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赞同日军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驻兵（这为1937年“八一三”事变埋下祸根）；6月，不顾外敌威胁，以武汉、庐山为中心，开始进攻红军。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更好地“剿共”，蒋介石听从江苏省主席熊式辉的请求，将海陆空三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立在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接着，蒋介石又接受了谋士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随他的参谋人员和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等人员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编制之内，调总司令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任侍从室主任。
新组建的侍从室机构共分为一个室四组，第一组负责警卫，由军委会特务团团长王世和兼任组长，下设侍卫官与特务员；第二组负责秘书，以毛庆祥为组长；第三组负责调查记录，由邓文仪出掌；第四组负责总务，陈希曾任组长。此外，附设侍从参谋三人，专为蒋献策。
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兵遣将。
这时日军仍然对中国咄咄逼人，全国人民原以为蒋介石复出后会成为抗日救亡的顶梁柱，此刻见他高调唱着“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中央日报》拼命为之“鼓与吹”，政府上下对抗日并不买账，反将重心放在“剿共”上。各地抗日救亡的呼声继续高涨，一浪高过一浪，民间纷纷组成“锄奸团”，甚至有人放言要刺杀蒋介石，以达成抗日救国的目的。“一条道上走到黑”的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人身安全也成问题了。为了保卫蒋介石，王世和日日十分谨慎地布岗排哨，随后找到熊式辉说：“先生驻地要精心布防，不能出丝毫差错，否则，你我难逃干系。”
熊式辉不得不将自己的亲兵卫队拿来护卫蒋介石，并且派自己两个侄子熊滨、熊渭从安义原籍招募了100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名为江西省政府卫队（简称府卫大队），选派嫡系第5师时旧部蔚鸣宣任大队长。府卫大队的服装一律仿照中央宪兵团的服装式样，官兵都是黄色厚呢军服、军帽，翻面皮鞋。薪饷也比一般军队高；每星期外出野操一次，服装整齐，招摇过市，人称少爷兵。有了这些护卫措施，熊式辉以为万无一失了。
一日，王世和找到熊式辉说：“先生说百花洲太吵闹，希望于军务之外找一个环境较为安静幽美的地方作为休憩的行馆。”
熊式辉便命令自己的秘书长刘体乾寻找，随后回复王世和说：“觅得江西省科学馆新建楼房一栋。”
王世和先去查看，此楼房四面筑有围墙，坐落在中山路东头，与南昌行营同在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远，环境也不错，表示满意。
蒋介石对吃不太讲究，只要宁波风味就行，不知何故对住却十分讲究。随后，他本人由熊式辉、刘体乾、王世和陪同前往察看，也表示满意，于是就住了进去。
谁知他住进行馆不久，一天深夜，突然老天爷下起了大雨，暴雨竟然冲倒行馆围墙一角，砰的一声巨响，把蒋介石从梦中惊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忽然又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雨来啦！”喊者说的是南昌土话，蒋介石心一慌没听清，满脑都是“匪情”的他以为是“匪来了！”，吓得连爬带滚，跌倒在楼梯中间……
这一跌不要紧，当侍卫人员跑过来把他扶起来时刻，竟然跌伤了脚部。
这时府卫大队荷枪实弹对着围墙一阵狂扫，空忙一场，也不见半个“匪”影。
王世和等人蒋介石抬到楼下坐定，立即派人去察看究竟，才知是围墙倒塌。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对着王世和举拳就要打：“看你找的好地方！如此粗心，不听话，有意陷害我！”
王世和挨了打，怒气冲冲地打电话斥责熊式辉：“新建围墙何以一下雨便会冲倒？！”
“这……这……”熊式辉哪里知道？
“你们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就是给谁也不办好事！建筑豆腐工程，记住害人终要害己！”王世和撂电话了。
这话说到熊式辉的软肋上了。他立即叫来刘体乾，责他办事太不妥当，下令：“一定要彻查严究。”
刘体乾见出了乱子，不敢怠慢，不等天明，即派府卫大队长蔚鸣宣带同卫兵多人，把省科学馆馆长刘鹤晃、建筑厂商裘景然两人从床上叫起，五花大绑押解到省府，硬以“营私舞弊”、“偷工减料”的罪名移送法院，并呈报南昌行营。
这方才对王世和和蒋介石有了一个交待。
后来，馆长刘鹤晃托人重金疏通，以房屋并未验收为由，经保释了事。而建筑商裘景然则被判处徒刑，坐了两年监狱。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南昌受了惊吓，觉得晦气，遂离开南昌，移往武汉，住在汉口怡和村，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继续组织对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王世和和侍卫们一起住在怡和村，这是租用的一栋教会的房子，房间不多。铁道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何竞武兼任“剿匪”司令部平汉路运输司令、护路司令，为了讨好蒋介石，特意给王世和和第一组送来一卡车西瓜，由于屋内没地方放，只好卸在门外。蒋介石回来一见，问知是何竞武送来的，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大骂说：“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说罢，气一上来，把西瓜打破了好几个，命他立刻运走。
在此之前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在1931年10月蒋介石平定天下后，到杭州澄庐休假。当时浙江省会公安局长何云，当过黄埔军校的副官，见蒋介石天天在楼外楼吃香喝辣的，于是派人给在澄庐守家的侍卫人员送来六大盆的佳肴。结果，众人正在进膳时，蒋介石夫妇回来了，蒋介石一见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盆，对王世和和何云大骂了一通。
前账后账一起算，这次蒋介石终于不饶王世和了。由于王世和“舞弊受贿”，被蒋介石调为参议闲职，由侍卫参谋宣铁吾接任他的侍卫长之职。
蒋介石为什么三番五次不准王世和“受贿”，并且这次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呢？一是王世和当年在宁波有过“劣迹”，在蒋介石脑子里已经有坏印象了；二是蒋介石担心他吃人家的拿人家的，口软手软，学明朝和清宫的宦官向自己进“谗言”，自己万一不察就被他“迷惑”了。
但是，蒋介石最为关键的赶王世和走人的原因，是因为宋美龄对王世和不满意。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就一直叫蒋介石“达令”。达令系英语Darling-—亲爱的——的发音。蒋介石没学过英语，宋美龄称他“达令”，他学着样儿，于是回称宋美龄“达”，那“令”也没了。两人这般亲昵的称呼，让识字不多的王世和很是不理解，听着一个叫“打铃”一个叫“打”的，私下就对人说：“什么打铃打铃、打打打的，一不是学堂上课，二不是食堂吃饭！打铃打铃，你们看，这洋话说的啥玩意儿！”他的理解让许多人哄堂大笑。
谁知竺培基偷偷地把他的话语告诉宋美龄，于是宋美龄就认定王世和“土”，加上认为他是“原配毛氏的人”，于是一直揪住他的“土”、没有文化在蒋介石前面做文章。蒋介石一贯是女人面前耳朵软，宋美龄说多了，就对王世和越来越不顺眼，看不惯了，就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叫他卷起铺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