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为清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告密制度。她物色酷吏审讯人犯，对他们的做法大加赞赏，所以当时酷吏越来越多，主要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二十七人。他们先后杀了几千人，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恐怖之中，大臣们谁都不知大祸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每次上朝，都对家人说：“不知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来俊臣恣意横行，宗室朝臣又怕又恨，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告发他谋反，来俊臣于是被判处极刑，斩于街市。
武则天虽然在任用酷吏、屡兴大狱这方面下手狠毒，但是在用人方面却很有才能，善于提拔人才并委以重任，她所任用的狄人杰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狄人杰办事果断、公正。有一次，武则天想花费几百万钱造一尊大佛像，狄人杰劝谏：“这样做会加重百姓的负担。”武则天觉得有理，便放弃了计划。武则天用人不避仇冤。上官仪被杀后，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入宫为奴，武则天见她很有才华，便让她做了女官，让她批阅表章、起草诏命。扬州反叛时，骆宾王写了《讨武曌（zhào）檄》，攻击武则天，武则天见文笔精彩，很有气势，她不但不怪罪，反而拍案叫绝：“这样的人才，让他流落在外，实在是宰相的过错。”另外武则天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在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和一些官员趁机夺取禁卫军军权，杀了把持政权的张昌宗和张易之，迎接唐中宗复位。不久以后，显赫一时的女皇武则天就病死了。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子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
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
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但是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来。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中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土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萧踽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魏征直言敢谏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
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所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了？”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象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哩！”
公先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钢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鉴真东渡
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中，有一尊僧人的坐像，造型优美，形象逼真，被尊为日本的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这尊坐像塑的就是中国著名的高僧鉴真。他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历尽艰辛，到日本传教的事迹，至今还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传颂着。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密切了。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赴唐朝的使者）共14次，每次都在100人以上，最多的一次有650人。很多日本留学生进入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有的在中国居住20年以上，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唐朝也有许多学者到日本去，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江阳人。鉴真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他生在公元688年，父亲是个商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鉴真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那年就出家当了和尚。
经过佛寺里著名师父的指导，鉴真的佛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后来在长安的一座佛寺里受了具足戒（戒是佛教徒应当遵守的戒条、戒律。举行仪式，接受师父授给的戒条，叫受戒。具足戒是僧侣的最高戒律，受具足戒表明受戒人的学问已经达到高深的程度，有了讲授的资格）。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当他4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名扬四海的高僧，由他授戒的门徒达到4万多人。
当时，日本受中国影响，大力提倡佛教。他们依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还决定派荣睿和普照两位年轻的僧徒到中国学习佛学，并打算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
荣睿和普照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他们听说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就想请鉴真到日本去。公元742年，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向他说明了来意，鉴真见他们这样诚心，就问身边的弟子：“你们有谁愿意接受邀请，去日本国传经吗？”在场的僧侣谁也不吭声。过了半天，一个名叫祥彦的僧徒站起来说：“日本国离我们太远了，中间隔着茫茫大海，途中恐怕牲命难保，所以不敢去。”鉴真说：“为了传播佛法，怎么能顾惜生命呢？你们既然都不愿意去，我去吧！”僧徒见师父态度这样坚决，都很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
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准出国的。荣睿和普照通过宰相李林甫的哥哥、信奉佛教的李林宗的帮助，办好了鉴真出国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