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时候，国内、国外反映强烈，有些外国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此说了不少不好听的话。独生子女政策是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等特殊国情而做出的决定，也是实行“少生、优育、优教”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实行这样严厉的政策，我国现在每年还要纯增1400万～1500万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耕地、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又要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必要的。对此，逐渐取得了人们的认同。现在有不少国内的人士和国外的朋友，还有一个担忧，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孩子少了，出现了“四、二、一”格局，中国人又有特别爱孩子的传统，一家人围着孩子转，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孩子任性、孤僻、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把孩子养成了“小太阳”、“小贵族”、“小霸王”。10年、20年之后，这一代人踏上社会，怎么得了，不要成为垮掉的一代吗？这种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要看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到这种危险性，全社会都要来关注这个问题，努力避免这种前景。但也要看到另一面。第一，由于80年代初，政府考虑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放宽了农民家庭的生育政策，如允许独女户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等，所以，实际上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普遍。如1989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中，一孩占49.5%，二孩占31.2%，三孩及以上占19.3%。当然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要多得多。第二，对于独生子女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因为是独生子女，家庭就有比较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优育、优教(这在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水平的阶段尤其重要)，独生子女可以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有利于长身体，可以得到较好的受教育的条件，有利于智力发展，另外，这些孩子长大懂事以后，因为意识到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日后的供养也都在他身上，会激发他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励他奋发、上进。从历史上看，相比较而言，一些长子(女)独生子(女都比较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这同自小有这种责任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一代几代独生子女，会继承发展我们已经开创了的现代化事业，会比我们干得更好的，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二关于就业结构问题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6.81亿人(男16～59岁，女16～54岁)，按中位预测，到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为7.74亿人，2010年为8.65亿人，2020年为8.93亿人。达到高峰以后将逐渐缓慢减少，2030年为8.4亿人。从1991～200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为930万人。2001～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人口910万个，在未来数十年的较长时期里，劳动力供给异常丰富，但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今后20年里，我国人口结构仍处于壮年期，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的作用，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必要的积累，为以后老年型社会的到来做好必要的物质准备。
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138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21.2%，第二产业占51.8%，第三产业占27%。据有关方面预测，今后20年我国经济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产业结构也将有变化。到2000年，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占52.3%，第三产业占30%。到2010年，第一产业占17.2%，第二产业占52.8%，第三产业占30%。
1993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员为60590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为34792万人，占57.4%；从事第二产业13550万人，占22.4%；从事第三产业12248万人，占20.2%。在60590万从业人员中，如按城乡划分，在城镇就业的16156万人，占26.7%；在农村就业的为44434万人，占73.3%。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的职工为11094万人，占68.7%；在集体所有单位的职工为3603万人，占22.3%；在个体和私营单位的有1116万人，占6.9%；在其他单位的343万人，占从前述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不一致的。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产值占21.2%，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却占57.4%；第二产业产值占51.8%，而就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只占22.4%。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管理的体制。有城镇户口的人员，就业比较充分(1993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为420万人，失业率为2.6%)，而农村人口不能随意向城镇迁移。每年新增的劳动力10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户口，就在农村就业，他们每家都有耕地，习惯上把他们看做是自然就业。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就越积越多。改革开放10多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很大发展，但1978年农村从业人员为30638万人，1993年为44434万人，增加了13796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劳力919万人。这与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的状况是很不相称的。
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劳动就业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任务非常繁重。既要在保持劳动效率，并使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达到充分就业，又要改革、调整目前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就业不合理的状况，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协调。
就劳动力供给看，按前述预测，从现在到2010年，每年平均新增劳力920万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1993年农村就业的劳动力44434万人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34792万人。我国只有14.34亿亩耕地，劳均4.12亩，显然没有充分就业，据有关方面测算，现在农村有1.5亿个剩余劳动力。如果到年，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转到非农业就业，每年需要转移出450万人。这就是说未来近20年的时间里，每年要在第二、第三产业安排约1370万人就业和再就业，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更不用说还要解决现在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里因为改革而被辞退下来的人需要再就业的问题了。
