任何一个稍有观察能力的中国人，从当前种种迹象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是一种全然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当政者并没有任何还政于民的诚意和具体法。尽管如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还是得拿出一些表象上的做法，让人至少在表面上觉得中国是在朝民主的道路上走，于是蒋介石的警卫总队的编制也不得不随之进行一些改革。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为了给人以“政府文人化”的印象，决定将以前的警卫总队缩编为总统府警卫大队。经过新的改革，总统府警卫大队下辖六个队，由原警卫总队编遣后分散到各个队，以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排名一直到第六队。翁元等人被编进警卫大队第一队。编遣之后，剩余下来的少数人员分派到国防部警卫团，但执行的任务和警卫大队并无太大的差异，仍旧承担蒋介石保卫的外卫工作。
另外，蒋介石在总统府重新设立侍卫室。警卫总队改革后，楼秉国调离，石祖德以总统府侍卫室侍卫长身份兼任总统府警卫大队队长。由于这时他还兼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之一首都警卫师师长，于是辞去警卫师师长之职，由赵霞接替。
赵霞是由蒋介石亲自点的将。
赵霞是湖南沅江县人，黄埔六期生，任过连长、参谋，后在陆大参谋班进修，当过郑洞国第8军军部参谋处长，继任该军第5师第14团团长，参加远征军，到过印度兰姆迦，任廖耀湘新6军参谋长，1945年回国后，出任青年军第207师副师长，驻东北抚顺。
在这次国民大会选举战正炽热之时，青年军第207师师长罗又伦调任新8军军长，第207师师长遗缺，赵霞眼巴巴等着上级下达的“接位”命令，谁知负责东北军政事务的长官陈诚派来自己的土木系亲信戴朴出任师长。赵大失所望，因此忿忿离职，跑去南京，找到自己的老长官——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的孙立人诉苦，希望他为自己推荐新职。
恰好没过几天，蒋介石召见孙立人，问及每况愈下的东北战况时，孙立人把自己所知的情况说了一些，最后说：“青年军第207师副师长赵霞知道详细，此人现在南京。”并把赵霞的住址写给了侍从。
第二天，蒋介石传见赵霞，再次询问东北军情。赵霞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侃侃而谈，把东北的情况作了系统的报告，又把他自己在新6军、第207师如何如何取得了多少多少战绩说了一通，并一吐胸中不平之气。过了一天，蒋介石竟然写下手令：“警卫师师长石祖德另有任用，遗缺由青年军第207师副师长赵霞调充。”
消息传出，南京军政大员认为这是一大奇闻，纷纷询问：“赵霞是委座的什么人？”回答却莫衷一是。赵霞接到手令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到警卫师上任了。石祖德表示欢迎，赶办交代，一心一意去侍从室了。
然而，就连他也料想不到的是，10月，首都警卫师扩编为第45军，赵霞竟然在几个月内由副师长升任为军长了。石祖德的老部队首都警卫师改番号为第97师，师长由青年军第208师副师长王晏清调充。该军三个师，两师担任南京江防，一师担任南京城垣守备。
蒋介石的这次“政府文官化”改革，虽然恢复了侍卫室，但改变了警卫大队的体制，还把首都警卫师转变为了战斗部队，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些改变竟然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悔之莫及的种子。这是后话。
改革后，石祖德为侍卫室侍卫长，竺培基和吴中相为副侍卫长，他们仍归俞济时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