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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科学”地讲故事

杨晓清

摘要:如今,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科教类电视节目中,通过创作者们的不断实践和完善,故事化元素在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提升了科教节目的可视性和趣味性。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创作者在运用故事化手法、设计悬念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科普作品失去真实性、科学性。

当我们用故事来讲科学的时候,是否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去讲故事呢?本文试针对部分存在问题分析原因并根据自身创作实践,探讨如何做好故事的“糖衣”,讲一个好故事。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教类电视节目、故事化表现手法、挖掘知识、科学翻译科技传播是一项严肃而复杂的心智活动,需要深刻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卓越的表达能力。这对于科教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其中,最难的地方或许就是如何把被专业术语和抽象理论所包裹的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翻译”,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趣味知识,成功传递给普通的电视观众。

讲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和表现手法。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副总裁史蒂夫·伯彭斯说:“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这并非他的一家之言,而是科教类纪录片领域早已达成的共识。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成为一部好作品首要和必需的元素。《森林之歌》的总制片人陈晓卿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用大量电影故事片的手法来表现自然纪录片。在拍摄之前,编导是带着一个鲜明的故事主题,甚至带着分镜头剧本上路的。”

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创作者在运用故事化手法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科普作品失去真实性、科学性。所以,当我们用故事来讲科学的时候,是否也该冷静分析和思考一下,如何才能科学地讲好故事呢?

质疑从何而来

故事化的理念引入国内科教影视创作实践已经有好些年了,然而,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故事、营造悬念等表达方式却依然受到一些圈内人和观众的质疑呢?人们在“我们到底要不要讲故事”的迷雾中争论不休,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不是故事化理念本身出了错,而是一些创作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到位导致理念的被质疑。

1.理解上的偏差

第一,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在科教节目中,揭示科学知识是第一位的,而故事化元素是为传递内容而采取的一种有效的表现形式。然而,一些创作者却忘记了科普创作的根本——科学知识,把表现形式等同于内容,把“为了讲知识而讲故事”变成“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从确立选题的第一步就开始走偏。创作者所思考的,不是我要传递某方面的科学知识,而是我能找个什么样的好故事。于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挖掘故事上,却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把充实的科学知识放进去。即便最后呈现给观众一个好故事,但再精彩也只有一个故事的空壳而已。

第二,为了讲故事而讲知识。

事实上,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作品还不是很多,观众看得比较多的是“为了讲故事而讲知识”的节目。

不少创作者,也知道科教创作是必须要说点科学知识的,然而,创作的指导思路还是“故事为主,知识为辅”。具体在创作中,一般是先编织好故事,然后或随意或生硬地找一些知识点缀其间。这些作为“点缀”的科学内容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遗憾之处:或者是很牵强,或者是分量太小,或者是如蜻蜓点水没有讲透,或者是科学性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等等。

当知识只是作为故事的“应景”而出现时,是不太可能扎实可靠、丰富有趣的。

2.技巧上的偏差

第一,悬念等同于噱头。

好奇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带有悬念的事物对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设置悬念成为故事化表现方式中一个重要的技巧。然而,一些创作者在悬念的设计环节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其根源在于片面地把悬念理解为噱头。于是,在找选题时就特别热衷于离奇的故事,设置悬念时就刻意夸大离奇性,如果一个故事原本平淡无奇,甚至会“生造”出一些离奇来。

将悬念等同于噱头,事实上是对故事化的狭隘理解。对科普节目来说,什么是好故事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其能够成为科普知识的载体。也就是说,故事是能够为科学知识服务的,这是“故事”的立身之本。其次,真实自然。然后,再在创作中抓住一些吸引人的元素,比如起伏的情节、恰当的矛盾冲突、合理的张力等,就不失为一个好故事了。以前的老科教片《种子的旅行》、《小蝌蚪找妈妈》等至今令我们难忘,观众在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中不知不觉就吸取了科学知识,这些故事没有噱头,也并不离奇古怪,却是一个个成功的好故事。

