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虽然在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上偏重于对封建道德的践履，基本遵循程朱理学的途径，但由于面临阉党专权、国危民艰的严重现实，又促使他的忧国忧民的“实念”、“实事”的思想油然而生。
他说：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同上卷八《答朱平涵书》
这就迫使他把注意力趋向“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说：
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察，明辨的确，处处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先生(指高攀龙)曰：心为体，则身为用；身为体，则心为用。无用便是落空学问。
立本正要致用。(同上卷六《东林论学语》下可见，高攀龙对那些“不通事务，不谙时事”的腐儒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他们只会背诵经典，而不讲“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
他认为《大学》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目的就在于“治国平天下”。他把能否“治国平天下”，看作衡量学问之“有用”
或“无用”的尺度。他说，“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高子遗书》卷五《东林会语》)。这和李贽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王世贞《州史料》)的观点接近。
与“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紧相联系的，是他的“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同上)的观点。高攀龙认为“学问不是空谈而贵实行”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他说：
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如某人见地最好，与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内外不合，是以知虚见无益。(同上他反对谈玄说空，认为“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同上卷八)，宣称“东林朋友俱是者，不知玄”(同上卷六《东林会语》
下)。他发挥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观点，强调“学”、“习”、“时”三字的重要。他说：
此无别法，即如门下所谓知不能者，习之而已。
《论语》开卷示一“学”字，即示一“习”字，又示一“时”字。
学而习，习而时，自凡人作圣贤，不过三字立下见效者也。
(《高子遗书》卷八下《答陈似木》三这是说，“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的得来，以至“躬行实践”而“立下见效”，都得通过“学”、“习”、“时”的实践过程。因此，高攀龙在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的同时，强调“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否则，“有用之学”也会落空。故他一再反对空谈而“贵实行”。
此外，与“贵实行”相联系的，是他提倡“真”和“老实”的态度。
高攀龙根据荀子的“名实论”思想，提出“名者，实也。圣人言名，即是实”(《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的观点，反对虚假而不务实，强调必须有个“老老实实”的态度，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否则，便会弄巧成拙。他说：
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业。自古大人物做大事业，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同上高攀龙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是可贵的。但是也令人想到，正由于“老实”，他终不免“自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