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毓中到了侍卫组后，组长先给他阅读了侍卫官守则，又指示了一些侍卫官注意事项，就实地见习，正式上任了。
侍卫官的勤务仅有值班和随从两项，比当初特务组的工作单纯得多。所谓值班就是轮流在蒋介石办公室、休息室、卧室等门外负责护卫和听候吩咐；随从就是随侍在蒋介石身边负责警卫，也就是担任贴身侍卫。
张毓中担任外围警卫多年，在蒋介石巡视外地时也曾担任过类似侍卫官的勤务，因此对内围工作大致明了。不过，他第一次值勤的地方，不是蒋介石的官邸，也不是他办公室，而是奉化溪口的坟庄。
坟庄就是蒋母王太夫人的墓园。
为纪念王太夫人，蒋介石在陵寝右前方数十公尺的一块小小台地上建造了一栋普通平房，命名“慈庵”。在张学良“军法审判”之后，1937年1月，蒋介石特地向国民政府“请假”——养病休养，随后，在侍卫们的护送下，和宋美龄冒着凛冽的寒风乘车回了溪口，一把住进了慈庵。
侍从人员住在离坟庄不远的几间平房和岗亭内。
他为什么住进了慈庵呢？按照蒋介石本人的说法，他已没一个亲人了。他不是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吗？谁知他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竟然丧了小命。
蒋介石小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到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武山庙吃酒、看戏。他本有高血压，突然闻讯，因为惊骇过度，说了句：“倒了顶梁柱，以后吃什么！”当场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就一病不起了。
蒋介石刚返回南京时，他已经病危，其女华秀打电报向小叔陈述病况。蒋介石复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第二日，果然有人送来10支大人参。可蒋介卿已病入膏肓，无法挽救，于12月27日不治身亡。陈布雷收到浙江省政府打来的急电后，担心蒋介石在事变中腰部受伤，病体未愈，听到这个消息影响情绪，有损健康，没有马上把电报立即送上去，压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之后几天，他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蒋介石发现陈布雷神情异样，便问：“布雷先生，这几天你满面愁容，心中有什么事吗？”
陈布雷伤感地摇摇头，没有回话，缓缓地拉开抽屉，取出电报递过去，说：“先生，请看！”
蒋介石接过电报，悲叹一声，狠狠地把电报往桌上一扔，痛切地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响。
陈布雷立即劝慰他，蒋介石慢慢地开了口，说：“布雷先生，先通个电给浙江省政府，兄丧缓办，做临时入殓，停柩在家。”
于是蒋介卿死后，并没有安葬，只是草草做了处置，一直停柩在家里。
蒋介石这次回了家乡，不回丰镐房，“没了亲人”只是一个借口，主要是因为宋美龄同行，原配毛氏仍住在丰镐房，因此才住进了慈庵。
慈庵是一座三开间、一字形的中式房舍，中间是中堂，也是正门，没有任何摆设，门却经常关着，进出慈庵是右边厢房的便门。进门后，左边一间是蒋介石的休息室和卧室，右边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平房右边有一排厢房，是随从人员的办公室、寝室、厨房和卫生间。
蒋介石住进慈庵后，不论刮风下雨，每日早晚都偕宋美龄，双双并肩携手，步行到王太夫人墓前，行礼致敬，随后再回到自己的住处。张毓中等人随侍在身边。
但蒋介石住在慈庵后，虽然说是休息疗伤，实际上一没安葬老兄，二没有养病，天天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手下干这干那，日夜“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很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侍卫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一天早晨，张毓中听见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12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
原来蒋介石吃亏后，不但不放回张学良还决定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进行“分而灭之”，先分开，把东北军调开西北，再以整训为名进行削弱。因为东北军不愿意离开，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飞机去进行轰炸。张毓中一听，心里急了：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但下午2时左右，何应钦回电报告：“……下午天气很坏，空中能见度极低，不宜飞行，轰炸拟延到明天，视天气转好后，再开始轰炸……”
因为有了这半天一夜的耽搁，何应钦进行斡旋缓冲。东北军因为没了张学良，失去主心骨，内部纷争，终于被何应钦等人用种种分化办法，使东北军贯彻蒋介石的命令，转移去河南。
