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力挫群雄，终于实现了武力统一，踌躇满志，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推进宪政，于是将1931年定为“宪政年”。
谁知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
胡汉民曾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国民党内资格、声望都比蒋介石高。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靠着武力才与汪精卫、胡汉民并驾齐驱，被称为“三驾马车”。但胡汉民于1925年8月因廖仲恺被刺案嫌疑，一度被迫出国“考察”。1927年，宁汉分裂时，他转而支持蒋介石，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与反共清党，并于1928年出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
但是这次这位政治盟友为何反对蒋介石搞宪政呢？宪政就是“以宪法治国”。搞民主还不好吗？其实蒋、胡之争的关键，并不在于搞不搞宪政、制不制订约法这个骗人帽子，而是在于搞宪政、制定约法了谁去当总统。蒋介石有心去当总统，而胡汉民却死活不肯，因此，两人形成顶牛之势。
蒋介石做这类事情，一贯是先做后说。此刻，各地已推选了开会代表，国民会议召开在即，而由于胡汉民“横生枝节”，制定约法的事一直定不下来，眼看会议就要到期了。蒋介石不得不请吴敬恒、蔡元培等元老多次去劝说胡汉民网开一面，可都是碰壁而归。胡汉民的理由是：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现在政府正处于训政时期，不具备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蒋介石急了，只好决定亲自出马。
1931年2月24日，蒋介石郑重约请胡汉民，专谈约法问题。在会晤中，他诚恳地说：“胡先生的主张，我都晓得的。可眼下国势初定，统一大局刚刚形成，民众盼望政府实施法制，其情当属合理。胡适先生曾发表文章大声疾呼‘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这是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呼声啊！我们应当顺乎民意，在这次国民会议上制定一部约法，颁行全国。”
胡汉民则以教训的语气说：“介石，我看你是没很好地理解总理遗教。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的重要著作，我亦参加若干意见，从没听过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制定约法’之语。这就是我不赞同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理由。如有人曲解总理遗教，以为国民会议可讨论制定约法，我不能不反对到底。”
话不投机，蒋介石本是来说服胡汉民的，结果，两人当场就争吵起来了。
这次见面，没有任何的结果。第二天，胡汉民竟然约见报社记者，把他反对制定约法的理由公布于众。
这让蒋介石大为生气，列了个名单，叫王世和派人通知了一些智囊和谋士前来住所商讨对策。
老哥们、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首先愤愤地说：“想不到胡展堂（胡汉民字）竟如此固执！什么约法之争，显然是他要你一切都听他的指挥。”
军委会秘书长杨永泰更火上浇油，说：“胡展堂以总理遗教解释者自居，俨然是总理的第一信徒。他不是反对制定约法，而是逼蒋先生交权，随后再由他来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一针见血正道出了争执的根子。蒋介石的盟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叹了口气，说：“国民会议就要召开，还无休无止地进行争论，争论只能阻碍大家。这年头谁不想去当官发财？我看对胡展堂得采取断然措施！”
连戴季陶的这一贯拿笔杆子的都说要动武了，蒋介石于是断然决定不再同胡汉民“舌战”磨时间了，立即采取强硬措施，搬开这块挡路的绊脚石。
2月26日，蒋介石叫来了王世和，当面交代一番，说：“一定要万无一失！”
随后，王世和派人给胡汉民送去请柬，邀他于28日到南京黄埔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官邸参加晚宴。
胡汉民不知是计，有宴会还不去？欣然应允：“届时一定到场！”
2月28日，胡汉民在立法院开了一天的会，累得筋疲力尽，然而还是驱车前往总司令部官邸，参加蒋介石摆下的“鸿门宴”。
为了假戏真做，当晚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请了两桌客人。像往常一样，到了8点钟的时刻，众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叶楚伧、邵元冲、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朱培德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济济一堂，众人谈笑风生。
但是，做东的主人蒋介石还在楼上，迟迟没有下来。突然，王世和跑下楼来了，大声招呼说：“所有长官的侍从人员都到侍从室休息。”
众侍从人员一起跟着他去了侍从室。坐下后，王世和郑重宣布说：“等一会有什么事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招呼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
这时随从各长官、要员前来会餐的侍从人员才发觉各处警卫不同寻常，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发生什么事。跟随军委会主任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的随从黄副官借口说：“我送公文皮包给朱老总。”溜进餐厅，把外面情况悄悄告诉他。其他几个侍从也学着样儿，找个理由，进去餐厅向各自长官传递消息。这一下，弄得本来热热闹闹的餐厅顿时鸦雀无声，有的人惊惶失色，有的人闭目凝神，各想各的心事。
隔不久，一位卫士跑过来，对王世和说：“胡院长到了。”
王世和赶紧跑去小汽车前，把胡汉民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他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进来两个卫兵，守住了门口。胡汉民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久经风云的随即就镇静下来了，不说话也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
当王世和引胡汉民进入会客室的时刻，他手下另几个侍卫以两人监督一人的办法，强制随胡汉民来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士按照他们的命令走，喝道说：“到警卫室去。”
他们一进去，侍卫就要缴他们的枪。他们哪里肯？立即又叫又喊起来：“你们凭什么缴我们的枪！”
“缴你的咋的！”
双方争吵起来，言语冲突，继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胡汉民的侍卫边打开扳机边说：“非有胡院长的命令绝不缴枪。”
王世和将胡汉民安置好后，也赶过来了，见两方剑拔弩张，吓得急忙退入里间，转而一想，万一他们火拼起来，蒋介石肯定怪自己草包。怎么办？他急中生智，派一侍从出去，对胡汉民的侍卫说：“奉蒋主席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
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们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扣留他？”