如果能做到，今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又能使一部分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到第二、第三产业，那么到2010年，我们的就业结构就有较大的改观了。那时的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占34%，第二产业占36%，第三产业占30%，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基本接近。只要今后20年经济增长率保持8～9%的速度，坚持进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大力进行小城镇和城市化建设，大力发第三产业，那么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体制的推动，由于比较利益推动，高收入的刺激，从80年代中期，我国的劳动力开始流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其特征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中西部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流动，不发达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产业的劳动力向市场化较高的产业流动，国有企事业的劳动力向非国有企事业流动。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关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这就是出现了被称为“民工潮”的现象。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14亿多亩耕地就不够种了，农民要发展生产，要致富，就向城镇向第二、第三产业寻找出路。1984年，政府采取两项大的政策：一是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二是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这些年乡镇企业大发展，到1993年，乡镇企业容纳的劳动力已达1.12亿个，比1984年增加60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离土不离乡”的，虽然已经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但还居住在本乡、本村。另外还有一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到城市，到异地乡镇务工经商，实现跨省、跨区、跨县的流动。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如建筑业、运输业、环卫业和各种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城市的劳动力已不敷需要，或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重活、累活、危险的活，都需要由农村来的劳动力来补充。到80年代末，这些流入城镇的劳动力约有3000万人，1989年、1990年有所下降，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猛增，这才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被称为“民工潮”。这几年大致每年增加1000万人，有关部门估算，这支被称为民工的大军1994年春大约有6000万人。
民工潮的实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种转移是社会转型过程必然有的，所有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转型时期，因为原来的计划体制、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还没有相应的改革，所以出现了这种特有的“民工潮”现象，这是一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形式。好处是“民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潮”使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趋向合理，使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和产业得到劳动力的供给。如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城镇，珠江三角洲地区接纳了约650万个民工，长江三角洲地区接纳了约500万个民工，哪里接纳得最多，哪里的经济就发展最快、最繁荣，最有生气和活力。输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区也得到了资金、技术、信息等的回报，如四川省外出民工有600多万人(河南400多万人，安徽300多万人)，每年通过邮局等渠道汇回四川省的款项超过60亿元，比本省投入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还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当地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不利的一面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基本上是自发的，所以给交通、治安、民政、计划生育、城镇管理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不少问题。现在有关方面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社会舆论也变了，开始时把民工称为“盲流”、采取限制、排斥、驱赶的态度，现在好了，有认识了，总的是认为利大于弊。公安部门已着手要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劳动部门也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纳入自己的工作安排，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缓解和消除“民工潮”所引起的负面影响的政策和措施，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的转移能进入比较有序顺畅的轨道，以促进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变得更加合理。
三关于城乡结构的调整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效，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物质基础。但是，中国要继续改革和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农村至今有8.5亿人仍是农民身份，占总人口的72.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转为工人和职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克服重重障碍。
5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市民居住在城里，农民住在乡村，实行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分隔管理，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在1978年以前还限制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曾提出过“人心向农，劳力归田”的口号。到1978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28.4%，但当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1%。城市化率只有17.9%。
1978年后改革开放，这些年工业化发展很快，特别是农村办了以乡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到1992年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48%，农业产值只占23.8%。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的限制，直到1992年，11.71亿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72.4%。城市化率只有27.6%。
一般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率往往是超过工业化率的。美国在1870年工业化率为16%，城市化率为26%；到1940年工业化率为30.3%，城市化率为56%。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NP超过300美元之后，城市化发展都很快，往往都是超过工业化率的。
中国目前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1992年中国工业化率为48%，而城市化率只有27.6%，差20.4个百分点。低于目前世界城市化率个百分点。这种落后状况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不利于大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特别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民工潮”就是因为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进城务工经商，而受到诸如户籍管理制度等的阻碍而引起的问题之一。1993年冬政府决定：要“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将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1993年中国有560个市，其中中央直辖的省级市3个，地级市196个，县级市361个。有15230个镇，其中县政府所在镇1795个。另外还有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32956个。当年市镇人口33351万人、10075万户。今后，市和镇还会继续增加，城镇的规模和容量还会继续扩大。预计到2000年，市镇人口将超过5亿人，约1.6亿户，城镇化率将达到40%。到2010年，中国的市镇人口将达到6.9亿人，城镇化率将接近50%。
现在，关于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以发展大城市为主；一种主张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一种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这三派主张各有所据，言之成理。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现在实际也在实施这个方针。我原来也是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发展的道路，第一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第二步发展乡镇企业，第三步建设小城镇，这比较顺当，顺理成章。80年代初期，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小城镇对于冲破当时的城乡壁垒，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是，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真有相当多的农民在小城镇落户了，那还只是一个准二元社会结构，有人称为三元社会结构，20%多住在城里，30%～40%在小城镇，30%～40%在农村。这只能是一种设想，因为这是没有迁移的转移，只能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梯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