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魏小林来说，生而为魏文彬的弟弟，或许真是悲哀更多于幸运。没有一个这样出类拔萃的哥哥，至少他可以活得平静安然，虽然淡然。因为哥哥的缘故，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花花世界里的许多诱惑，而哥哥却又以铁一般的手腕钳制他的欲望，这实在称得上某种苦难。
坦塔罗斯的苦难，可望而不可即的苦难，最残酷的苦难。
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各种机会，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的哥哥毫不留情地剥夺掉这些机会。他的欲望一次又一次被激起，一次又一次被强行熄灭。他不想面对这些诱惑，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哥哥对他的禁锢与剥夺其实令他无比痛苦，但他不止要服从，还必须理解和赞同，并且向哥哥的无私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要打心底里愿意这样做。而他真的是这样地努力着。
他的命运，实在是远不如那些无从拥有也无从失去的人们。
14.10哥哥揍了弟弟一顿
魏文彬出去参加工作的时候，魏小林还不到3岁。魏文彬跟他的交流极少极简单。每年回去休假，弟弟见了哥哥亲得不得了，也生疏得不得了，一味地在哥哥面前跑来跑去，但又不敢真的凑上前去说话。他只是在哥哥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满心欢喜，又满心期盼，盼望着引起哥哥的注意。
弟弟10岁那年，哥哥才跟弟弟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交流”。“交流”的方式是哥哥把弟弟痛打了一顿。“我那回打得他好厉害。我怎么会打他呢？不是我要打他，是我那个父亲老告状，我现在也没弄清楚，我父亲为什么自己不打他，要我打他。他是不是要我承担起当哥哥的责任来管教弟弟。还有，大概他心里认为这个大儿子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所以把管教小儿子的任务交给了大儿子。”
“我那时在师大读书，回家休假。我父亲唠唠叨叨，说我弟弟专门干坏事，坏得古怪，别的小孩都想不出。他举一个例子，讲得我有点火了。山那边有一户人，牛鼻子不知怎么挣脱了，牛跑了。牛就拼命跑，人就拼命追，跑到我们这边来了，牛在前头跑得看不见了，那个人急得不得了，看见我弟弟在旁边，就问他，魏小林，你看到我的牛吗？他讲看到了。往哪里跑了？他指个相反的方向。那个人就顺着我弟弟指的方向拼命地跑，我弟弟就在他屁股后头打起哈哈笑。吃完晚饭以后，一家人都在外面乘凉，我喊弟弟到厨房里面，叫他跪下。厨房里面的蚊子啊，一把一把的，打个赤膊，让他在那里叫蚊子咬。过了半个小时，我问他认不认错，他犟起个牛脑壳，不作检讨，我就拿竹条子打了他一顿，痛得他遍地滚。弟弟后来三十几岁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讲这个事，控诉我的‘暴行’。”
日后，兄弟俩之间深入的交流依旧不多。对于魏小林来说，或许他该祈祷哥哥永远不要跟他有所交流才好。就像第一次一样，只要哥哥郑重其事地来找弟弟交流，几乎都是要逼着弟弟吃些苦头。
1983年，魏文彬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调往湖南电视台，由电台的一名普通编辑一跃而成为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官至正处级，与“县太爷”平起平坐。再回老家，便总是有县里的领导迎来送往。
第二年的清明，魏文彬回乡挂青，意外地发现自己家那个门低户矮的土房子前停着一辆县上的车。一问，不是来找魏文彬的，是来接魏小林的。
“我说你们接他到哪里去哦，说接他到县里去。接他到县里去干什么呀？说给魏小林安排了一份工作，招工。我就给他讲，这个事儿，你们先回去，我们再商量一下。”
魏小林欢天喜地地从外面跑回来，发现县里的车子不见了，只有哥哥在等他。
哥哥要跟他好好扯一扯。
这一扯就扯断了弟弟吃国家粮的希望。
“我说小林啊，我告诉你，你到外面去工作，并不是因为你条件好，人家是看着你的哥哥。为什么我们家过去多少年没有人来，谁也不认识你魏小林，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你哥哥当个这么不大不小的官，哥哥不想当个贪官，我们过去看上面那些贪官，我们都深恶痛绝，你大概不希望你哥哥当个这样的官吧。你就待在家里，农村里的政策也许一年比一年好，家里就我们两兄弟，哥哥会资助你的。他答应了，当然并不是什么笑容满面地答应了。他怎么会不想去呢。出农村，当工人，吃国家粮，那时候是天大的好事。你硬说他这时候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多高，是不现实的，我压着他，他不服从不行。”
“他死了以后，我跟你说实话，这件事我想起来悔，我不是个什么圣人，我悔得肠子痛。我顺水推舟笑纳人家一个好意，我弟弟的命运也许就不是后来这个样子。他也许就不会死得这么早。我千遍万遍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尊严和他的需求。”