第二,语不“惊”人死不休。

因为对故事化理解的偏差,一些创作者在解说词的风格上往往是一惊一乍,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从画面的剪辑到音效,也配合着这种语言的风格,频繁的闪白,悬疑的音效,等等。我们不否认,惊悚的效果的确是很吸引人的,但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合乎情理和自然巧妙。很多节目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惊悚、离奇、古怪,却刻意用画面、语言和音乐去营造气氛,往往令人感觉很不自然,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综上所述,一方面,创作者缺乏讲故事的技巧,讲不好故事;另一方面,创作者精心编织了一个故事的壳,却忘记把充实的内容、吸引人的科普知识放进去。这些创作上的偏差,都是因为不能“科学”地讲故事。

学做“糖衣”

想要让科教类节目吸引人,就得包裹点“糖衣”。故事是很好的“糖衣”。观众被这个漂亮的“糖衣”——故事所吸引,走上前来看个究竟、听个究竟。一个成功的故事能够让观众在剥开“糖衣”的过程中,饶有兴致地把包裹在“糖衣”里的“核”——知识——轻松愉快地吃进去。

那么,吸引人的“糖衣”该怎么做呢?下面,笔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一点粗浅的体会抛砖引玉,以期与同仁们一起探讨如何把故事讲好。

1.挖掘和修剪

好故事很少是现成的,要靠挖掘和修剪。

2009年10月,央视七套农业节目有一个针对马铃薯的大型宣传活动——“薯”光行动。那些被终年埋没在黑暗的土地里的马铃薯(确切地说,是马铃薯的块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参与进来的数个栏目都掘地三尺去挖薯,从不同的角度为马铃薯的盛宴献上一道道独特的菜肴。《科技苑》栏目侧重科普,在五集的系列节目《马铃薯的故事》中,我创作的头两集《从安第斯山到欧洲》和《从欧洲到世界》就是从历史和知识两个角度去挖掘的,没想到,这一挖“挖”回了1万年前,“挖”遍了大半个地球。

其实,创作之初,我挺困惑的。摆在面前的土豆,看上去是那样的“土”和“闷”,又能有多少故事可讲?挖吧!先从资料入手。才发现介绍马铃薯历史的书和资料实在是稀缺,对于农业领域,一个物种的起源和传播并非研究重点,而对于农业考古的领域,马铃薯又实在是太“小”了,完全无法和小麦、水稻这些大宗的五谷类相比,最后,只挖到一堆零散的资料。然而,这不多的文字却已经改变了我对马铃薯的最初印象。我在其貌不扬的马铃薯身上看到了故事的色彩,可圈可点。

然后我去采访了中国农业博物馆和社科院考古所的两位专家,采访结束,喜出望外。他们的侃侃而谈,已经将马铃薯身上可圈可点的故事演绎成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身世了。

但很快,我从喜出望外到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书本和专家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和素材,甚至有点眼花缭乱。有很多条故事线,好比朝着不同方向生长的枝枝蔓蔓,随意舒展,需要我去修剪。又好比“大珠小珠落玉盘”,需要我把它们串起来。

于是,我结构文稿的主要工作就是修剪和串联。最终保留一个主干、一条主线,然后再根据主线的需要,筛选大大小小的故事,通过恰到好处的悬念,安排这些故事元素在主线上有起有伏地出现。

就这样,马铃薯富有传奇色彩的身世被一点点修剪和串联出来,逐渐轮廓清晰。

关于马铃薯的起源,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座山——1万年前的安第斯大雪山,山上有个湖——海拔3800米的的的喀喀湖,湖边有群人——古老的印第安人,这群人在饥寒交迫,快要饿死的时候,发现了老天爷赐给他们的救命稻草——埋在土地里的马铃薯……”