王世和派来的代言人根本不知胡汉民到底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胡蒋）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扯肉皮，只要交出枪，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是会交还你们的。”
可对方还是坚持不缴枪。他停了停，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耍枪，能行吗？”
这话竟然见效了。胡汉民的卫士悻悻地把枪扔了出来。
胡汉民前脚刚走进会客室，南京市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后脚也跟了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屋子一角。胡汉民发觉来人了，强自镇定，正要开口询问，国民政府秘书高凌百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胡汉民拆开一看，上面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说他身为立法院长，竟敢独持异议，“坚不顾有训政时期约法，曲解总理遗教”；越职失言，淆惑人心；一贯不听孙中山的话；反对政府，反对国民政府主席和党主席蒋中正（蒋介石字）；在党务方面专横跋扈，政治方面误国误民；经济方面贪污受贿，还破坏行政、阻挠法制、勾结西会议派等等等，条条罪行都是十恶不赦的。胡汉民看罢，气得浑身发抖，把信往茶几上一拍，大声喊道：“把蒋中正叫来，我要同他当面说话！”
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冲闻声进来，力劝胡汉民：“不要激动。”
胡汉民质问他：“我能不激动嘛？姓蒋的为何要这样做？你叫他过来，当面给我讲清楚！”
邵元冲说：“蒋主席说你很辛劳，休息一下！”
两人“舌战”时，暗中观察的王世和立即上楼，并且将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没有动，接着，邵元冲跑上来了说：“辩不过他。”蒋介石于是从楼上走下来，态度严肃，直入餐厅，随即，招呼众人说：“大家入座。”
接着，他在餐厅里开始训话，语音特别大地说：“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托付于他，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哪还有今天……”
他讲了好一阵，全场静悄悄的。
最后戴季陶酸不溜秋地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
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餐厅里的宴会客散了，还在会客室的胡汉民听到外面汽车开动的响声又静止下来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于是对看护他的卫兵说：“给我笔墨。”随即写了张条子，交给卫兵：“送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
约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在王世和陪同走了下来，走进会客室。蒋介石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胡汉民被激怒了，立即反问：“你想要干什么？总理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了吗？张汉卿（张学良字）真的拥护你吗？江西军事失利是小事吗（指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红军失败）？你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应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着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纪念周会上宣读总理遗嘱，都要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但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哪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什么法纪，礼义廉耻到哪去了？这样做，将会带来怎样后果，你想到没有？”
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这些“大道理”？最后只说了一句：“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随后，硬逼胡汉民：“究竟愿不愿起草约法？”
“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我绝对不能做！”胡汉民拿出宁死不屈的气概。
蒋介石立即拂袖而去。
当晚，胡汉民被王世和带着侍卫送去南京附近的汤山，囚禁起来了。
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宣布“胡同志”“积劳成疾”，辞去一切职务，任命林森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为副院长，立即制定训政时期临时约法。
3月7日，首都警察厅长吴恩豫把首都保安警察总队长卞稚珊叫到了办公室，随后，向他出示一份蒋介石手令：
“胡院长应即移住双龙巷孔宅（孔样熙公馆）。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
中正，3月7日。”
首都保安警察总队负责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和南京各城门的治安，专门负责国民党特权阶层人物的安全。但卞稚珊很奇怪：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何这回王世和插手？于是问道：“蒋主席还有其他交代没？”
吴恩豫说：“胡汉民反对蒋主席，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现在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警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这都是为了对付西南和外面一些人的责难。蒋主席交代，除了戴院长、邵副院长、吴委员（吴稚晖）三人外，其他人非有蒋主席条子，一律不准与胡会晤。明日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了。”
两人研究行动办法，吴思豫最后说：“你派一个中队布置双龙巷孔公馆；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管区警察局于明午将孔宅和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
随后，卞稚珊立即亲去双龙巷，视察现场，进行布置。
第二日下午6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过来了。胡汉民在女儿胡木兰扶持下下了汽车，进屋后，踉踉跄跄往沙发上一躺。卞稚珊上前问道：“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摆，大有卞稚珊与王世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样子。
王世和交接之后，立即走人了。胡汉民远远地望着他的背景，又撂下一句话：“不就一跟屁虫吗，何必在我前面硬充大头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