这大概是魏文彬一生之中为数不多的痛苦忏悔。弟弟之死仿佛一面令他无可遁形的镜子，逼迫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审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生命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命运无可更改。魏文彬注定是这样一个哥哥，而魏小林注定是那样一个弟弟。
14.11尴尬的生存
1984年的招工事件之后，魏文彬禁止魏小林以他弟弟的身份去和当地的权力部门打任何交道。魏小林在家无所事事，跟父母一起守着一座烂土房。
魏文彬仍旧像从前一样，偶尔回家，跟弟弟的交流平淡而简单。弟弟见到哥哥，仍跟小时一样，既欢喜也生疏，大了，不再颠颠地跑来跑去，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神色郁郁。
这个哥哥喜欢说“事业为天”，他专注于自己天大的事业，对于其他许多东西不免就有所忽略。他下意识地认为弟弟以及其他所有的亲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事业是他的天，他是家人的天，他的事业就该是家人的天上天。所以他也下意识地把弟弟的某些欲望当成是对他事业的干扰，毫不犹豫地加以遏制或者扼杀，方式通常简单决绝，并不考虑弟弟的承受问题。弟弟当然无力抗拒他的意志。但有没有抗拒的能力是一回事，有没有抗拒的心思是另一回事。魏文彬后来感到可贵的是，弟弟对他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服从，自觉自愿地抵御诱惑，不在背后搞半点小动作。
“1986年，我们电视台播了一部电视剧《新星》，写一个县委书记锐意改革，高风亮节，一心扑在老百姓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我居然接到我弟弟的一封信，告诉我，哥哥，我懂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县里去工作，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你放心，我会安心在农村，我希望我哥哥当一个李向南那样的官。”
“我们兄弟俩真正的思想交流就这一次。我弟弟一辈子怕我，在我面前话都不敢多讲一句，只有这封信，讲了几句伸头话。我读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头一股说不出来的温暖和踏实。兄弟毕竟是兄弟，血脉相连，不管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人也就是这么怪，我弟弟写这封信，要我不操他的心，我却偏偏比任何时候都想操他的心。我油然而生一种兄长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我这时候就想起，我弟弟20岁了，该成家了，我们家的房子还是60年代修的几间土房子，破破烂烂，哪个女孩子愿意进门呢？我就帮他修了个房子。帮他修房子我还借了别人的钱。买砖、买瓦、买钢材、买树，一样一样帮他买，修了个小楼房，就在我们那个旧房子的旁边。”
魏小林后来在哥哥帮他修的小楼房里娶了妻，生了子。
但他的生存状态，始终是尴尬着的。他和那时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对城市生活怀着热烈的向往，山里头陆续有人出外打工做生意，但是他这方面的自由，受到哥哥严格的限制。他的婚姻没有维持几年，就宣告结束。他和自己的老父亲冲突不断，不至于不共戴天，但几乎不能共戴一个屋檐。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工潮”兴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魏小林在老家再也待不住，哥哥终于允许他来到长沙。其时魏文彬已经成为一厅之长，但是，他给弟弟提供的帮助，仍旧只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哥哥都能为弟弟提供的那些帮助。
“我跟你讲实话，当了厅长以后，要想照顾我弟弟，要想利用我自己的资源去拉扯一两个家庭，我不是做不到。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黄晓阳那本书记了我一句话，这句话我是讲得起的，‘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知识分子，很少受污染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讲我是纤尘不染的，但我还是比较干净的。我弟弟到长沙来以后，我跟他约法三章，你去做点小生意可以，广电的事你不准沾边。听不听都得听，我讲得很严厉。后来我妹妹跟我讲，你不要他在这里做生意根本不用你跟他讲，他自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