关于马铃薯传播的故事,完全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最有戏剧感的三个点是这样的:当马铃薯随着西班牙的探险船队漂洋过海登陆欧洲后,被印第安人奉为神明的马铃薯却被欧洲人视为妖魔;而100年后,被妖魔化的马铃薯不仅是欧洲种植最广的粮食作物,而且作为拯救欧洲的作物而荣登史册;就在马铃薯以铺天盖地之势种遍欧洲大地的时候,一场恐怖的晚疫病却将马铃薯推向命运的谷底。这是马铃薯来到欧洲之后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三个点:首先是跌入最低谷,然后又上升到最高峰,接着又遭重创。可谓大起大伏,而这些起伏之中有多少引人入胜的悬念啊。这几笔足以为马铃薯的身世写下传奇二字了。更精彩的是,在马铃薯大起大伏的命运主旋律上,还有那么多充满了情趣的小变奏:因为推广马铃薯,俄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马铃薯暴动”;法国的皇后处心积虑地把马铃薯的花插到了头上;而德国的刑法中却多了一项罪名——不种马铃薯者,割耳割鼻。又比如,赫赫有名的肯尼迪家族居然和马铃薯晚疫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可以说,马铃薯在世界的传播是一个饱满而又跌宕起伏的好故事。

有句古诗可以概括故事化手法的一个原则,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断出现矛盾和障碍,制造足够的“饥饿感”,观众就能被吸引着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2.故事里要有“干货”

对于科普节目的创作来说,挖出一个好故事,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故事里要有“干货”——知识。

回顾《马铃薯的故事》的创作,我认为挖掘知识并不很费力,因为知识本身就在,只是我们缺乏发现的目光。在梳理了这些知识之后,我尽可能地使马铃薯的每个故事最后都有一个落点——落在知识点上。

在马铃薯起源的故事里就有这样一些知识点,比如,为什么古印第安人会从食物丰富的热带雨林迁移到高寒的安第斯山脉,从而与马铃薯结缘?这就涉及早期人类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会优先考虑什么因素等知识;而从古印第安人无意中发现丢弃在地里的马铃薯块能发芽这个事情,就能带出两个知识点:一是马铃薯的无性繁殖知识,二是早期人类的栽培活动很多并非有意识地安排计划,而来自无意识的行为,比如,人类在挖取马铃薯块茎时,野生马铃薯生长的土地被疏松了,松土有助于潜在的块茎长大,古印第安人无意识的行动恰恰谱写了马铃薯栽培技术的最初篇章。

在马铃薯的传播故事里,为什么马铃薯最后能成为欧洲种植最广泛的粮食作物?除了战争导致食物匮乏的社会因素,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不太适合种小麦和水稻这些粮食作物,而马铃薯既耐湿冷,又耐干旱,具有极强的抗逆性,所以才能广泛推广开来,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马铃薯在当时谷物种植发达的中国(明代开始引进)一直不能和主流粮食作物的种植相抗衡,最终在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西北部地区才扎下根来。这些知识穿插在故事里,并成为很多故事背后的根本原因。这样,节目的内容更饱满,也满足了人们对电视节目的内容多元化的需求。

3.科学翻译

在创作科教类节目时,同样是讲故事,不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难易程度。涉及历史、文化等人文类社会科学的节目,本身就充满了故事元素,有很好的故事基础,所以很容易讲出彩儿。比较难的是自然科学类。一个现象,一个原理,本身没什么故事性,需要创作者去设计,一般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设计自然合理的故事,知识穿插在故事里讲;另一个,也是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方式,就是并不一定要编出有情节的故事,而是运用故事化的表达手法,对殿堂里的、实验室的、大自然的种种科学现象、科学原理进行科学翻译。也就是说,把深奥难懂的科学知识、专家学者的专业术语“翻译”成通俗的口语,成为老百姓能听懂的、愿意听的家常话。说到底,就是语态的问题,我们的观众是普通百姓,节目的语态就要平民化一些才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创作马铃薯的节目时,我挖了故事又挖知识,然而,最终能在电视画面上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和知识的趣味性,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两位专家。他们非常懂得运用科学翻译,从创作者的角度说,他们是非常难得、非常理想的采访对象,因为他们很会“侃”,那些原本存在于文字里的故事,被他们一侃就侃“活”了,语言风格非常平民化,就像一个说书人那样娓娓道来,富有感染力。

事实上,科教节目的创作者要学的就是这个“侃”的功夫——科学翻译的功夫。

(杨晓清: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二级导演)