随后，蒋介石日日召见戴笠和张冲，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派专机接他们。戴笠的来往与调防和整训东北军有关；张冲则专门在东北军中进行协调、沟通，对东北军进行软化。
蒋介石策划着瓦解东北军的种种计策，工作之余只要一静心下来，就唉声叹气，夜间作噩梦，大声说梦话。夜深人静时，在外面值班的侍卫也能听得到。一次，半夜之分，张毓中听到蒋介石卧室中发出“沙沙”之声，大吃一惊，耳朵贴门去仔细倾听，原来是蒋介石做了噩梦后在做祷告。事后，他对王世和说：“西安事变之后，先生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胆子太小了！”王世和做着鬼脸说。
在张毓中眼中，小小的慈庵应该说是十分安全的，没什么事情会发生。但还是有意外。一次，张毓中刚当完上午8时至10时的班，正要交差给侍卫官吴和兴，忽然听见吴和兴大声惊叫：“你干什么？”
张毓中回头一看，只见一中等身材的壮年男子挥拳朝吴和兴揍去，一记老拳当场击中他的鼻子，顿时血流满面。他立即拔出枪跑过来。吴和兴急忙说：“别开枪！自己人！”
随后，张毓中才知此男子正是蒋介石的亲侄子，曾被蒋介石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谁知到了外国竟然神经异常，不得不回家赋闲。今日来访，是因为父亲蒋介卿的什么事情相求于蒋介石。吴和兴是溪口人，当然认识他，见他擅闯蒋介石寝室，于是就进行拦阻，准备按照程序去先请示。结果，就惹怒了他：“我去见自家叔子，你管得着吗？！”一发怒，出手就挥拳打人。
这时蒋介石从房中也闻声而出，见是自己侄儿，不觉大怒，严加痛斥，并命武装卫士：“将他拿下。”
把这“神经病”关起来后，张毓中对吴和兴说：“想想，真险！”
“他力不大，我让他才挨打的！”吴和兴说。
“哈，我不是说这！”张毓中解释说，“幸亏他晚来十分钟，如果早来一点点，我还在当班，不认识他，又不知他的精神状态，一旦闹起来，定会拔出枪，将他制伏，那可就出大事了！”
“神经病”被关在慈庵的平房后，他的母亲单氏跑过来向小叔子求情，蒋介石死活不放人，说：“在西安就是没执行好侍卫纪律，才导致我被人扣押为人质，他爹爹也因此被吓死！”
之后，蒋氏不少近亲前来一再求情，蒋介石才下令将“疯子侄儿”释放。
慈庵不安宁，蒋介石也不安宁。在溪口休息疗养了几日，他好像有些厌倦了，腰伤还未愈，不宜多动，他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去庐山、杭州等处进行游览。
谁知他才到杭州，侍从室又获得消息：溪口老家又出事了。
什么事情呢？还是和死去的副侍卫长蒋孝先有关。
原来溪口不仅是蒋介石的老家，也是死去的蒋孝先的老家。蒋介石回到溪口后，虽与关押在雪窦山的张学良近在咫尺，却没有相见。张学良住在一家招待所与雪窦寺不远，因为百无聊赖，常去雪窦寺观光解闷。一日黄昏前，他游山后坐着滑竿归来，突然远远看见在雪窦寺庙门前一个女人在指手跳脚，听不清在骂谁。走近后，骂人的赃话听清楚了。她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本人。
这个妇人就是蒋孝先的妻子袁静之。
她在雪窦寺做佛事超度亡夫时，见着蒋孝先的老部下、宪兵团特务连长陆文康，获知张学良被软禁在附近的旅社，于是准备“复仇”。这天，她从陆文康嘴里获知张学良去游山观景了，于是悄悄潜伏在寺门口找机会泄恨。
当张学良路过寺前，袁静之上前厉声责问：“你就是张学良么？”
张学良一愣，回答说：“我正是，你为什么骂人。”
“呸！”这袁静之虽出身大户人家，此刻全然没了大家闺秀的风度，对着张学良又是吐口水，又是用奉化俚语对张学良进行谩骂，“什么不得好死”、“什么祸国殃民”，什么话都骂出口。张学良见状，知道惹不起，赶紧走人。
事后，张学良才知是蒋孝先的太太，先是很不高兴，既而一想，妇人无辜，既然蒋孝先人都死了，那就让让她吧，于是叫人向袁静之传话：“蒋孝先之死，系乱中被杀，并非本人下令。现人死不能复生，这堂超度佛事所需之款，由我承付，作为补偿。”
结果，张学良的钱款一到账，袁静之再也不记张学良的仇了，反而到处宣扬说张学良的好：“少帅是受骗的，啸剑（蒋孝先字）系误杀，少帅蛮大方的哦。”
但这骂人之事传到杭州，宋美龄打电话找到宪兵司令谷正伦，将陆文康连全部调开，另调宪兵第8团第7连执行监视任务。
蒋介石对这些小事不管不问。虽然腰伤没好，可他像突然得了什么怪病似的，天天不顾伤痛，四出游览，游了杭州，游庐山，时而搭飞机，时而坐汽车，时而乘军舰，结果，不胜舟车劳顿之苦，腰伤久久不愈。宋美龄苦口婆心劝他：“你应该静养就医！”可他始终充耳不闻。
最后，宋美龄生气了：“你要游就去游吧，我不陪了！”撂下蒋介石，气呼呼地去了上海。
蒋介石一向对老婆情深，需要形影相随，一旦夫人不在身边，就会心烦意乱，坐立难安，侍卫们悄悄地相互警告说：“到了该小心的时刻啦！”
侍卫们马上就察觉出蒋介石有些苦闷了，在服勤时，特别地谨慎小心，以免无端被骂。蒋介石苦闷归苦闷，但好像没走出“旅游症”，又坐中山舰去游镇江、焦山，随后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之后，才情不自禁地命侍卫官蒋恒祥：“你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
谁知蒋恒祥去了后，马上就回来了，报告说：“夫人似乎余怒未消，不肯前来。”
蒋介石只好叹口气说：“那有啥办法？只好我亲自去迎接。”
蒋介石亲自去上海“迎接夫人”，结果却把自己留在了上海，且在夫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住进了中山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