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国之乱以前，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已经发动过叛乱，因为叛乱的范围比较小，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影响不大。比这两次叛乱更早一些，吴王刘濞也已经在准备叛乱了。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三十岁的时候被封为吴王，掌管东南地区三郡五十三城的封地。他倚仗自己封国内自然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大量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蓄积财富。他为了收买民心，宣布免除封国内的赋税，并且招降纳叛，拚命扩张势力，准备用武力推翻汉朝的中央政府。
汉文帝立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不久，吴王刘濞把他的儿子送到长安来，名义上是陪伴太子一块儿学习、玩耍，实际上是送个儿子到皇宫里作抵押，迷惑一下汉文帝，表示他并没有谋反的野心。太子刘启和刘濞的儿子都喜欢赌博，两个年轻人火气都很旺，赌着赌着就会吵起来，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架。有一次，两个人又打起来了。太子刘启顺手抄起赌博用的木盘，扔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刘濞的儿子给打死了。刘启派人把死者的遗体送回吴国去安葬。吴王刘濞看到儿子的遗体，先是大哭一场，接着怒气冲冲地说，“我和当今皇上是同一个爷爷的孙子。我的儿子既然死在长安，就应当在长安的皇陵里安葬，为什么要送回来？”他派人把儿子的遗体又送往长安，硬要在皇陵里安葬，用这种要挟的手段向汉文帝示威，并且从此以后，他就假装有病，不再到京城里朝见皇帝，更积极地准备造反了。
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王国叛乱事件，一些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大臣和官吏，都感到事态严重，应当迅速谋求解决的办法。有个叫做贾谊的大臣，曾经给汉文帝上书，指出当时王国势力过于强大，犹如一个人犯了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那么粗，一个指头肿得像一条腿，应当赶快医治才好。贾谊认为医治的办法最好是分割诸侯的王国，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也就不会造反了。太子刘启的管家晁错（晁cháo），也跟贾谊有同样的看法，建议汉文帝削减王国的领地，分散他们的力量。汉文帝明知他们的建议都很好，可是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能太性急了。他只是在齐王刘侧死后，因为没有儿子继位，才把领地最大的齐国分成了六个小国，又把曾经发动过叛乱的淮南国分成了三个小国。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在四十六岁那年去世了。太子刘启做了皇帝，就是汉景帝。汉景帝任命自己的管家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又一次建议削夺王国的领地。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为儿子被打死，假装有病不来朝见天子，这种狂妄的行为，按照古代的礼法应当杀头，现在他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应当趁早削夺他的领地。”汉景帝说：“削夺他的领地，他造起反来怎么办？”晁错说：“削夺他的领地，他早一点反，危害小一些；不削他的地，他晚一点反，准备得更充分了，危害就更大。”汉景帝认为晁错说得有道理，就开始实行削弱王国的措施。他先从其他几个王国下手，先把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一个郡和胶西国的六个县削减下来，划归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吴王刘濞看到汉景帝已经削了三个王国，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决定用武力对抗。他联合了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葘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一起出兵，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的起兵的名义是“清君侧”，就是要求杀掉汉景帝身边主张削弱王国的晁错。这当然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吴王刘濞纠集分裂割据势力，想要夺取汉景帝的皇位。汉景帝一方面派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等分头率军应战，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战事扩大，真的把晁错杀了，借以缓和七国敌对情绪。汉景帝虽然杀了晁错，可是吴楚七国仍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还是一个劲儿的向西北进军。
被汉景帝派去平乱的太尉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很善于用兵。他接受平乱的任务以后，对汉景帝说：“楚国的军队很剽悍，跟他们正面作战很难取胜，应当断绝他们的粮道，才能制服他们。”汉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作战计划，周亚夫领兵出发了。
军队来到霸上，有个叫赵涉的人拦住周亚夫的马车献计说：“吴王刘濞占据的地方很富饶，他招兵买马，想要造反已经很久了，这次您出兵去征讨，他一定会在半路上山势险峻的地方设下埋伏，袭击您的队伍，所以您千万不要从老路行军；应当走蓝田，出武关，直奔洛阳，走这条路虽说远一些，路上要多花一两天时间，但是走这条路出于吴王他们的意料，他们一定没有防备，等到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以为您是从天而降。”周亚夫接受了赵涉的意见，大队人马从右路直奔洛阳。
赵涉的建议果然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很快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得联军的粮食供应发生很大困难，士兵由于饥饿，纷纷逃散。周亚夫乘机发动猛烈进攻，把吴楚七国联军打得大败。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带了几千人、冲出重围，逃到长江南岸的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他想去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可是周亚夫早已悬赏一千斤金子购买他的脑袋，所以东越人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乘机杀了他，把他的脑袋献给了周亚夫。至此，历时约三个月的吴楚七国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
王充写《论衡》
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在位的三十年间，是东汉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教育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帝怕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自到太学里讲经，招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讲和看热闹。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讲解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可有别的讲法。汉章帝继续他父亲的做法，想方设法地加强思想统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亲自裁决，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把白虎观会议的记录，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白虎通义》的书。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写过一部《汉书》，这是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的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汉书》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记录了汉高祖刘邦起，到王莽篡汉为止的二百多年的历史。班固也擅长写赋。那时候，有人对首都建在洛阳表示不满，希望迁到西汉时候的首都长安去。班固反对迁都长安，他特地为这件事写了篇《两都赋》，赋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洛阳人。长安人夸耀长安如何如何好，应当作为首都，洛阳人说帝王之气在洛阳，应当以洛阳为首都。最后，洛阳人说服了长安人，两个人一致认为应当把首都建在洛阳。班固的这篇《两都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时候，有个反对专制思想统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观会议的要求唱反调的。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从小就很聪明，也很用功，六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被送进本乡的书塾，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二十岁那年，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虚心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日子一久，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各种各样的新书。王充很穷，他找到了新书，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阅读。王充读书十分专心，记忆力又特别强，一部新书，读书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背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当时政治很腐败。他不想做官，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像秘书一类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很长。王充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炟推荐他，说他的学问跟孟子和司马迁一样好。章帝也有意想请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情愿在家里写书。
王充用了几年工夫，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的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到处都安放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材料储藏了好几间屋子。他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新颖，材料也很丰富，说服力很强。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说：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条水蛭（俗名叫蚂蟥）。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挑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刑。他怜悯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他们说这就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肚子里热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宣传说：这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烧焦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碰巧的偶然现象，天上并投有什么雷公，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
蔡伦发明造纸术
王充写《论衡》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粗糙的麻纸，但是还不适宜于写字，他的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王充去世后不久，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出了适宜于写字的纸。从此。以后，纸、墨、笔、砚就成了中国人写字的主要文具用品，合称为“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不是同一个时候发明的，它们的出现有早有晚。笔和砚出现较早，墨和纸出现稍晚，按出现的顺序排列，应该是笔、砚、墨、纸。
文房四宝出现以前，人们最初把字凿刻在龟甲兽骨上，这是甲骨文。后来又把字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金文，或叫钟鼎文。春秋时候，笔出现了，刀笔并用，把字刻或写在竹简木牍上，最早的笔叫“聿”，是蘸了漆写字的。有了笔，很快就有了砚，那是用来调漆的。秦朝守长城的大将蒙恬改进了笔，做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毛笔。笔改进以后不久，墨出现了。用砚磨墨，毛笔蘸了墨写字，就比用漆方便得多了。但是木简木牍太笨重，所以人们又把字写在绢帛上。秦汉时候，绢帛和简牍并用。绢帛虽然轻便，但价格昂贵，所以人们一直寻找一种像绢帛那样轻便而价钱又便宜的东西用来写字。西汉时候，已经出现了一种用麻造的纸。这种麻纸很粗造，不适宜于写字，蔡伦就在用麻造纸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进行新的试验。
蔡伦字敬仲，是东汉和帝刘肇至安帝刘祜时候的一位宦官。他为人正直，敢于给皇帝提意见，很得汉和帝的信任。蔡伦又是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他看到写字用的简牍太笨重，绢帛太昂贵，而当时已有的麻纸又不适宜于写字；就下决心一心要造出一种既便宜又便于写字的纸来。
蔡伦先仔细研究了前人造纸的经验，知道了制造麻纸的原理就是把麻的纤维捣烂，压成薄片。因为工艺很简单，造出来的纸就很粗糙。蔡伦想，如果把工艺搞得精细些，造出来的纸也许就会细腻而便于写字了。于是他开始把麻捣得很烂，压成很薄的纸。这样做，纸是比较细腻些了，但是还不够理想，因为麻里面还有不少粗纤维捣不烂，所以做成的纸仍然不适宜于写字，并且把能织麻布用的麻来造纸，成本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